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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正主持出版《蜜蜂》画报的郑午昌欲为这部新刊谋求一副正楷铅字。商务印书馆早在1909年便制成二号楷体一副，但并非足号全套；华丰铸字制模厂于1922年刻成“华丰正楷”一至六号及新四号方形字各一副，但由于镌刻走样，字形不优美，印刷厂多不采用；一外商公司（吴铁声回忆其为“英商美灵登广告公司”，亦有“德商ABC商业印刷所”说）有一副二号和一副五号正楷字，然郑午昌与其交涉屡遭留难。他于是决意自刻一套美观、实用的正楷铅字，即为后来的"汉文正楷”。
“汉文正楷”自1929年开始制造，至1933年9月完工，配套完备、字形美观，颇受社会欢迎，汉文正楷印书局一时业务兴隆。1935年，汉文正楷获国民政府确定为正规字体、教育部规定为印刷教科书的字体，直至20世纪90年代，仍应用于小学课本等出版物。
为“汉文正楷”书写字样的是萧山高云塍，这位前清秀才如何来到上海？又如何投入近现代出版产业？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编审雍琦曾撰《高云塍——中国首套楷体铅活字“汉文正楷”的书写者》一文，刊登于我馆馆刊2020年第2期，请随此文走近高云塍其人其字。
19世纪，诞生于中国的印刷术在自己的故乡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西方传教士因为印制中文《圣经》的需要，利用近代印刷术改革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他们用西洋制造铜模铅字的方法，制作汉字铜模，铸造铅活字，制版印刷。印刷术的改良，促进了报刊图书的大批量生产，报刊图书市场的繁荣，又反过来要求印刷术的进一步改良和完善。在中西碰撞、空前活跃的文化气氛中，国人借鉴西方技术，结合传统印刷术的经验和审美要求，开始谋求自行设计铸造金属活字，开创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近代出版印刷事业。有学者统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国有21家企业或个人，开发了34种金属活字。①这些金属活字所用的字体，以宋体为主，也有一部分楷体和其他字体。而在楷体活字中，创制时间最早、配套最完备、影响最大的，是汉文正楷印书局的“汉文正楷”字体。
注：
①孙明远：《20世纪前期中国仿宋及楷体活字开发活动概览》，《包装工程》2018年第12期，第4页。
关于“汉文正楷”字体的主要创制经过及其社会价值和意义，拙文《汉文正楷字体小史》曾作简要述评。文中对于这项事业中的一位“功臣”——“汉文正楷”字样的书写者高云塍——稍有提及，未作展开。本文拟对高云塍作一简要介绍，纠正和补充相关工具书对他的叙述，并期望通过考察高氏的职业生涯，丰富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细节。
▲书法家高云塍（1930年摄于上海）
一
高云塍是浙江萧山人。萧山高氏自称“海宁岩门高氏”，系南宋诗人高翥的后裔，原居钱塘江北的海宁岩门，后因钱塘江水道改变，居于江南的萧山。据萧山高氏宗亲后人介绍，高云塍系浙江岩门高氏二十六世后裔，属宜字辈，名鹏举，谱名建标，字挹群。他还有个别号，黄山佚民。②
高云塍出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③，他所住的村庄在萧山仓前，多数是同姓族里人，除了耕田种地外，有不少是脚夫，用独轮车和小帆船运送粮食和土产到杭州，“终年辛勤劳动，不得温饱”。④
他在清末考取秀才，一直居乡，在家设私塾谋生，因以欧体楷书见称于时，兼售自己的书法作品补贴家用。⑤育有三子四女，大儿子曾参加北伐军⑥，小女儿高小霞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高云塍子女众多，生活清苦，曾有把小女儿送人的想法。⑦直到年近五十，他终于另觅生路——1929年左右，进入上海中华书局工作。
注：
②高云塍书扇面，见王学欣、唐晋主编 《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彩插。
③据高云塍照相注释“1930年于上海，时年49岁”倒推。照相见《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页。
④高小霞：《故乡行》，《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⑤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载高云塍润例，通讯地址中有“杭州太平坊舒莲记扇庄”。舒莲记是杭州著名的扇庄，应是高氏赴上海以前的作品寄售点之一。
⑥高小霞：《求学》，《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
⑦同⑥，第187页。
在中华书局，高云塍的工作主要是书写中小学教科书和字帖，生活依旧清贫。他在赫德路嘉禾里1435号租到一间小屋，携小女儿同住。赫德路就是今天的常德路，嘉禾里又名嘉禾坊，如今已被拆除，被拆前的地址是常德路81弄，靠近常德路、安义路的丁字路口，就是现在越洋国际广场的位置。当时的赫德路嘉禾里，租金低廉，房屋简陋，是一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地方。
