出版是思想和知识公之于众的重要媒介，上海则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源地和中心。1949年以前，全国80%以上的出版机构集中在上海，90%以上的近现代学术著作在上海出版，上海出版事业引领了近现代中国新知识传播与思想进步的潮流。
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共同主办的“近现代出版与新知识传播”学术研讨会，10月29日至30日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近50位学者参加会议，以现场发言或连线的方式，围绕“出版与新知传播”“出版与文化交流”“出版与商业互动”“辞书与教科书出版”“出版与新文化”“出版与科技知识”“出版与政治活动”七个专题展开探讨。
去年在建党百年之际，我馆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举办了“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重启新一轮的五年学术合作规划。研讨会的成果论文集《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列入“新闻出版博物馆文库·研究”系列，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参会学者在现场收到了第一批成书。
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代表主办方致辞，分别表达了对参会学者的欢迎。
黄洋教授表示，书籍和出版是现在知识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高校、出版业、博物馆与图书馆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学术推进非常有意义。“学术交流是推进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一直致力于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希望今后有机会邀请大家走进复旦校园，欢聚一堂，实现面对面的交流。
赵书雷在发言中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收藏有包括原中华书局图书馆在内的大量近现代出版文献、文物，博物馆需要吸收借鉴更多的最新研究成果、合作更多的专业研究力量，来为“讲好文物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更多智慧和支撑。博物馆建设已经进入最后冲刺，他向各界专家学者提前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届时前来参观，博物馆愿意为研究者们利用馆藏资源提供便利。
本次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四十余家高校及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及出版社的专家学者参与。与会学者纷纷表示，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借助研讨会这一平台建立对话，拓宽了视野，很受启发，对于跨学科研究起到推动作用。这些出自不同研究视域的论文，从书籍史、阅读史、翻译史、印刷史、文学史、科技史、教育史、商业史等多维度阐释了出版在新知识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最后的总结讨论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高晞教授指出，此次研讨会着重地关注了行业的“内史”问题，如市场、资本、人脉、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与新闻学不同的观察出版史的视野；又如关于医学、会计、蚕业、历书等小型专业性出版物对出版业、思想史影响的讨论，涉及到了过往少有关注的领域；在各学科、各领域的对话和互动中，出版史的概念或将逐渐清晰。最后，她对点评人给予与会青年学者的帮助表示感谢，特别肯定了年轻点评人的专业精神和批判精神，对所有参会学者对学术的贡献表示感谢。
主 旨 发 言
章宏伟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首先作了题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为例谈博物馆知识的传播》的报告。他指出，博物馆是“舶来品”，随着上海的开埠，由西方传来，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在博物馆的概念和新知识的传播中意义重大。从皇帝禁宫转变为国民共享的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甫一成立就从其物质实体中迸发出惊人的传播力量，许多人在这一转身中首次接触并认识“公共博物馆”的概念。从博物院设立、博物院存废讨论到文物南迁、伦敦艺展，故宫博物院一次次收获舆论热议，并借舆论的传播力量，层层广布、深化民众对博物馆的认知。
王鹏飞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王鹏飞教授在线上作了题为《世界书局教科书的两次竞争与现代教科书市场的型塑》的报告。教科书是出版业的重要品类，也是民国大型出版机构的标配出版物。在教科书市场能否占据一席之地，极大地影响一家书局的存亡兴衰。报告以世界书局与商务、中华，以及与开明书店的两次教科书出版竞争为案例，考证梳理大量史料细节，生动展示了在1930年代的民国图书市场上，创始人沈知方是如何在教科书出版上突出重围，形成与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局面。王鹏飞认为，两次竞争不仅有力打破了商务和中华垄断教科书市场的局面，塑造出全新的民国教科书出版格局：党义成为教科书编辑主线，直接催生了正中书局等的异军突起；中小出版机构如北新、贵阳文通获得更多生存空间，丰富了教科书出版市场；非全套教科书的，小而精、小而特的读本模式开始形成。
陶飞亚
上海大学教授
