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在国外的编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在与海外继续联系的同时进行了实战式的国内练兵。我撰写了近万字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编辑大纲》，内容包括缘起、宗旨、编例（构成、排序、定名、图版、图版说明文字、附录【叙录、年表、分类目录、索引】）、实施要点、编辑流程，以及现场读卷、记录、拍摄等。我还设计了一份记录每一件敦煌文书情况的“要素表”，内容包括藏家、卷号、卷名、年代、纸幅、卷心、纸色、纸质、墨色、书法、行款、残况、批校、题记等，通过积极联系，与府宪展、刘景云、郭子建等同志赴上海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试做现场编辑工作，并形成了两部同样极有价值的敦煌文献出版物。

1990年，我奉命率领工作小组再一次来到了列宁格勒，小组成员有府宪展、朱天锡同志。

影印出版敦煌文献，虽说是原式原样，原汁原味，在编辑中也含有学术问题，比如出题、定题、拟题等就很不简单。最初我们还曾有分类出版的想法，这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就以俄藏敦煌文献来说吧，其编号达20000，绝大多数是残片，这批遗书，长期以来鲜为人知，只有弗鲁格、孟列夫和丘古也夫斯基等俄罗斯学者及郑振铎等少数中国学者在进行整理或曾寓目，经过他们的努力，比较完整的和稍大的卷子大部分已经被考释清楚，而为数众多的残片则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已被识别和连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分类编排，势必无法穷尽，有大量未知的卷子要被置于后半部分，打入“另册”，这样不伦不类的编法是不可取的。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先考释清楚再来出版呢？“唉”，我要对他说：“这也许就不是我等这辈子所能完成的事业了。”而且，敦煌学界不是也等着这批新材料的发布吗？如果等全部识别清楚了再来出版，到底是会促进还是延缓敦煌学的发展呢？藏于深阁，毕竟只有少数人利用，由少数人去为了出版而“彻底”鉴别这批遗书，短时间内难以完成，而且还只是少数人在利用。只有尽快用一种比较简捷的方式加以公布，才能让整个学术界来利用这批材料，也才有可能取得更大更多的研究成果。从个人的学术“私心”来说，我也不希望我的工作进程太快，慢一点，我可以第一个看到大量别人没有看到过的卷子，写更多的论文。但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于是我们决定采用按馆藏原始编号排序的办法，而这样做也曾遇到来自藏家的误会。

我们一行三人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火车旅行，终于来到了列宁格勒，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走进研究所的时候，却被告知只允许阅读敦煌卷子，不能拍摄，理由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学术准备，协议中的书将来还是可以出版的，但必须分类分册出版，每一册的前面是俄罗斯学者的论著，后面是相关的若干个原卷。他们想的比我原先关于分类出版的方案还周到，如果纯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似乎也无可非议。

我闻言非常惊愕，我们好不容易达成协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万里迢迢来到列宁格勒，居然不能开展工作，这不是白来了吗？不是白白花费了社里大笔钱了吗？再说花一点钱以后还能补得回来，如果真要按照俄罗斯学者的办法作为专著一本一本地出版，试想要出到什么时候呢？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回到住地，我无法入睡，苦苦地想着对策。如果真要按照他们的方案做，出一本专著公布一批材料，专著只能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而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范围，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大学者，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而敦煌文献是一个知识的海洋，用庄子的话来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怎么办呢？

我当时想，一定要说服两位俄罗斯教授采纳我们的方案。那天晚上，我想了这样几条理由：第一，按照目前的整理程度，要分类出版是不可能的；第二，你们要写专著，作专题研究，都没有问题，可以继续进行，成果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出版；第三，你们二位是国际敦煌学界的著名学者，现在又是《俄藏敦煌文献》的主编，《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将是你们对敦煌学术的重大贡献，全世界的学者都会感谢你们。

第二天，我们到东方学研究分所继续与俄方商谈，我详细地陈述了我的理由，俄罗斯学者终于被我们说服了，他们答应再由他们去说服所长先生。结果所长也被说服了，我们终于可以按照当年奥登堡、弗鲁格以及孟列夫等编的号数，一件一件地往下阅读、编辑、拍摄，一卷一卷地往下出版了。

在这中间有一段插曲。几乎与我们同时，时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的赵斌先生也随一个官方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赵先生对出版俄罗斯藏敦煌文献极为支持，在他们的行程中，特意加上了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分所。但在他们的访问中却得到了一条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研究所所长说在他们的学者还没有研究清楚俄藏写卷并写出论著之前，不会让我们拍摄文献原卷。消息传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领导几乎厥倒，计算时间，我们应该已经到达列宁格勒，于是魏同贤先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意思是编辑拍摄虽然不能进行，“你们也不要提前回来，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多看点资料，多考察一些地方”。可是限于当时十分糟糕的通信条件，当我们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快要准备回国了。

当我们怀揣着敦煌文献的摄片回到上海的时候，出版社领导和出版局领导都被感动了。以后的工作，在程序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要解决的只有学术上和技术上的困难了。

自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后，又有江苏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加入了编辑出版敦煌文献的行列之中，他们基本上都采用了我们的做法。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藏于国外的敦煌文献将全部“魂归故里”，由中国人和有关国家的学者整理编辑，在中国出版，散藏于国内各处的卷子，同时陆续出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的全貌将逐步显现，对敦煌文献的识别、缀合、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本来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被我们做到了。2001年5月底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在上海，著名画家刘旦宅先生宴请，我叨陪末坐，席间谈起此事，饶先生说：“你们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中间还有这样的故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果要分类出版，那恐怕几十年也做不完了。”

在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同时，我们又广为联系世界上的其他藏家。

1992年5月，我随魏同贤社长访问法国国家图书馆，经过顺利的谈判，于同月14日由魏社长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王玛诺（埃马纽埃尔·勒·鲁瓦·拉迪利）签订了合同。我参与了合同的起草，我记得，合同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有一部分名为“法国国家图书馆之部”，将影印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东方分部收藏的、来自敦煌的全部汉文和非汉文文献资料。合同规定国家图书馆摄影部将以“现行价目”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一套缩微胶卷底片拷贝及部分黑白胶卷底片和彩色反转片。这一条款使我们得到了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的权利，而珍贵的古藏文等文献的出版工作一直延伸到最近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