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29日发布
仲秋元
1920-2022
12月28日，文化部原副部长、“老三联人”仲秋元在京离世。
仲秋元（1920.9.27—2022.12.28），1938年4月考入汉口生活书店，任会计；1938年10月任生活书店兰州分店会计；1940年任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稽核科主任；1942年在生活书店下属以出版鲁迅作品为主的峨嵋出版社担任经理；1944年任新出版业联合经营处联营书店经理；1945年任重庆三联书店首任经理。1947年负责重庆人民出版社；1949年7月在北平三联总管理处负责秘书处、出版部、发行部工作；1951年到出版总署工作。后多年从事文化管理工作，从文化部副部长任上离休。离休后参与编撰了《生活书店史稿》，主编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献史料集》（上下册）、《文化部工作记事》等。
仲老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生活书店工作的“老三联人”，生前曾多次接受我馆口述历史访问，捐赠珍藏，为馆刊提出宝贵意见，对我馆方方面面的工作予以关心和支持。
▲ 仲秋元捐赠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刊》、1949年香港生活书店印发的《生活日记》
▲ 仲秋元关于重庆联营书店史料的来信（2010年4月27日）
在生活书店成立90周年之际，即将出版的今年第2期馆刊刊登了仲老等“老三联人”述及生活书店的口述史整理稿。这篇《“生活”二十年——仲秋元口述史》由仲秋元于2004年6月来沪参加韬奋逝世60周年纪念活动时口述，林丽成采访整理，在此编选其中部分，先行发布，以示悼念。
投考生活书店
我上学的时候，已经读过一些韬奋的著作，主要受他的刊物《大众生活》影响，有一期封面是陆璀拿个喇叭，介绍北平“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的，了不起。
▲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封面（1935年12月21日）
只有《大众生活》主持正义，呼吁抗战，这是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好印象。还有《生活》周刊被封以后，杜重远又来编《新生》周刊。《新生》登了一篇《闲话皇帝》，说日本天皇没有多少权力，日本人就抗议，让国民党当局把刊物封了，把人抓起来。杜重远是生活书店的理事，与同为东北人的张学良有关系。“新生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抗议，所以在我们心目中，生活书店也了不起，敢于对抗政府的不法行为。后来救国会“七君子”被抓进去，有沈钧儒、邹韬奋，他们为了救国，不屈服于当局。宋庆龄等给蒋介石写信，请求入狱，陪“七君子”一块儿坐牢，因为你说救国有罪，我也是救国的，我也有罪。蒋介石一直拖到七七事变以后，到7月31日才放人。被释放后，韬奋马上创办《抗战》三日刊，8月19日就出版了。这使我们青年人感觉到，延安以外，生活书店是一个最进步的地方。我当时觉得如果能去延安当然最好，但是因为重重阻拦去不成，就投考了生活书店。
生活书店考试很严格，首先让你写自传，然后笔试。笔试有作文，题目是对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怎么看？再出一大批常识题，包括国际形势、抗日战争、政治、青年人应该怎么样，等等，从中了解你的政治思想。第二关是专业考试，我申请会计职务，考了会计方面的知识，因为我本身是学商业会计的，便觉得很容易。后考珠算，好多人一起打算盘，看谁先交。最后一关是口试，提一些问题让你回答，从当前的政治形势、抗日战争到你崇拜什么人，等等，聊天式的。几十个人考试，就取了我一个，韬奋、徐伯昕都找过我个别谈话。1938年4月，我正式参加工作，担任书店会计。
当时我搞劳工运动，劳工斗争的目标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生活书店是七小时工作制，另外一小时用来学习，哪有这么好的单位啊！至于学习，一是让我们每天看报纸，自己学习；二是读书，比如政治经济学。我们有学习自治会（注：应为读书讲习班），那时候苏联一个作家叫列昂节夫，沈志远翻译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学习后，就知道资本主义非崩溃不可。（注：应为沈志远等人撰写了《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主要内容》）之后大家学习讨论，生活书店总编辑张仲实也参加，这样一位大理论家加入我们，这当然是不同于一般的学习。我虽然不是搞编辑出版的，是搞会计的，同样参加讨论学习。还组织出去郊游，徐伯昕、韬奋跟我们一块儿出去、一块儿玩，同事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
