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适逢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戈公振先生诞辰135周年。两位先生同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虽相差五岁，却以笔为剑，共擎真理之光，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结下深厚情谊。他们以新闻报国为志业，一个以犀利时评唤醒民智，一个以系统理论奠基学科，共同书写了中国报人“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史诗。追溯二人惺惺相惜、同气相求的往事，既为纪念先贤，亦为启迪今人。今天是中国记者节，谨以此文致敬永不褪色的新闻理想与家国情怀。戈公振曾说，“教我的是狄平子，识我的是史量才，了解我爱护我的是邹韬奋和马荫良。”
戈公振 邹韬奋
狄平子，即狄楚青（1873—1941），是戈公振在上海最早服务的时报社创办人，史量才和马荫良是《申报》的总经理和经理，戈公振1928年冬世界报业考察归来后进入申报馆工作，1930年创办《申报·图画周刊》，1931年后任总管理处设计部副主任。邹韬奋，算是戈公振的社外友人、新闻界同行，他们有着相类的经历：比如都从事报业；都曾两度出洋，意欲学习借鉴先进国家的报业经验；都拥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心，想通过自己从事的新闻行业开启民智、救亡图存。那么，邹韬奋与戈公振是如何相识的？
邹韬奋是1928年于张竹平先生家宴席间首次见到刚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戈公振，席间，戈公振对《生活》“深加奖借，不作泛泛奖语，乃能详举其特点所在”（心水：《迷》，《生活》1929年第4卷30期） ，给韬奋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邹韬奋眼里，戈公振是一个痴迷于报业的“报迷”，以新闻事业为志业。邹韬奋参观戈公振的“淞云别墅”，目之所及，均为他搜集到的世界各地的日报周刊，哪怕是一张旧得不堪的老报纸，“他仍保藏有如珍宝，欣然取出相示，大有眉飞色舞之概”，“好像已把自己嫁给新闻事业了”！（心水：《迷》，《生活》1929年第4卷30期）对戈公振的新闻学代表作《中国报学史》，邹韬奋也曾通读，他认为戈公振将中国报业分为 “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报纸营业时期”四个历史时期是最大的学术贡献，并认同戈氏对当下商业报纸缺少舆论指导精神的独到观察。1930年，《生活》周刊创刊五周年，戈公振受邀主编了《生活》周刊《五周纪念特刊画报》，韬奋在5卷52期《〈生活〉五周纪念特刊》一文中说，“新闻界的老将戈公振先生是读者所知道的，用不着记者的介绍。目前我国各日报中星期画报最有精彩的要推《申报》的《星期画报》。而本刊这次的《五周纪念画报》也承戈先生全权主持编辑的，用最上等的米色铜版纸精印，加入五周纪念特刊里面一同装订”。戈公振还编辑了《生活周刊双十特刊画报》。
1932年，邹韬奋邀请戈公振担任《生活日报》的总编辑，并在《生活》周刊上广而告之。
本报的总编辑已请定戈公振先生担任。戈先生担任《时报》记者及总编辑者十几年，到欧美专门考察研究新闻事业者两年，回国后仅在《申报》的图画周报上小试其技，已成绩斐然，群认为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报比美。但在编辑方面总未有给他展其所长的机会。所以我们为本报及人才计，决意请他加入。
《生活》周刊第7卷第38期（1932.09.24）
这个计划后来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从邹韬奋致戈公振的信中也可知，《生活日报》的创办计划先是取消，后来邹韬奋、胡愈之再次邀请访苏的戈公振回国重新筹办，不料戈公振回国一周即因病去世。
在戈公振出国考察的1932年至1935年，戈公振与邹韬奋多次通信。目前可见的邹韬奋致戈公振的全文通信有八封，时间为：1932年12月10日、1933年2月9日、1933年4月6日、1933年4月22日、1933年5月23日、1933年6月2日、1933年7月11日、1934年4月5日。这八封信中，韬奋为了告知朋友自己写信的情况，还提到了几封去信（暂无全文），时间为：1932年11月17日、1933年1月30日、1933年3月15日。也就是说，邹韬奋至少给戈公振写了十一封信。在当年的跨境条件下，这样的通信可谓比较频繁了。