1928年夏初，新婚燕尔的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就在嘉禾里前弄的1476号入住，可以说是高云塍的邻居。王映霞对此地的回忆是：
我们选中这个住处，一则为了和祖父的住处相近，二则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低。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一处，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比较容易隐蔽。有了以上这些原因，郁达夫是很满意这个环境的。⑧
郁达夫有《灯蛾埋葬之夜》一文，专门描写嘉禾里新居的夜晚，其中说道：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这地段说起来，似乎略嫌贵些，但因这样的闲房出租的并不多，而屋前屋后，隙地也有几弓，可以由租户去莳花种菜，所以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在理的价格。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是在洋场近处，无论出多少金钱也难买到的。……室内的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⑨
注：
⑧《现代作家郁达夫的上海旧居》，见黄国新、沈福煦编著《名人·名宅·轶事——上海近代建筑一瞥》，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⑨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三卷·散文》，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0-145页。
高云塍生活和居住条件，于此可见一斑。他的小女儿高小霞，跟随父亲居住上海，平时受读古文，印象最深的就是“居陋巷，人不堪其忧，颜焉不改其乐”。
作为一个“乐在其中”的书法家，高云塍在中华书局工作固然没有脱离专业所长，在平时的生活中，也须臾不离书法圈。刚到上海不久，他即在《蜜蜂》画报上刊登润例：
霞轩楷书润例（萧山高建标挹群甫记）：立轴每幅八元，楹联每尺一元，五尺屏条每张三元，六尺加一元，六尺寿屏每条四元，格言六尺二十元，五尺十六元，四尺十元，横幅同，琴条每张四元，炕屏每条五元，纨摺扇每面四元，双行加倍，女扇每页六元，册页每页四元，名刺每件一元，磨墨费加一成。先润后书，约期取件。劣纸、立索不应。通讯处：杭州太平坊舒莲记扇庄，上海静安寺路中华书局编辑所，赫德路嘉禾里一四三五号。⑩
对于书法的乐此不疲，高云塍也有过夫子自道：壬申夏热特甚，余连日握管作书，不以为苦，盖有癖也。⑪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的业务，则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此时，上海的业务逐步紧缩，以致高云塍有了失业的危险，1938年高小霞考取西南联大生物系，竟因家庭困难，不能成行。1940年夏天，高云塍走完清贫穷愁的一生，享年60岁。⑫
注：
⑩《蜜蜂》画报第1期，1930年3月11日，转引自王中秀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
⑪高云塍书扇面，《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彩插。
⑫高小霞，《求学》，《润物细无声——徐光宪教授八秩华诞志庆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
二
在中华书局工作直至逝世的短短十年间，是高云塍走出乡里，投入近现代出版产业的重要人生阶段。他结交了一大批文化界、出版界的人物。同在中华书局任职的俞守真、沈雁冰，都是高云塍的好友，三人“常有往来，相互磋商，诗文大进”。⑬
高云塍在中华书局的主要工作，是抄写教科书、编写字帖。中华书局在1912创立之初，即以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预料革命定能成功，教科书应有大改革”，在辛亥革命前夕即已秘密编写适应革命需要的教科书。在民国成立以后，中华书局的教科书因符合政治要求，乘势而上，几乎独占了全国的教科书市场。其中的《国文》课教科书，“务令儿童知普通之文字”，“第一学年选字，兼以笔画为主，第一册笔画务取简单，二三册日渐增加，至多亦不逾二十画”。⑭小学教科书是启蒙教材，需要便于儿童临仿正楷，楷书最为适用。聘请楷书高手书写教科书，当然尤为重要。
注：
⑬朱宝中：《唐诗三百首详解编注的作者喻守真事略》，见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编 《杭州文史丛编 5 文化艺术卷》，杭州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⑭《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第一册），中华书局，1913年。
高云塍正是在这样的良好局面下，投身中华书局的这项主营业务。郑逸梅《艺林散叶》载：
