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0日至8月31日，由我馆与复旦大学历史学习联合举办的“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以及纪念馆、博物馆、图书馆的60余位研究者相聚上海，围绕出版印刷业、书坊书店、知识传播、报刊编纂、技术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度研讨。与会者涵盖古典文献学、历史学、新闻学等不同专业背景，充分实现了不同学科学者之间思想的交流、碰撞与融合。
致辞No.1
8月30日上午九时，本届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仇鹿鸣教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赵书雷馆长代表主办方分别致辞。仇鹿鸣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由衷欢迎和感谢，并回顾了过去五年复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合作举办出版史学术研讨会的历史。赵书雷馆长表示，此次论文集收录文章内容丰富，报告涵盖印刷行业、书坊书店、知识传播与思想转型等多个主题，很好地回应了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出版与中国的近代化，也有助于我们更好思考在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中，当代出版行业应何去何从。
主旨发言No.2
上午9时30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概念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报告伊始，李教授首先梳理了中国近代知识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总体上可分为思想史与思潮史研究、学术史与知识史研究、以新名词/关键词与观念史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等类型。报告第二部分，李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近代关键概念与知识转型的五个侧面，李教授指出，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外来和本土的思想潮流互为激荡，推动了中国概念史发展的演进，而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也可以放在这一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框架下来理解。报告最后，李教授总结，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有其问题意识，没有共同的概念，就不可能有共同的社会，更不可能有行动的政治领域。基于“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理路，由一系列作为公共生活基石的近代政治—社会关键概念入手，系统把握晚清时期知识体系转型的基本脉络，可展现中国人认知和心灵结构的近代转变，这既是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近代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全球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的有力工具。
分组讨论No.3
第一组第一场
第一组第一场报告会8月30日上午在光华楼西主楼2001会议室举行（第一组四场次均在此地），由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叶新教授主持。本报告以清代出版与印刷行业为研究对象，依时间序考察其发展，勾勒出一幅清代出版业发展的动态图景。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肖文远的报告《清代广府通书与地方出版分工》以通书的出版分工为切入点，通过广府与兴宁、泉州、四堡等地的比较分析，展现了广府书坊、日馆与刻字铺的互动，为理解清代商业出版的历时性演变和地域性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蔚的报告《隐身闱内：清代科举考场中的印刷活动》把《钦定科场条例》等官方档案与考官、士子的亲身体验相结合，将隐身“闱内”的印刷活动推向台前，解码清代科场印刷出版体系的制度规范、技术运用及官—匠管理机制。文章对科举考场中印刷活动人员构成、具体环节及作用意义的探讨，不仅为解析清代科举体制的微观运作提供实证支撑，也为透视晚清印刷出版行业官民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考察侧面。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孙云霄报告的题目为《晚清上海雕版印刷业的兴衰与江南书业网络重构》。文章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重创了当时的刻书中心江苏与浙江，原有的行业格局被打破。在此期间，上海吸纳了大量的避难人口与资金，并借助区位优势发展图书市场，吸引书业资本陆续转移，光绪初年多家江浙书坊来沪设立分号。不过，上海与江浙书业之间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分工协作，上海以图书贸易为主，书版刊刻则交付江浙等地。尽管上海雕版印刷业的繁荣期较短，但这为后来新式印刷业的崛起开辟了市场，也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形成打下基础。