▲ 在武昌东湖郊游（1938年）
韬奋也好，伯昕也好，任用你就会给你极大的信任。众所周知，一般会计和出纳是不能够一个人的，因为很容易出危险。日本人进攻汉口时，总管理处要撤退到重庆，一部分人先走，剩下的人不多，就把全部东西，像支票、图章什么的，统统交给我一个人管，因此我觉得工作好极了，心情舒畅。
兰州生活书店
1938年10月，日本人打到汉口，我们就撤退了，我被派到甘肃的兰州生活书店当会计。兰州分店的经理叫薛迪畅。整个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只有兰州一个分店（注：西北地区曾有西安分店，1937年12月开张，1939年4月被封），当时西北非常落后，陕北不能去，国民党查禁书、抓人，我们派了两个人去天水开了个小书店，没几天人就被抓走了。我们想在西北开拓进步书刊，首要目标是甘肃省会兰州，第二个大目标是新疆。新疆情况很特殊，军阀盛世才一副假面具，有联苏、联共的一套，杜重远就是那个时候去的，茅盾、张仲实后来也去了，还有演员赵丹，去了一大批，以为那是第二个陕北。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把新疆作为重点，准备开分店、印书；因为新疆挨着苏联，有印刷机、进口纸张，我们计划把迪化（现乌鲁木齐市）作为一个中心点，在迪化印书，然后返回来发到陕西、甘肃、青海这些地方。
谁晓得盛世才两年工夫就翻脸了，到1940年反水了，我们党的代表、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等人都被抓起来杀掉了。剩下一些人被中央派李先念救了出来，我们在兰州也待不住了。
1940年5月，我们又被迫撤退。那时公路局买票很困难，还要担心被抓。为了既抓到你，又能够保密，他不在兰州抓你，而是在另外交通口子上抓你，这样避免引起社会舆论。我跟薛迪畅两个人上了黑名单，怎么知道上黑名单了呢？兰州有一个八路军办事处，陈列出从敌人处缴获的文件，里面就有共产党员名单。我在那待了三年，上了两次黑名单，第一次是在兰州的地址，第二次是我已离开兰州到重庆了，名单上留着“此人已去重庆”。其实那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1939年“反共”以后，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有一段时间停止吸收入党，被我碰上了。可见生活书店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书店，它处在一个什么环境下面。
我们要走走不了，如果在公路局买一张汽车票，一出兰州就被抓进去怎么办？运气好。当时茅盾和张仲实找了一个借口，说母亲生病了，要还乡，因为名气大，盛世才不敢抓，同意他们离开新疆。他们到了兰州，还是没有车，就找甘肃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朱也没办法。又碰巧遇到青海一个藏族活佛喜饶嘉措，此人跟韬奋一样，是国民参政会的，正好国民参政会要开会，要从西宁出来，就派给他一辆车，相当于今天的小中巴。他到兰州后，不晓得什么关系，与茅盾联系上，因为本身思想比较开明，对韬奋比较有好感，就同意茅盾一家和张仲实坐他的车一起去重庆。我和薛迪畅就找到茅盾、张仲实，说能不能把我们也带走，于是我们两个人就作为他们的随员，逃出虎口。
▲ 茅盾（前排中）、张仲实（前排右）去新疆途径西安，与西安分店同人留影（1938年）
兰州到重庆要经过西安，西安有我们一个同事被关在集中营，是西安分店的经理周名寰（注：1936年参加生活书店，1939年被捕后死于狱中）。周名寰是跟我一起从武汉撤退的，他分到西安分店，我分到兰州分店。他在西安分店被胡宗南抓走，我们便到监狱去探望他，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结果无能为力。我们在兰州时，天水支店经理薛天鹏也被抓，我们的经理就跑到天水去不断找当地专员，谈了三次话才把他救出来。我们要卖书，又要被抓，还要救人，你说难不难！书店前前后后被抓了几十个人，我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重庆生活书店
