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0日至8月31日，由我馆与复旦大学历史学习联合举办的“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以及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的60余位研究者相聚上海，围绕出版印刷业、书坊书店、知识传播、报刊编纂、技术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度研讨。与会者涵盖古典文献学、历史学、新闻学等不同专业背景，充分实现了不同学科学者之间思想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致辞No.1
8月30日上午九时，本届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教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赵书雷馆长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仇鹿鸣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由衷欢迎和感谢，并回顾了过去五年复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举办出版史学术研讨会的历史。赵书雷馆长表示，此次论文集收录文章内容丰富，报告涵盖印刷行业、书坊书店、知识传播与思想转型等多个主题，很好地回应了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思考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中，当代出版行业应何去何从。
主旨发言No.2
上午9时30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报告伊始，李教授首先梳理了中国近代知识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总体上可分为思想史与思潮史研究、学术史与知识史研究、以新名词/关键词与观念史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等类型。报告第二部分，李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关键概念与知识转型的五个侧面，李教授指出，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外来和本土的思想潮流互为激荡，推动了中国概念史发展的演进，而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也可以放在这一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框架下来理解。报告最后，李教授总结，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有其问题意识，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基于“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理路，由一系列作为公共生活基石的近代政治—社会关键概念入手，系统把握晚清时期知识体系转型的基本脉络，可展现中国人认知和心灵结构的近代转变，这既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近代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全球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的有力工具。
分组讨论No.3
第一组第一场
第一组第一场报告会8月30日上午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第一组四场次均在此地），由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叶新教授主持。本报告以清代出版与印刷行业为研究对象，依时间序考察其发展，勾勒出一幅清代出版业发展的动态图景。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肖文远的报告《清代广府通书与地方出版分工》以通书的出版分工为切入点，通过广府与兴宁、泉州、四堡等地的比较分析，展现了广府书坊、日馆与刻字铺的互动，为理解清代商业出版的历时性演变和地域性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蔚的报告《隐身闱内：清代科举考场中的印刷活动》把《钦定科场条例》等官方档案与考官、士子的亲身体验相结合，将隐身“闱内”的印刷活动推向台前，解码清代科场印刷出版体系的制度规范、技术运用及官—匠管理机制。文章对科举考场中印刷活动人员构成、具体环节及作用意义的探讨，不仅为解析清代科举体制的微观运作提供实证支撑，也为透视晚清印刷出版行业官民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考察侧面。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云霄报告的题目为《晚清上海雕版印刷业的兴衰与江南书业网络重构》。文章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重创了当时的刻书中心江苏与浙江，原有的行业格局被打破。在此期间，上海吸纳了大量的避难人口与资金，并借助区位优势发展图书市场，吸引书业资本陆续转移，光绪初年多家江浙书坊来沪设立分号。不过，上海与江浙书业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分工协作，上海以图书贸易为主，书版刊刻则交付江浙等地。尽管上海雕版印刷业的繁荣期较短，但这为后来新式印刷业的崛起开辟了市场，也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形成打下基础。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薛世良的报告《清末上海铜版印书业史实考探》在全面调查存世铜版印品的基础上，对清末铜版印书业的相关问题作了考探。文章指出，清末的铜版印书业与技术传播的关系并不紧密，只是互有交集。清末的铜版印书业以海外代刻为主，域内自刻为辅，均依赖于日本的印刷机构和刻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巍子的报告《夹缝求存：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业之环境、机构、业态》统计了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袁同礼《西人论中国书目》等近代西文汉学书目中收录的上海英文出版物，辅以OCLC数据库，整理考狄、袁同礼收录的上海英文出版物1500余种，筛选出30余家近代上海英文出版机构，从出版环境、出版机构、出版业态三个方面，对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业做了一概论。