陶飞亚教授的报告题为《〈博医会报〉与中西医界的交流》，中国近现代出版研究过往对英文出版物有所忽略，这一研究以来华医学传教士团体博医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创立的英文医学刊物《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为材料，考察晚清民国中西医界的交流：《博医会报》及时引介西医学界最新理论成果、技术成果、化学药物和国际医学刊物，同步地、前沿地、广杂地向中国输入西医知识，并运用于中国各地的医学实践；根植中国本土，《博医会报》和它的作者群体与中国医学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刊登的对中医药物、理论和实践的引介和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以来华医学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医从业者对中医不断发现、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提示了新知识传播的双向性——在西方知识输入中国的同时，西方也正不断发现来自中国的“域外”新知识。
黄显功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
黄显功研究馆员作了题为《新阅读的资源生产与“文”“艺”类型的形成》的报告。报告以大变局时代的新出版和新阅读为背景，重点关注报刊这一中国近代出版的起点和基础，指出报刊受众面广、影响力大，“中国近代报纸在出版的过程中，演绎出一系列新的出版物，丰富了中国读者新阅读的资源”。文摘即是报刊出版催生的一种衍生性出版物，包括以官方阅读为主的、具有资政功能的翻译类文摘，以及面向大众的、服务精选阅读需求的文摘，“其所呈现的文献再生产现象，不仅是报刊出版的二次文化消费，还具有新阅读的价值取向”。画报是另一类在报纸中孵化的新阅读材料，作为舶来品的画报一开始随报附送，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文本类型，培育出新的阅读习惯和读者群体，读者的需求又反过来成为经营者创办画报的动力，在出版者与接受者间形成互动；同样地，漫画亦是从报纸中脱胎，独立而成为专门艺术，诞生漫画专刊。
专 题 讨 论
出版与新知传播
本组讨论由章宏伟主持，黄显功点评。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文献编辑室主任李强首先报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民国文献整理出版的探索与实践》，为与会学者介绍国家图书馆民国文献整理出版的成果及数据库利用方式。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申爽作了题为《启蒙的基础建制：印刷出版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语言文字普及运动》的报告，以1930年代“国语运动”与“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的印刷出版实践为线索，探究印刷出版媒介在近代语文普及运动中的角色与影响，从国家建构和社会再造的层面，揭示出版业如何构建大众启蒙的“基础建制”。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邵文菁作题为《上海伊文思书店考略》的报告，聚焦上海近代西书业知名企业伊文思书店，梳理其历史沿革，通过分析其经营理念、销售模式、产品推广等，回顾伊文思书店对近代中国图书市场的影响，以及在新文化、新思潮传播中所起作用。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炯里的报告题为《科学传播与文化传承：近代科技类译著的相关研究——以陈遵妫的〈宇宙壮观〉为中心》，对比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宇宙壮观》及其日语原著，从其中加译、减译、改译现象，探析异质文化与自文化、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翻译策略。
出版与文化交流
本组讨论由黄显功主持，姬凌辉点评。
中山大学教授郭丽娜首先作了题为《巴外方香港纳匝勒出版社与中西文化的交融》的报告。基于巴外方档案目录和法国宗教史专家拉戈·德尔古的研究，她就巴外方在港出版情况一一考述，指出巴外方出版物的全球文化特质和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
浙江师范大学蒋硕副教授作了题为《19世纪汉学家对前代汉学的阅读与接受——以晚清上海传教士晁德蒞为例》的报告，以晚清上海徐家汇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编译的拉丁文《中国文化教程》为例探讨这一知识阅读、接受与再生产的现象，认为晁译《四书》的拉丁文底本和诠释方法等问题显示出译者对前代耶稣会译著进行了广泛借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讲师彭雨新作了题为《北平日文报刊史料考证与近现代东亚的知识脉动——以日文〈东亚新报〉〈燕京文学〉为中心》的报告，从抗战时期日伪报刊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出发，通过新闻出版史研究和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两个层面展示相关报人、作家、文化人的国际主义跨域流动、复合型战争体验与东亚知识脉动。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陈拓作了题为《从敬一堂到共乐堂：明清时期上海天主教会的书籍刊刻》点报告。他通过对敬一堂、共乐堂刻本的全面调查，分析各自的历史与特色,并附带讨论上海其他教堂、教徒的书籍刊刻及传抄，追寻明清时期西方知识、思想与信仰在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文本脉络。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朱梦中作了题为《晚清外国兵制知识在中国的传播》的报告，他对外国兵制知识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历程进行了系统学术史梳理，发现这些外国兵制文献既互有联系，又各有特点，对晚清社会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万滢安作了题为《从理想走入现实的知识生产:童书译介出版的语境·主体·模式（1919—1949）》的报告。她指出，当时内外交困之下中国社会对外来新知识、新思想的急切渴求、秉持启蒙理想也努力积累符号资本的知识生产主体、不断调试而最终迎合本土出版语境的适应性知识生产模式合力将曾经处于社会场域边缘的儿童群体拉入社会视野之中。