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薛世良的报告《清末上海铜版印书业史实考探》在全面调查存世铜版印品的基础上，对清末铜版印书业的相关问题作了考探。文章指出，清末的铜版印书业与技术传播的关系并不紧密，只是互有交集。清末的铜版印书业以海外代刻为主，域内自刻为辅，均依赖于日本的印刷机构和刻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巍子的报告《夹缝求存：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业之环境、机构、业态》统计了考狄《西人论中国书目》、袁同礼《西人论中国书目》等近代西文汉学书目中收录的上海英文出版物，辅以OCLC数据库，整理考狄、袁同礼收录的上海英文出版物1500余种，筛选出30余家近代上海英文出版机构，从出版环境、出版机构、出版业态三个方面，对近代上海英文出版业做了一概论。
第二组第一场
第二组第一场报告会8月30日上午在光华楼西主楼1901会议室举行（第二组三场次均在此地），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李恭忠教授主持。本组报告或关注小型作坊、地方书坊的发展变迁，或聚焦书店与书局的历史境遇，以“个体生命史”的书写来呈现时代的发展变迁。
苏州毛上珍局出现于清中叶，是由刻工自行经营的小型作坊，以版刻等印刷方式刊印私人著作等书籍，为当地刻印名店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江嘉楠的报告《从刻字店到印刷所——苏州毛上珍局的一百四十年》以毛上珍局各时期印刷品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及人物关系，略析毛上珍局的经营历程，从其店铺发展、技术革新及经营策略等方面略窥中国近代印刷文化的变迁。文章指出，至清末，传统刻字店的组织形式与生产特点已经逐渐难以满足大众需求，其势必要随着时代转型。毛上珍局在光绪年间引进铅字印刷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精细化分工协作，并承接官方文书、报刊印刷等业务，从刻字店发展为现代化的大型印刷所。
文成堂是由福建福鼎人陈鹏翛创办的地方书坊，其始于1878年，历经民国，衰于20世纪中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研究院孟雨春的报告《福鼎文成堂：一个地方书坊的近现代生命史》结合口述资料、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等，还原了闽东山区的中国传统刻书坊机构的历史。文成堂创办之初利用了科举考试的市场需求而发迹，在面对市场变化等近代化冲击浪潮下通过刻印饼花、经销代售、调整经营策略等措施应对内外部危机。文成堂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遭到兵燹而雕版尽毁，之后仍通过减小规模、合并经营的方式延续，直至消亡。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闽东浙南地区唯一的书坊，文成堂的起落兴亡展现了中国古代坊刻在独特地理环境中面对近代化冲击的一个缩影。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晓霞的报告《革命与生意：革命浪潮中的上海书店》探究了上海书店在近代的发展变迁。文章指出，因“革命”而生的上海书店是中共早期党团书报的发行中心，承担着革命知识的“生产”“发行”和“集散”，建构起“主义”和“革命”的意义之网，为国民革命提供了“知识动能”，提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化解“革命”与“生意”的纠葛中，中共党团组织建设不断制度化和规范化。尽管1926年因反动军阀的查封，上海书店被迫关闭，但中共的“革命生意”仍以蓬勃的生机在进行着，党团组织的建设亦在持续推进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的工作重心由沪迁汉，经营模式亦相应地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书店将一批年轻干部分散到各地，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起一批分支机构，构成了书店的文化工作网。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员周祯伟的报告《开店：生活书店在全面抗战初期的开拓》通过分析这批年轻干部的履历及开设分支机构的经过，展现了书店在战时创作“文化奇迹”的形成过程。
南开大学文学院邱雪松教授的报告《新国家与旧出版：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聚焦1949年后的世界书局，依托国家行政机关的政策命令与地方管理部门的公函条文，结合出版社内部档案与当事人回忆，深描出版社如何从“仍准继续营业”，走到“军管”，以至“接管”，最终“清理结束”的历史轨迹，立体化其间过程中从政府部门领导，到出版社管理层，直至普通员工各种力量的对话与博弈，辨析世界书局在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经验回响。文章指出，世界书局的接管拉开了私营出版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幕，为社会主义出版体制的全面建立做了准备工作。
第一组第二场