第二组第一场
第二组第一场报告会8月30日上午在光华楼西主楼1901会议室举行（第二组三场次均在此地），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主持。本组报告或关注小型作坊、地方书坊的发展变迁，或聚焦书店与书局的历史境遇，以“个体生命史”的书写来呈现时代的发展变迁。
苏州毛上珍局出现于清中叶，是由刻工自行经营的小型作坊，以版刻等印刷方式刊印私人著作等书籍，为当地刻印名店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嘉楠的报告《从刻字店到印刷所——苏州毛上珍局的一百四十年》以毛上珍局各时期印刷品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及人物关系，略析毛上珍局的经营历程，从其店铺发展、技术革新及经营策略等方面略窥中国近代印刷文化的变迁。文章指出，至清末，传统刻字店的组织形式与生产特点已经逐渐难以满足大众需求，其势必要随着时代转型。毛上珍局在光绪年间引进铅字印刷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精细化分工协作，并承接官方文书、报刊印刷等业务，从刻字店发展为现代化的大型印刷所。
文成堂是由福建福鼎人陈鹏翛创办的地方书坊，其始于1878年，历经民国，衰于20世纪中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研究院孟雨春的报告《福鼎文成堂：一个地方书坊的近现代生命史》结合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等，还原了闽东山区的中国传统刻书坊机构的历史。文成堂创办之初利用了科举考试的市场需求而发迹，在面对市场变化等近代化冲击浪潮下通过刻印饼花、经销代售、调整经营策略等措施应对内外部危机。文成堂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遭到兵燹而雕版尽毁，之后仍通过减小规模、合并经营的方式延续，直至消亡。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闽东浙南地区唯一的书坊，文成堂的起落兴亡展现了中国古代坊刻在独特地理环境中面对近代化冲击的一个缩影。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晓霞的报告《革命与生意：革命浪潮中的上海书店》探究了上海书店在近代的发展变迁。文章指出，因“革命”而生的上海书店是中共早期党团书报的发行中心，承担着革命知识的“生产”“发行”和“集散”，建构起“主义”和“革命”的意义之网，为国民革命提供了“知识动能”，提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化解“革命”与“生意”的纠葛中，中共党团组织建设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尽管1926年因反动军阀的查封，上海书店被迫关闭，但中共的“革命生意”仍以蓬勃的生机在进行着，党团组织的建设亦在持续推进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的工作重心由沪迁汉，经营模式亦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书店将一批年轻干部分散到各地，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起一批分支机构，构成了书店的文化工作网。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员周祯伟的报告《开店：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开拓》通过分析这批年轻干部的履历及开设分支机构的经过，展现了书店在战时创作“文化奇迹”的形成过程。
南开大学文学院邱雪松教授的报告《新国家与旧出版：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聚焦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依托国家行政机关的政策命令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公函条文，结合出版社内部档案与当事人回忆，深描出版社如何从“仍准继续营业”，走到“军管”，以至“接管”，最终“清理结束”的历史轨迹，立体化其间过程中从政府部门领导，到出版社管理层，直至普通员工各种力量的对话与博弈，辨析世界书局在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回响。文章指出，世界书局的接管拉开了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为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全面建立做了准备工作。
第一组第二场