中华书局，擅楷书者三人：一为唐驼（子权），中华招牌，即出其手；一为高云塍（建标），中华出版之小学教科书，多由高氏手写，然后影印，又有《云塍小楷》《云塍大楷》等出版，行销百万册；一为杨亦农，楷书极有功力，所书《朱柏庐治家格言》立幅，由中华印行，销南洋一带。⑮
注：
⑮郑逸梅：《艺林散叶》，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681页。
唐驼是我国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之一，其书法秀美遒劲，含蓄朴茂，时称唐体，与沈尹默、马公愚等人并称题额写匾四大圣手。杨亦农书法各体皆工，1960年，上海印刷研究所成立活字研究室，共有三位楷书高手加入，其中就有他，成为印研所第一代字体设计师。高云塍与唐、杨二人，在中华书局鼎足而三，人才壮观。
郑氏所记，在流传至今的民国出版物和中华书局广告里，都可以得到印证。《申报》载1936年中华书局的新书广告里，有“高云塍书《高书大楷》”一种，还特别载有详细的新书介绍：“本帖供高小及初级中学学生习字之用。笔画间架，务求明整，又可改为影写字格。其句采用萧思所录《千字文》，较原有周兴嗣《千字文》，更有兴趣。”同年《中华书局图书目录》的“名人字迹——楷书”项目，有高云塍书《高书大楷》和《高书小楷》二种，均是4开本线装。⑯除了自己写字，高云塍还将自藏的善本碑帖交给出版社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广告里有“《旧拓元赵子昂御碑》，高云塍藏本”。⑰
▲《高书小楷》封面
注：
⑯《中华书局图书目录》，中华书局，1939年，第56页。
⑰《申报》1937年5月22日刊载。
在抄写教材、编写字帖之余，高云塍还与既是同事又是同乡的韩非木合编《字学及书法》一书，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系“初中学生文库”丛书之一。
▲《字学及书法》书影
这是一本普及文字学和书法基本知识、介绍习字要领的读物。该书的第二编《书法》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
书法为我国特有的美术，在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的一页。历来对于书法的讨论和研究，颇不少名著，但或者陈义过高，不便于初学的研究，或者又拘泥太甚，脱不了一种传统思想的因袭。反使学者深中迷信古人的毒。本编所述，但就容易了解而切于普通应用的为主，略采众说，以使初学者得稍窥门径，而有一个扼要的认识。⑱
该书既没有“陈义过高”，又不因袭旧说，而是以简单明析的语言，清楚地讲解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书法的源流和演变，可是说是高云塍书法观的集中体现。在指导初学写字的基本方法方面，编者也诚恳地透露出自家的心得：
初学书不得不用临、摹二法……取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视，思其运笔之理，长短分寸，细心仿写，这叫做临。至于摹搨之法，用薄纸冒在帖上，潜心钩勒。……但摹法未经口授，殊不容易学习，不如临写为简便。盖临书能得古人笔法，惟位置较易失。摹书，虽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其笔意。这是不可不注意的。⑲
注：
⑱韩非木，高云塍：《字学及书法》，中华书局，1936年，第51页。
⑲同⑱，第89页。
可以看出，高云塍在中华书局工作兢兢业业、游刃有余，实现了从传统知识分子向近现代职业人士的蜕变。
三
“汉文正楷”的创制人郑午昌是浙江嵊县人，虽比高云塍小十多岁，但早在1921年便开始在中华书局任文史编辑、美术部主任，1929年与张大千、王个簃等发起组织蜜蜂画社，有社员150余人，编印《蜜蜂》画报。郑午昌既是当时书画界的风云人物，又与高云塍同属绍兴籍，高云塍赴沪发展，很可能是受到郑午昌的指引和帮助。
1929年高云塍刚到上海，正当郑午昌创办《蜜蜂》画报，谋求自行设计、铸造“汉文正楷”字体用以出版画报之时。
▲用汉文正楷排印的《蜜蜂》画报
当时设计、铸造字模的方法有二种，一种是以古籍善本，特别是宋元珍本为底本，用小刀一个一个按字挖下，再以照相的办法直接刻坯，铸成字模，还可“按各号大小，放大或缩小”。⑳这种方法受制于古代刻本本身的字形，大小往往不能一律，用以排印标题尚可应付，排印正文不免捉襟见肘。另一种方法是请名家书写字样，再由刻字高手按样镌刻，比如1909年商务印书馆的“商务楷体”，请钮君毅书写，徐锡祥刻制；㉑1932年华文铸字厂的“华文正楷”，请陈坦履书写，周焕斌刻制。
郑午昌自行创制字体，上述两种方法都用过。他用的古刻名椠，是《唐刻十三经》，“用照相照下来，分铸雕剪成铜模……谁知楷字铸成，上架子一排，不好，失败了。原来，唐经的字，看是个个整齐，谁知分拆下来，却有大小，重行排版，便是有长有短，有瘦有肥，排印出来，竟然不成款式”。㉒因为这次失败的教训，郑午昌决心重起炉灶。
注：
⑳谢菊曾：《宋版〈玉篇〉和仿宋活体字》，见《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㉑“商务楷体”虽然创制时间较早，但只有二号字，并非足号全套。见《汉文正楷字体小史》，《出版与印刷》2020年第2期，第57页。