1940年6月，我到了重庆，就在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做稽核科主任，处理被封的分支店的烂账，搞得我真是惨极了，因为这个地方被封掉，寄来一大堆账目，那个地方撤退了，又寄来一大堆。天天目睹这些兄弟店一个一个被封掉、被关掉，人被抓，一大堆烂账还得给它清理，我的仇恨能不增加吗？生活书店分支店之间有很多经济来往，比较注意账目清楚，不是随随便便的。搞到冬天，重庆分店的会计主任离开了，把我从总管理处派过去当会计主任，经理是张锡荣，上海的方学武那时也在重庆分店。
▲ 重庆学田湾生活书店总管理处（1938年）
干了没几个月，皖南事变发生。报纸正式公开是1月18、19日，我们1月11日就知道了，知道得比较早。为什么呢？《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每年要开庆祝会，那天正好是创刊三周年纪念。《新华日报》跟生活书店关系非常好，每年社庆，我们除了留在家里看门的，统统都去位于重庆郊区化龙桥、红岩嘴那里的社址，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人也去。去做什么？我们参加篮球比赛、下棋之类的文娱活动，完全亲如一家人。
那一天大家高兴极了，好像到了延安。到了《新华日报》不就是到了延安吗？都是共产党。我们好几个女同志都叫《新华日报》“拿”走，嫁给他们男同志了。晚上吃完饭，周恩来在纪念会上讲话，突然断电了，周总理就讲：“大家不要心慌，黑夜不会太长，马上就有光明。”后来电来了，他就告诉大家，皖南发生事变，叶军长被俘。所以我们1月11日知道了皖南事变。
1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总理题词。国民党公开发布命令，称新四军“叛变”。2月10日左右，生活书店剩下的六个分支店，一下子封掉五个，贵阳、成都、昆明、曲江，还有一个我想不起来了（注：梅县支店，1941年3月收歇），最后只剩下重庆。为什么重庆店不封、也不抓人呢？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已经下命令给师党部，即日起封门、抓人。重庆当时是首都，外国使团很多，重庆市长接到这个命令后，表示这样一来会引起反应，而且周恩来的电报已经公开，我们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并提出十几条解决办法，其中一条就是启封书店、放人。另外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得不到外国人的同情和支持——抗日要团结，怎么自己打起来了？所以重庆虽然收到了命令，但是没有执行，就这样拖下来了。五十多个分支店统统没有了，只剩下重庆分店装门面。我们内部有一些人说干脆我们把这个店盘给别人吧。后来包括总理在内的一些领导说，你们不能够自己停，要坚持，除非他们来封你，否则绝不撤退，坚持到底。如果自动退出的话，国民党不是更高兴嘛！于是我们这些人都下定了决心，你来封你就封，你要抓你就抓，我们有一句口号：坚持就是胜利！因而重庆分店从来没被封掉，一直存续至1947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当局是否让你存在，已经成为当时政治气候的一个标记。
▲ 生活书店在渝同人合影，前排左一为仲秋元
转移资产、合作经营求存
皖南事变以后，韬奋辞掉参政员一职，发表抗议信，与徐伯昕等出走香港了，总管理处也整个搬到了香港。张锡荣是很重要的人物，被党调去搞金融贸易工作，我们就分散了。重庆分店由方学武担任经理，我是营业主任和会计主任。到了夏天6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几万户的邮购卡片、一部分书和资金，同黄炎培的中华职教社商量合作。《生活》周刊是从中华职教社分出来的，生活书店又是从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起来的，而中华职教社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国讯》旬刊，里面也建立了书报代办部，我们就把全部的邮购户卡片和一部分存货书挪过去，写信告诉读者，说你的生活书店邮购卡已经转到这里了，你还有多少存款，要买书的话到这里来。我们把书刊代办部搬到了张家花园，由孙洁人、薛天鹏和我负责。读者好像都知道，照样给我们很多信任，不断地来买书，生意很好。书刊代办部又继续发展，正式成立了国讯书店，中华职教社也投资了。