出版与商业互动
本组讨论由王鹏飞主持，李林点评。
上海商学院副教授刘叙一作了题为《文学性与商业性的互动——赞助者视角下的〈现代〉杂志翻译活动》的报告，她以《现代》杂志翻译活动为例，阐述了杂志代表特殊时期、特殊地域及特殊媒介在被政治所缠绕的文学场域之外拓展话语空间的积极尝试，为我国特殊语境下的文化出版活动提供了多元化的借鉴。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石娟作了题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知方、沈骏声的通俗文学出版》的报告。她提出出版商的“助产士”功能，是近现代出版机构以及现代传媒出现之后，文学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其他国家一样，实际上是出版商、作家和读者共同建构的文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周旻作了题为《〈清议报〉的传播网络与读者群体——以《少年中国说》的“阅读共同体”为例》的报告，以《少年中国说》为考察《清议报》传播网络与读者群体的个案，论述了其传播路径和接受语境。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李子归作了题为《书店之外：略谈晚清上海别发洋行的经营（1876—1900）》的报告，尝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讨论晚清上海别发洋行从销售书报香烟彩票和廉价出版物的小铺到东亚地区重要书籍进出口和出版商的过程。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彭晓飞作了题为《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商业广告知识的传播》，介绍了近代博览会各个环节进行相关的考察和研究等活动推动了近代商业广告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博士生余龙作了题为《清末商业教材应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嬗变——以商业发展为中心》，介绍了清末各种商业性内容通过图书、报刊的渠道建立，切实加深了商业内容的传播，为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黄心禺作了题为《从〈华商行名簿册〉到〈上海指南〉：近代上海早期的商业黄页信息》的报告，展示目前所用到《华商行名簿册》（1906）和《上海指南》（1922）中商业和地理信息的研究价值。
辞书与教科书出版
本组讨论由邱雪松主持，康添俊点评。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善涛首先作题为《民国时期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出版史》的报告，对民国时期各类语文词典的编纂作出爬梳，展现了民国时期词典编纂的总体面貌和特征。
肇庆学院讲师戴维作题为《作新社的发行与编译事业——侧重教科书的考察》的报告，其关于近代中国第一家综合性出版机构作新社的研究历经六年考证，以扎实翔实的史料从发行书籍、书籍来源、市场评价等方面厘清作新社历史脉络。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莫为的报告题为《近代徐家汇“适应性”教材出版策略研究——以 1934年〈土山湾慈母堂印书馆图书价目表〉为例》，依托新见史料，梳理土山湾印书馆的教材出版，解读徐家汇的天主教文化机构群对学制更迭、社会嬗变与政教张力的能动回应。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褚欣桐在题为《阅读的秩序：读书指导类书籍中的阅读理想转型（1912—1949）》的报告中，探讨读书指导类书籍对阅读新秩序的塑造，在对“谁来读”“读什么”“如何读”“为何读”的回答中，探求时代命题之变、知识社会之变。
“辞书是人类知识累积与承传的关键载体”，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李林以民国时期教育类辞书的编刊为材料，在题为《专科与百科——民国时期教育学科辞书编刊论析》的报告中，考察其中所映射的，教育学科知识在中国的逐渐系统化和本土化。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李贝贝的报告题为《整合与归类：〈中华百科辞典〉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将《中华百科辞典》与传统类书等作比对，显示出其整体观和系统观、兼顾日用和学理，从中讨论在知识归类中达成的现代知识体系建构。
出版与新文化
本组讨论由郭丽娜主持，郭丽娜、陈拓共同点评。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石慧聚焦于“脚注”这一具体的印刷文明产物，在题为《脚注秘语：近代知识社会变迁的一则注脚》的报告中，考察其普及过程，探讨其作用，揭示脚注与知识凭证、写作职业化和学术政治的关联。
成都大学副教授张睿睿将海外幽默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作为研究主题，在题为《1910—1920 年代李科克幽默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大陆报〉和〈字林西报〉为对象》的报告中，介绍了加拿大作家李科克作品在上海的传播，及其对后来林语堂等中国作者幽默写作的影响。
安徽师范大学讲师李震的报告题为《“才女”的隐身与“新女性”的浮现——近代译界对新女性的熔铸》，以女子教育兴起为背景，在传统“才女”形象和“新女性”形象的对比中，呈现译界在翻译活动、翻译群体等方面的近现代女性主义表现。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康添俊注意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小型综合期刊《家》，在题为《何以为家？——〈家〉对现代上海都市家庭的想象与重构》的报告中，探析西方家庭知识的翻译如何重塑上海市民的家庭观。