第一组第二场报告会由南开大学文学院邱雪松教授主持。本组报告集中关注西潮背景下的知识传播与思想转型。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操乐鹏的报告《广学会与女性文学东渐：奥尔科特〈小妇人〉、〈好妻子〉汉译考释》借奥尔科特阅读与创作之关联，探勘广学会译本对狄更斯、丁尼生及神话典故等互文性知识的译介取舍，追索世界文学资源与本土译本的遇合与抵牾。文章在《小妇人》原作的复调症候之下，爬梳主人公乔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观念的跨文化转译，追索女性主体之建构、女性文学译介模式之形成及广学会的中介之力等在文本、主体与历史语境中步履维艰的递嬗轨辙。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宋艳华的报告《〈大同报〉西学传播与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之阅读会通》基于《大同报》的西学传播框架，还原地方官员群体如何通过报刊阅读实现“西学新知”的认知解构与会通实践，揭示了阅读行为背后的文化权力博弈逻辑。文章指出，《大同报》一方面传播西学，成为近代中国士人实现知识结构转型的关键媒介，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精英阅读此报获取西学知识并进行在地化知识生产，亦呈现出文化主体性在知识传播中的能动建构。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与晚清官方对西学译介的导向结合紧密，所译西书在近代知识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徐婷的报告《京师同文馆的西书翻译与刊行》以国图藏同文馆聚珍版书籍及馆编资料为线索，结合诸种中英文原始资料，对该馆译书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考察印书处的组建过程及印刷活动，研究该馆西学译本的生产、刊行与近代知识廓形之间的关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乔会妮的报告《西医东渐与知识传递：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通过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分析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实际需求、官方政策规定、医护团体内部发展目标及护理教学实际选择间的互动关系。报告指出，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推动护理知识辐射至全国，其出版内容呈现出走向专业化的护士职业教育与面向大众化的护理知识传播，晚清以来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是近代中国西医护理本土化发展的历史缩影。
上海商学院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刘叙一的报告《知识传播与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生成——以期刊出版为中心的都市文学译介研究》聚焦于《现代》杂志等出版平台上的具体翻译文本及其引发的创作实践。文章认为，在1930年代上海都市化的背景下，以书局、出版社、期刊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出版媒介，为刘呐鸥、徐迟等译者群体提供了核心平台，使他们得以首次系统地将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和美国城市诗歌译介至国内。这些经由出版渠道输入的域外都市文学资源，通过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本土化创作实践，极大地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组第二场
第二组第二场报告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本组报告共同关注报刊的创办过程与舆论传播。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清的报告《戊戌庚子间的日本对华舆论渗透——以〈亚东时报〉为中心（1898—1900）》以深入解读《亚东时报》报论为基础，着重考察“中日结盟”论调之起落，廓清其舆论逻辑及内在动机。文章认为：该刊通过“同文同种”“师日变法”及“兴亚主义”等话语策略，将殖民逻辑嵌入中国政治危机，以实现干预中国内政、强化对日依赖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多重目的。作为半官方组织，东亚同文会聚合日本浪人、间谍、学者、报人等多重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揭示了日本对华舆论渗透的复杂面向。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熊辉的报告《士绅协力助启蒙：〈农学报〉的编创、特色与策略》借助奏折、书信、传记、日记等史料，从社会史的视角，补充罗振玉团队在编创《农学报》活动中借助“士绅阶层”的社会网络关系，组建编辑团队、加强读者互动与协助发行营销等方面的史实，重申以汪康年为代表的士绅群体，在《农学报》编创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从而揭示罗振玉团队编创《农学报》是晚清进步士绅群体协力共助的成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于小双的报告《民初新宗教的出版事业与文化网络》以20世纪20年代新宗教团体济南道院发行的两份报刊——月刊《道德杂志》与旬刊《哲报》为核心史料，考察济南道院宣教媒介与出版、印刷业务的全流程，在此基础上勾勒新宗教深刻融入全国思想文化网络、凝聚同抱道德救世情怀之士的历史轮廓。
中山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锐颖的报告《潜伏“笔垒”：抗战时期中共在〈东南日报〉构建的地下网络（1937—1942）》梳理了中共在浙江《东南日报》构建地下网络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关系，窥探在国民党新闻统制的语境下其党报所呈现的特殊面向。报告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浙江省战时省会金华成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成为国共双方开展公开合作与暗中博弈的主要活动区域。《东南日报》迁移金华以后，社长胡健中以开明的形象广泛吸纳人才，共产党人则利用舆论场域与国民党开明派、顽固派展开合作与角力。中共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安排左翼人士钱谷风、陈向平进入该社潜伏，并在东南地区建立文化阵地。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潇雨的报告《技术、劳动与革命的知觉启蒙——左翼文学中的印刷工人形象及其流变》聚焦于近现代中国新书业背景下的印刷工人这一独特群体，讨论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和他们所象征的历史能量。文章指出，郭沫若、茅盾、丁玲、萧军、蒋牧良、周洁夫等左翼作家的印刷工人书写展现了现代印刷产业中劳动者的身体经验与生存状态，并通过对技术与劳动的思辨将现实中的工人困境转化为文学主题。