邹韬奋与戈公振的通信，主要包含几方面的内容：一、向戈公振约稿，包括文章、照片以及书稿；二、报告按月预支稿费的情况；三、报告《生活》周刊的艰难处境和人员安排、四、报告欧游历程。下文分述之。
一、约稿
邹韬奋在1932年12月10日的信中说，“如有意再作海外之游，本刊可请吾兄担任特约撰述，按月需送薪金若干，以资补贴，均可加以考虑”。又在1933年2月的去信中说，“吾兄已决定赴柏林并往莫斯科观察经济，情形甚慰”。1933年4月6日写信说，韬奋知悉“兄已于三月五日抵俄京”，在这封和后续的信中屡次恳请戈公振惠赐大著佳作和照片，约稿不遗余力。
▲1932年12月10日韬奋签名致戈公振信
1933年3月，戈公振作为中央通讯社的特派记者，随驻俄大使颜惠庆访问苏联，此后在苏联驻留两年多，直至1935年秋受邹韬奋、胡愈之邀请返国。在戈公振此次出国前，《生活》周刊7卷刊登过三篇戈公振的通讯《白里安的回忆》（7卷12期）（1932.03.26）、《到东北调查后》（7卷30期）（1932.07.30）、《途中的中国代表团》（7卷48期）（1932.12.03）。
从这些通讯中可知，戈公振是一个对外交事务和国家局势很感兴趣的记者，这和当时中国受到日本侵略的处境密切相关。
从邹韬奋致戈公振的信中可知，戈公振除了供稿，还供给《生活》周刊海外照片、苏联画报、蒙古邮票、图书等。邹韬奋也从一个编辑的角度，从长远着眼，希望戈公振将苏联现状成文，以待将来缀篇成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这个设想后来因戈公振的突然离世未能完全达成，但邹韬奋仍将戈氏生前关于苏联的撰述收集起来，编成《从东北到庶联》一书。
▲1933年4月22日韬奋签名致戈公振信
二、告知预支稿费情况
在邹韬奋、戈公振二人的书信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话题，就是预支稿费。戈公振在海外考察时，家中尚有一子戈宝树，才十三岁。戈公振委托妹妹戈绍怡代为抚养，戈公振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在1933年4月6日、1933年4月22日以及1933年5月23日的去信中，邹韬奋均详细告知支付稿费的明细和按月预支稿费由司徒博先生代收转交府上的消息。除了给《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供稿，戈公振还给《国闻周报》《世界知识》《时代》画报等杂志供稿，内容为苏联见闻。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从东北到庶联》一书。
▲1933年4月6日韬奋签名致戈公振信
▲1933年5月23日韬奋致戈公振先生信
▲戈公振遗著《从东北到庶联》
三、报告《生活》周刊的艰难处境
在戈公振出国期间，《生活》周刊被置于风口浪尖，遭遇了辖制和波折。主编邹韬奋将亲身经历告知好友。韬奋在1932年12月10日、1933年2月9日以及1933年7月11日的信件中尤为详尽地向戈公振一一告知了《生活》从面对威胁仍坚持发行，到横遭扣禁、邮递受限、运费大增，以致收支不抵、降薪补贴，到不可公开邮递，只能暗中购买的种种情形。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5月丁玲被绑架，6月杨杏佛遇害，邹韬奋和胡愈之同列“黑名单”。邹韬奋权衡后决定出国暂避，1933年7月14日启程，同年12月，《生活》周刊被迫关闭。韬奋的这些信件，可看作1933年《生活》周刊遭遇变故的小史。虽然处境恶劣，《生活》周刊都顽强生存，尽力应变，维持销数。也可见《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等人的领导下，坚持言论自由，拒绝收买，不丧报格。
▲1933年2月9日韬奋签名致戈公振信
▲1933年7月11日韬奋签名致戈公振信
四、报告欧游历程
邹韬奋于1933年7月出国，在7月11日给戈公振的信中，告知了自己现赴意大利、再去日内瓦及法国、英国、最后赴德赴俄游历的行程计划。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从上海出发，经东南亚，到意大利威尼斯，游佛罗伦萨、罗马、米兰等地，入瑞士日内瓦、伯尔尼，9月底进入英国伦敦。1934年2月游历法国、比利时、荷兰，3月去德国，后赴莫斯科的暑期学校，再去美国。1934年4月5日，邹韬奋又告知公振原本计划的暑期俄国之行“须于七月初始能成行，恐不获机会面聆教益，憾何如之！”