到太平洋战争发生，苏联、美国、英国都与中国人站在一条线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国民党不得不再放宽一些措施，环境逐渐缓和。比如过去苏联是不让宣传的，现在这个限制就放松了，莫斯科大战胜利，报纸不报道行吗？也得说苏联一些好话。那时候徐伯昕同志从香港回来，见到总理，总理就讲，你们要分一、二、三线。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按总理讲的一线、二线、三线的精神开展工作。
一是成立了文林出版社，由生活、读书、新知和中共南方局共同投资。主要出版苏联红军抗击德军英勇战事的书刊，包括苏联、旧俄罗斯的一些文艺书。方学武抽出来当文林出版社经理，生活书店经理改由从昆明回来的薛迪畅担任。二是与立信会计事务所的潘序伦联合，以徐伯昕的名义建立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诸度凝（诸祖荣）担任经理。解放后他回到上海。三是前面提到的成立国讯书店。四是沈钧儒先生用他做律师赚的钱办了峨嵋出版社，主要出鲁迅的书。当时《鲁迅全集》已经没法再印，大后方希望有他的书，也不容易被国民党禁掉。我被派去当峨嵋出版社的经理，首先出版了一批战斗性最强的杂文。
▲ 薛迪畅
▲ 诸度凝
所以当时在重庆，除了生活书店继续坚持以外，还有文林出版社、峨嵋出版社、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国讯书店四个二、三线机构。徐伯昕将我们五个经理作为核心小组成立了领导机构，领导大后方重庆这一块。
建立新出版业的统一战线
1942年到1943年，情况又有一些变化，要立宪了，整个民族宪政高潮起来了。那时候，伯昕同志在桂林，韬奋回不来；徐雪寒被总理派去苏北根据地，由沈静芷主持新知书店工作；实际上只有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来担当三家书店的工作。黄洛峰是中共南方局文化委员会委员，接受南方局和总理的指示，再向三家书店的人说明。我们那时候已经不分彼此了，因此三联书店名义上是1948年成立，实际上是1943年底开始的，我们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等于是一个三联机构。（注：三家书店的联席会议制度始于1943年6月下旬，见《生活书店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10月版，第333页。）
黄洛峰传达党的指示，要广交朋友，建立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就联合了好多民营出版社，组织成一个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当时私营出版社跟我们一样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压迫，政治压迫是一样的，比如书要送审，所以大家对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意见是一致的，目标是一样的。商务、中华不参加这些事，他们是得利者，国营教科书就是他们和世界书局等七家包办的。教科书最赚钱，我们沾不上。所谓新出版业就是相对于旧出版业而言，最初发起者是19家，登报公告后就增加到20多家，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已经有30多家，不断地有人申请加入。黄洛峰为董事长，上海杂志公司的经理张静庐为总经理。联合起来以后，先办了联营书店，在重庆设立门市部，教育书局的经理贺礼逊担任经理，我被派去当副经理。所以我既是峨嵋出版社的经理，又是联营书店的副经理，而联营书店主要是靠我们三联的人在支持，其他只提供书，结果就是把三家书店的人抽出来放到联营书店，由我来具体领导。第二年，联营书店改组，在成都开了分店，贺礼逊当总经理，我当重庆分店的经理。我们采取出版分开、发行联合的策略，由于民营小出版社没有力量自己开书店，我们联营书店便来代销它们的书，大家都很欢迎。
▲ 在重庆联营书店时的仲秋元
联营书店成立以后，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又办了不少事情，最主要的政治方面的要求，即向国民党要求出版自由，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经济方面是要求买平价纸，那时纸张价钱很贵，商务印书馆他们是官方纸价，很便宜，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贷款，拿到平价纸。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在重庆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找我们谈话，比如关于取消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一事，他们心里不愿意取消，但不得不出来开个会，商量应付一下。1944年后情况就更好一些，我们活动的余地就很大了，做了很多事情。