第一组第三场
第一组第三场报告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主持。本组报告均是关于书籍的阅读与传播过程的探讨。
《三朝北盟会编》为宋代徐梦莘所撰，是研究宋金关系史的重要文献。该书问世以来，有多个版本流传，其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许涵度刻本，被近世推为“佳椠”。上海建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穆凤麒的报告《〈三朝北盟会编〉的近代意义兼谈许涵度》通过分析许涵度为《三朝北盟会编》所作序文及其本人的仕宦生涯，发现《三朝北盟会编》许涵度刻本的刊刻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关于“不平等条约”认识的深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转型的过程。
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光绪癸卯（1903）本是晚明史料丛书《明季稗史汇编》的铅印、石印版本。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邓昊贤的报告《铅印本、石印本〈明季稗史汇编〉及沪虞出版史料述略》发现，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本经历了从铅印本到石印本的过程；光绪癸卯（1903）本则为常熟藏书家经过徐兆玮校勘，上海大同书局出版。此二种是《明季稗史汇编》一书传播的重要一环，其校勘价值以及相关出版史对整理《明季稗史汇编》乃至晚明史料传播研究具有补苴之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骆炀的报告《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的成书、署名、出版、翻印及异文——兼及近代教科书出版史思考》通过搜集《中学修身教科书》的不同版本以及其他文献中关于该著的资料，对勘不同版本的正副文本，对该著成书、署名、出版、盗版翻印及异文展开考辨，并略述蔡元培批改本，对前人研究予以补正。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华讲学。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之际，知识界生成一股“罗素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吴赵宜发现，先行研究或考证罗素来华细节，或从学术、政治角度审视这一时期的“罗素热”，均未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对罗素著作出版后的阅读及接受的情况予以考察。吴赵宜同学的报告《翻译与阅读：重审1920年代的“罗素热”》由罗素来华前后“井喷式”译本出版引发的舆论争议出发，再对1920年代“罗素热”做一探讨。
尺牍指南广告延伸着书籍本身的知识场域，它既是认识、或阅读一本尺牍指南的另外门径，还为今天考察尺牍指南如何作为一种近代消费文化，提供了史料资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万益君的报告《贩售“不求人”：民国尺牍指南的广告策略与启蒙生意事业》通过考察尺牍指南广告之文本策略与商业建构，讨论了其怎样以市场传播和商业流通为根本目的，迎合受众群体最大化的兴趣和利益，从而理解尺牍指南如何运用其文化资本的力量，成为一种新文化运动的商业化产物，进而发展为一项成功的启蒙生意事业。
第二组第三场
第二组第三场报告会由《济南大学学报》编辑杨旻主持。本组报告共同关注印刷刊印中的技术、设计与装帧问题。
晚清时期出版的科技译著，无论是译书还是报刊杂志，都普遍伴随着对器械和解剖等科技图像的呈现，以作为对文字说明必要的补充。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王小海的报告《手绘器形：晚清科技译著插画的风格纠结》发现，在近代中国，雕版则依旧是官方科技译著的主要印刷形式，石印和铅印则构成补充。刻工以手绘的方式翻刻科技图像，并模仿铜版画的线条艺术风格，既展现出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的顽强活力，也暴露出刻画不够精确、难以呈现器械原貌的困境。用木板翻刻铜版画，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这一时期科技译书中所呈现出的插画艺术风貌，同样表现出中国近代科技接受史中的独特风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汪培的报告《照片之外：中国近代照相装裱卡纸印刷技术与“照片交往”研究》关注国近代照相装裱卡纸印刷技术的发展，文章指出：照相卡纸的边框作为书写空间而存在，承载边框文本信息，成为“照片交往”的物质性前提。照片交往的传播过程中，视觉图像与文本形成互相指涉的关系，并以视觉秩序与权力秩序的一致性统合图像规范，这为视觉图像参与社会交往、重新组织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邵文菁以近代印刷术的迭代为历史分期，从物质生产和图像设计两个方面，阐释模件化生产逻辑如何应对市场需求调整年画的形态和内容，并推动年画功能的转型。其报告《从记忆传承到景观制造——近代年画的模件化生产逻辑与形质嬗变》指出，年画跟随印刷术的更迭发生了物质层面“形变”，更顺势完成了其文化性质和社会功用的“质变”，从传承文化记忆的经典图符转变成塑造时代印记的视觉景观。