▲1934年4月5日韬奋致戈公振信
1935年8月，韬奋回国其出游经历，陆续结集为《萍踪寄语》初集、二集、三集，以及《萍踪忆语》。有关苏联的内容，就在《萍踪寄语》三集。邹韬奋和戈公振在苏联，碰过好几次面，《小布尔乔亚的末路》一文中，提到戈公振在俄国遭窃的事，公振尤其痛心相片被窃，宁愿以摄影机奉送也不愿相片被窃。《衣食住行怎样？》一文中提到公振曾请他到新开的咖啡馆去吃点心；《几位苏联的青年朋友》一文谈到邹韬奋临离开莫斯科，好朋友克娜拉到戈公振先生的旅馆里和他道别。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10月，在韬奋和胡愈之的第二次邀请下，戈公振也踏上了归途，拟重新筹办《生活日报》。不幸的是，戈公振抵返上海一周，即因病离世。为纪念老友，邹韬奋写了两篇文章，一为以“戈公振先生治丧处全体同人”名义写的短文《纪念戈公振先生》（收入《韬奋手迹》），既是讣告，也是对戈公振生平的回顾和道德评价；一为《悼戈公振先生》，系邹韬奋在戈公振先生10月24日大殓后写的长文，这篇文章是对戈公振回国后情形的最详尽的记述。
▲韬奋手迹《纪念戈公振先生》
戈公振至死都不忘抵抗日救亡的志愿，令邹韬奋动容：
他很吃力，简直接不下去，停一会儿，他才说：“在俄国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就回来……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
这激励着韬奋为代表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完成未竞的使命：我们都当以同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态度，朝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向前猛进。
戈公振去世后一月余，《从东北到庶联》一书编定，韬奋写下“弁言”，介绍成书经过，并诉说对老友的怀念之情。
戈公振先生治丧处同人议决，先把戈先生数年来散见于各刊物上的遗著编成单行本，以留纪念，并公推我担任搜集编辑的责任，我便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下来。现在于百忙中编成了这本《从东北到庶联》。我把他的这些遗著重看一遍之后，更感到戈先生早死的可惜，因为他的对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悲愤的热情，和游历海外时在认识和学力上的飞跃的进步，都在字里行间流露着，使我们愈益感觉到失却了这样前进的一位同志，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们赶快把这本书编成印行，不但是“纪念”戈先生，同时也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是戈先生数年来所辛勤获得的很有价值的材料的一部分，现在把这些散见着的材料汇集编纂起来，成了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好书。这是于“纪念”之中还含有体念戈先生一生勤勤恳恳服务社会的意思。
这也是邹韬奋对知友戈公振的一个交代和慰藉。
邹韬奋在《萍踪寄语》“弁言”中说，在持笔叙述的时候，心目中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邹韬奋和戈公振这两位新闻界的前贤，都在自己的新闻志业中追问和回答过这两个问题。也因此，成为惺惺相惜、同气相求的好朋友。如今追述两位先贤在九十年前的交往，也是为了学习先贤们胸怀祖国而放眼世界的眼界和气度、行动和意志。
展期
2025年10月23日—2026年1月22日
地点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杨浦区周家嘴路3678号）五楼临展厅
主办单位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撰稿：王京芳
编辑：陈媛媛、王吉安
初审：张霞 毛真好
终审：馆务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