第一组第二场报告会由南开大学文学院邱雪松教授主持。本组报告集中关注西潮背景下的知识传播与思想转型。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操乐鹏的报告《广学会与女性文学东渐：奥尔科特〈小妇人〉、〈好妻子〉汉译考释》借奥尔科特阅读与创作之关联，探勘广学会译本对狄更斯、丁尼生及神话典故等互文性知识的译介取舍，追索世界文学资源与本土译本的遇合与抵牾。文章在《小妇人》原作的复调症候之下，爬梳主人公乔的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观念的跨文化转译，追索女性主体之建构、女性文学译介模式之形成及广学会的中介之力等在文本、主体与历史语境中步履维艰的递嬗轨辙。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宋艳华的报告《〈大同报〉西学传播与近代中国知识精英之阅读会通》基于《大同报》的西学传播框架，还原地方官员群体如何通过报刊阅读实现“西学新知”的认知解构与会通实践，揭示了阅读行为背后的文化权力博弈逻辑。文章指出，《大同报》一方面传播西学，成为近代中国士人实现知识结构转型的关键媒介，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精英阅读此报获取西学知识并进行在地化知识生产，亦呈现出文化主体性在知识传播中的能动建构。
京师同文馆的翻译实践与晚清官方对西学译介的导向结合紧密，所译西书在近代知识的转型过程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徐婷的报告《京师同文馆的西书翻译与刊行》以国图藏同文馆聚珍版书籍及馆编资料为线索，结合诸种中英文原始资料，对该馆译书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考察印书处的组建过程及印刷活动，研究该馆西学译本的生产、刊行与近代知识廓形之间的关系。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乔会妮的报告《西医东渐与知识传递：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通过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分析近代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与社会实际需求、官方政策规定、医护团体内部发展目标及护理教学实际选择间的互动关系。报告指出，作为近代中国出版业的中心之一，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推动护理知识辐射至全国，其出版内容呈现出走向专业化的护士职业教育与面向大众化的护理知识传播，晚清以来上海护理书籍的出版实践是近代中国西医护理本土化发展的历史缩影。
上海商学院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刘叙一的报告《知识传播与近代中国的现代性生成——以期刊出版为中心的都市文学译介研究》聚焦于《现代》杂志等出版平台上的具体翻译文本及其引发的创作实践。文章认为，在1930年代上海都市化的背景下，以书局、出版社、期刊杂志为代表的现代出版媒介，为刘呐鸥、徐迟等译者群体提供了核心平台，使他们得以首次系统地将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和美国城市诗歌译介至国内。这些经由出版渠道输入的域外都市文学资源，通过穆时英、施蛰存等作家的本土化创作实践，极大地加速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第二组第二场
第二组第二场报告会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本组报告共同关注报刊的创办过程与舆论传播。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清的报告《戊戌庚子间的日本对华舆论渗透——以〈亚东时报〉为中心（1898—1900）》以深入解读《亚东时报》报论为基础，着重考察“中日结盟”论调之起落，廓清其舆论逻辑及内在动机。文章认为：该刊通过“同文同种”“师日变法”及“兴亚主义”等话语策略，将殖民逻辑嵌入中国政治危机，以实现干预中国内政、强化对日依赖及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多重目的。作为半官方组织，东亚同文会聚合日本浪人、间谍、学者、报人等多重力量，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揭示了日本对华舆论渗透的复杂面向。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熊辉的报告《士绅协力助启蒙：〈农学报〉的编创、特色与策略》借助奏折、书信、传记、日记等史料，从社会史的视角，补充罗振玉团队在编创《农学报》活动中借助“士绅阶层”的社会网络关系，组建编辑团队、加强读者互动与协助发行营销等方面的史实，重申以汪康年为代表的士绅群体，在《农学报》编创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从而揭示罗振玉团队编创《农学报》是晚清进步士绅群体协力共助的成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于小双的报告《民初新宗教的出版事业与文化网络》以20世纪20年代新宗教团体济南道院发行的两份报刊——月刊《道德杂志》与旬刊《哲报》为核心史料，考察济南道院宣教媒介与出版、印刷业务的全流程，在此基础上勾勒新宗教深刻融入全国思想文化网络、凝聚同抱道德救世情怀之士的历史轮廓。
中山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锐颖的报告《潜伏“笔垒”：抗战时期中共在〈东南日报〉构建的地下网络（1937—1942）》梳理了中共在浙江《东南日报》构建地下网络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复杂关系，窥探在国民党新闻统制的语境下其党报所呈现的特殊面向。报告指出，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浙江省战时省会金华成为全省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成为国共双方开展公开合作与暗中博弈的主要活动区域。《东南日报》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