㉒陈定山：《汉文正楷之由来》，见《春申旧闻续》，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27-28页。
高云塍来到上海，正好担负起这个“重起炉灶”的重任。他凭借深厚的楷书功力，“重写正楷，每字见方，四边到角，排出来才是整齐好看”。㉓那么，高云塍总共为“汉文正楷”写了多少字？用了多长时间？写完以后，字体又是如何刻成字模的呢？
据郑逸梅说：“郑午昌设汉文正楷印书局，首先创制各号正楷活字，每号九千有余。字为书家高云塍书写，甚工整，蔡元培见之，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革新。”㉔陆丹林则说：“选取精整而适用之楷书一万四千余字，制造铜模，范铸活字。”㉕后者的说法恐不确切，稍有夸张的成份。有两个旁证可以说明问题。其一，据陆费逵在《辞海编印缘起》里说：“普通汉字，电报书不过七八千字，各印局铜模少者五六千，多者七八千。此次特加制铜模八千余个，共计已有一万六千个。”可见，一万四千余字已接近《辞海》的用字量，其中冷僻字极多，排印普通书籍并不需要这么多字。其二，丁三在在《聚珍仿宋印书局招股启》里说到聚珍仿宋字体的字数：“每副7000字，其中常用之字约1000个字……不常用之字6000个。” 1921年开始，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体”排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尽管后来陆续添制“仿宋夹注字（长体）和仿宋注间连积字”，但一般的用字量总以七八千字为限。郑逸梅所说的“汉文正楷”有“九千余字”，应该符合事实。
注：
㉓陈定山：《汉文正楷之由来》，见《春申旧闻续》，海豚出版社，2015年，第28页。
㉔郑逸梅：《艺林散叶》，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38页。
㉕陆丹林：《正楷活字版之创制者》，《申报》1932年09月21日（16）刊载。
▲汉文正楷字样
高云塍书写这九千余字字样，应该用了不超过一年的时间。据吴铁声回忆：“汉文正楷活字版铜模，头号至五号字、新五号字，自1929年开始制造，历时三年余，至1933年9月全部完工。”㉖制备全套字模，在字样写成以后，还要“先刻木，次范蜡模铜，次铸铅，经种种手续，制成活字”。㉗这种种工艺流程，要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完成，留给写字样的时间不会很多。1929年既已开始铸造字模，字样想必已全部写就，至少已经写了一部分，边写边刻也不无可能。汉文正楷印数局在新中国成立后并入上海字模一厂，承印研所老前辈陈其瑞先生告知，据字模一厂老厂长吴永康回忆，高云塍书写的原稿，由他动员郑午昌家属捐献公家。高云塍书写的字样约2厘米见方一个字，20世纪60年代仍见于上海印刷研究所活字资料室（现藏于上海印刷字体展示馆），字迹已呈咖啡色。㉘
注：
㉖吴铁声《郑午昌与汉文正楷印书局》，见《出版史料（第一辑）》，学林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㉗丁三在：《聚珍仿宋印书局招股启》，见《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㉘上海活字，《继续采访原上海字模一厂老厂老吴永康》，字体网，www.ziti163.com/Item/2424.aspx
“汉文正楷”是国人创制并得到大量使用的首套足号足字楷体活字㉙，正如有的论者所说，“创制整套正楷活字，当以汉文正楷字为嚆矢”㉚。此后，有1932年的“华文正楷”“艺文正楷”，1935年的“汉云正楷”㉛，1944年的“求古斋正楷”等楷体活字相继出现，使得汉字出版物的字体得到极大丰富。这一切，离不开郑午昌和高云塍等人的首创之功。
注：
㉙1922年间，华丰铸字制模厂创制“华丰正楷”，由吴铁珊写颜体字，刻成一至六号及新四号方形字各一副。但这副字由于镌刻走样，字形不优美，印刷厂多不采用。参见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见《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8页。
㉚吴铁声：《我所知道的中华人》，见《回忆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4页。
㉛“汉云正楷”的书写者也是高云塍。何步云《中国活字小史》载：“汉云铸字制模厂正楷字，于1935年间刻制，书写人高云塍，字体极类汉文，但字面较汉文大。”
▲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出版的《国学问答》封面和内页
在传统印刷术向近现代印刷术转变的历史洪流中，高云塍主动投入，他的“高书小楷”借助“汉文正楷”的力量，化身千万，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习字范本”的局限，成功“破圈”，走出一条书法与近现代工业相结合的道路，甚至被“誉为中国文化事业之大革新”。回望历史，或许这才是高云塍短短60年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事业。通过高云塍等人的身体力行，传统与现代、美术与技术，得以成功融合，结出硕果，其中的成功经验，足资今人学习借鉴。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