上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李丹从刊物对读者的想象、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阅读的组织性等方面，在题为《国民革命时期青年读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接受——以〈中国青年〉周刊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中，立体地呈现一段马克思主义接受史。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潘恩源的报告题为《先锋的先锋：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事业》，从杂志定位、杂志推广、读者参与等角度，介绍《青年》等一系列杂志对青年读者群体的培育，并借其对《新青年》的启发，揭示其“先锋的先锋”性质。
北京大学博士生陈腾的报告题为《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晚清士人游宦与书籍流通》，创新地从交通、印刷、邮政三个层面的技术变革，观察书籍流通的文化现象，在火车、缩本、邮寄与士人交游方式的交织中，展现技术鼎革时期知识传播方式的转变。
出版与科技知识
本组讨论由高晞主持，蒋硕点评。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陶红和硕士研究生张德民合作的《清末中国蚕学期刊对国外蚕业科技的引进与传播》中指出，清末蚕学期刊对蚕业科技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促进了中国蚕业学科从大农学中分化和独立，也促进了蚕学研究人才的成长和队伍的壮大，还促进了近代中外蚕业科技的交流与互鉴。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王雪梅作了题为《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立信会计出版事业的运作与会计知识传播》的报告，阐述了全面抗战时期立信会计的出版事业，对于大后方会计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培育会计人才，传播会计业内动态与学术思想，推动会计和商业等领域的法规与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昌大学副教授杨新忠作了题为《小空间大舞台：新中国前30年农家历书编辑设计特色研究》的报告，以新中国前30年间出版的30本农家历书为研究对象，探索分析农家历书编辑与设计的信息、特色，认为坚守编辑设计内容和形式的新时代创新是目前农家历书编辑出版发展的重要途径。
上海市委党校编辑王玉作了题为《〈证交〉半月刊与证券知识在上海的传播》的报告，详细分析《证交》出版的背景和缘起、编辑和作者队伍、主要内容和栏目设置、读者与影响力，以及对促进证券知识在上海的传播以及推动证券市场在上海发展的贡献。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何玮作了题为《近代出版与社会性别重构——以1910年代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为中心》的报告，以1910年代《妇女杂志》为主要分析文本，探讨其塑造的“贤妻良母”的具体内涵，关注这一女性形象与前近代之间的关联与断裂之处，解析中国“女性”被纳入近代化轨道之际的特点。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研究员姬凌辉发表了《从纷繁走向统一：晚清民初细菌学名词审定工作刍议》的报告，从微菌、黴菌、微生物、微虫、百、裂殖菌等译词着手，指出晚清民初名词审查是审视近代学科成长的重要环节，并将其置于西学入华的艰难历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其存在着本土译词、欧美译词、和制汉语之间的词汇竞争。
出版与政治活动
本组讨论由李强主持，王鹏飞点评。
西南大学教授邱雪松延续其近年对开明书店的关注，在《知识青年·思想改造·文艺争鸣：围绕〈进步青年〉的讨论》这一报告中，以开明人、创刊经过、征文活动、与《中学生》的合并、政治学习运动等关键因素和事件为线索，在《进步青年》不断转向的发展脉络中考察社会政治变迁。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张慧颖的报告题为《战时动员：〈大公报〉与香港义演义赛（1937—1941）》，观察抗战时期媒体与慈善演出的交互，体察其中民族意识的生产和厚重的时代特征。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蔡译萱作题为《被规训的写作——东北沦陷时期〈明明〉杂志的象征意义》的报告，《明明》是沦陷时期东北第一本纯文学杂志，研究结合同人身份、经营策略、外部环境、文学立场等考辨，复现其在文化殖民下迂回写作的叛逆面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曾子恒的报告题为《〈中国能否实行独裁政治〉征文集与“独裁政治”认识建构》，他敏锐地发现征文集中的文本抄袭现象，并在进一步的深入探查中，发现1930年代的一批征文作者围绕“独裁政治”概念的阅读、接受、选择和表达倾向。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杜怀清作了题为《战动总会报刊出版工作的历史考察》的报告，以国共合作在晋察绥地区成立的“战动总会”的出版工作为对象，对其出版物、出版特点和当代启示做整理。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王叶伟借助《蒋介石日记》和翔实的档案材料，在题为《“奸党煽惑”与“他山之石”——论蒋介石对〈新华日报〉涉国统区报道的认识》的报告中，从蒋介石态度解读《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变化，及蒋政府的舆论观和媒体观。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陈李龙的报告题为《1920年代末的新书业与政党政治——以国民党改组派复旦书店为个案》，梳理复旦书店从1928年开业到1929年被查封的脉络，探讨新书业与政党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