南昌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杨新忠的报告《拿来与转化：“钱封面”文字设计艺术域外风格研究》聚焦“钱封面”文字设计艺术域外风格，探讨风格的类型、影响、思想和启示。文章认为，“钱封面”文字设计艺术域外风格是“钱封面”最重要、最显著的品牌特色之一，探索了早期中国现代书籍封面中汉字字体与域外艺术风格如何协调匹配的独特路径和范式，是现代书籍封面文字设计现代化、民族化探索的早期案例。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唐永余的报告《试论近代上海出版技术革新对海派绘画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聚焦上海出版技术的发展，报告指出：繁荣的商业生态、安定的社会环境与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量书画家来沪寓居，以砚田为生。他们师承各异，风格多元，勇于中西融合创新，最终孕育出大师迭出、群星璀璨的海派绘画。在此过程中，新闻出版不仅对海派书画市场机制的构建与传播推广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技术革新更拓宽了绘画技法传承与理论传播的路径，推动了海派绘画的革新及现代化转型。
第一组第四场
第一组第四场报告会由《复旦学报》编辑陈文彬主持。
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甜甜的报告《民国古籍丛书命名的出版现代化转型》，以书籍命名策略为切入点，管窥民国时期古籍丛书的文化转型与编纂出版实践。文章指出，20年代张元济主持的《四部丛刊》与30年代王云五主持的《万有文库》，命名方式由“丛刻”向“文库”转变，这表明丛书名已经成为知识生产、文化权力变迁、技术革新与市场消费交互作用的表征，体现了出版理念的革新，更是出版现代化转型与知识传播机制重构的缩影。
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丛阳的报告题目为《上海佛学书局与现代佛教小说》。20世纪初，中国佛教界对现代小说的态度存在分歧：保守派僧信视其为违背戒律的“妄语”而强烈排斥，革新派虽欲利用其弘法效力，却不得不面对“破戒”的指责与内心的惶恐。文章认为，在此背景下，深植于现代上海开放、包容文化土壤的上海佛学书局，成为突破桎梏的关键力量。佛学书局主动调适，积极接纳并系统性地组织现代佛教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
1892年，韩邦庆在中国近代首部文学杂志《海上奇书》上连载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依托石印技术于文本中嵌入大量圈点符号，着重突出与声音有关的内容，打造出一份别具听觉属性的有声文本。复旦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黄艺兰的报告《清末石印小说的圈点技术与声音风景——以〈海上花列传〉初版本为例》从圈点符号这一小说最初连载时自身携带的“附件”入手，关注这种“形式”对“内容”产生的影响，即圈点如何作为“中介”，在小说文本塑造声音风景的过程中提供动力。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硕士生汪思宇的报告题目为《〈佩文斋耕织图〉和刻本及传播者群体研究》。文章指出，《佩文斋耕织图》自浙江出港抵长崎，经书籍校审后被木氏弘恭等藏书家接收。其后，《佩文斋耕织图》和刻本便在日本受众研读此书的基础上诞生，并于19至20世纪演变出14种版本，版本间包括画家、刻印工、写工、编辑及出版者等在内的传播者群体均不同，致使文本情况、现藏地各异，是日本接收清代印刷出版物与农业文化的典型案例。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教授叶新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生叶砚的报告为针对美国金恩公司“普林顿报告”的研究。文章指出，普林顿抵达中国后，不仅在多地开展调研，还与商务印书馆等本土出版商进行版权谈判，并调查了金恩公司在华代理机构伊文思书馆的经营状况。文章认为，在清末民初中国新式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这份报告清晰呈现了欧美出版巨头在华拓展业务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为早期欧美出版机构对华的系统性调研文献，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圆桌讨论No.4
两组别七个场次的报告发表完毕后，8月31日上午11时，与会学者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圆桌会议，总结会议成果。圆桌会议由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馆长张霞主持，与会师生均畅谈了自己的参会感想以及对出版史研究的思考。
叶新认为，中外出版交流是今后出版史研究应当深挖的一个重点。李恭忠希望研究出版史的年轻学者，一方面能具备古今中外兼通研究能力与视野，另一方面能处理好专精和贯通之间的辩证关系，撰写出更高质量的研究论文。邱雪松表示，这是自己第四次参加出版史会议，今年更深切地感受到年轻力量的成长，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版史研究定会有新的发展，出版史研究的未来很值得期待。陈文彬则谈到现行学术机制下，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与发表之间寻求平衡。不少青年研究者也踊跃发言，王小海提到，过去的出版史研究，普遍关注作者、读者群体等内容层面，这两年更多关注出版行业的商业链条，未来如果能做到商品、物质流通的全链条分析，或能为内容方面的阐释提供很大助力。
最后，张霞副馆长与张仲民教授代表主办方对本次活动进行简要总结与回顾。张霞指出，多学科交融一直是历届出版史学术研讨会的特色，也是新闻出版博物馆长期坚持的一个展陈设计理念。希望大家能对会议选题、形式，提出宝贵意见。张仲民首先对会议主题进行阐释，指出本次会议采取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这样一个较为宏观的议题，是希望能借出版史看学术史、政治史乃至整个近代史，从出版史的视角来回应近代史中的重大问题。本次会议中，不少青年学者对研究成果的掌握情况，对史料的处理能力都令人惊喜。他也希望，在会议形式上，今后可尝试采取工作坊等新的会议形式，将会议进一步做小、做深。在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与对下一届会议的殷切期待中，本届研讨会圆满落幕。
撰文：刘畅
编辑：陈媛媛
初审：张霞 毛真好
终审：馆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