三家书店的合与分
1945年，延安开“七大”，毛主席发表《论联合政府》。这个消息传到南方局，总理对我们讲，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战后这么大的沦陷区，三家书店应该联合起来，到抗战胜利后，就可以占领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阵地。这样一来，三家书店领导人就要做一些准备。
联合起来没那么容易，三家书店都有自己的历史，便先搞了一次三家书店的联合评选模范工作者活动。原先我们每年都各自搞这个竞赛，现在联合起来，可以互相比较，互相了解。同年5月，洛峰同志又正式传达南方局的意见，要我们正式联合起来，决定了几件事情：第一，从延安来的书稿和新进的书稿，三家书店不要争抢，设立一个联合出版部，原来各家书店要重版的书继续重版。我因为一直在搞联合，又被安排去了联合出版部。没有什么名义，一共三个人，我是总负责人，范用负责编校，何理立负责行政、会计。（注：何理立[1923.1.6—2022.5.15]，仲秋元夫人。1943年考入群益出版社，任会计；1945年调入生活书店重庆分店；1948年任香港三联书店会计；1949年赴京后，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会计、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副经理、外文书店首任经理至离休。）第二，先把新书的出版联合起来。第一本书就是“人民丛刊”之《毛泽东印象》，引起震动。稿子是从延安带来的，那时国统区没有正式出版的毛泽东传记，这是第一本，主要撰稿人是爱泼斯坦。“人民丛刊”最初定为二十本，不以三联书店的名义，而是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主席到重庆进行谈判，他《双十协定》一签字，《毛泽东印象》就出版上市，第一天门市部挤得要命，都来买这本书，没过几天就再版。第二本书《新社会的新教师》也是从延安拿来的，介绍陶端予在延安怎样办学校。第三本书叫《光荣归于民主》，介绍解放边区、边区的民主选举活动。第四本书是《反对内战》，名字比较吓人，我在立信、《大公报》登广告，专门木刻了这四个大字，登在报纸上，所以之后我的罪名就在这里。出了四本书以后，打仗了，稿子供不上了。而这四本书在三联联合出版部是响当当的，之后这四本书又在解放区大量发行。
抗战胜利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党指示，马上派人回上海，占领出版发行阵地。三家书店都是在上海成立的，不用再去社会局登记，直接恢复营业即可。于是改变原来的方针，回到上海后，出版不并，发行统一，集中力量。方学武他们一部分人就回上海复业，我留在重庆，当三联书店的经理，把三家店的人合在一起。事实上，第一家三联书店是在重庆成立的，正式以三联书店名称公告天下。
抗战胜利，上海搬到重庆的出版社纷纷回到上海，有几十家出版社将重庆的业务和西南的发行都交给我们，几十本刊物也交给我们来总发行。所以1945年底1946年初，三联书店业务经营逐步扩大，实际上成为了西南进步书刊的发行中心。
▲ 仲秋元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
渣滓洞的开洞元勋
1946年，内战打得越来越厉害，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国民党占领张家口，国共谈判完全破裂。1947年2月28日晚，《新华日报》被封，全部人马集中起来送回延安。我们感到很危险，《新华日报》走了，下一个就该轮到三联书店。我就做了准备，首先还是以前的办法，搞分散，我派人到昆明、成都、重庆，另外设立不是三联的“三联”，如重庆设立沪光书局，成都设立蓉康书店，昆明设立茂文堂，等等。把人和货都分散出去，这样的话，如果重庆三联书店被封，我们还可以继续工作，继续坚持。
总管理处得知这个情况，让我离开重庆回到上海，黄洛峰也在上海。谁来接替我呢？选定的第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来；选定的第二个人，不行，干不了；再选第三个人，耽误了时间。5月底，我带接手的人到全市各家书店交接关系，就在此时，我被捕了。
被捕并不意外，三联始终是眼中钉，早就上了黑名单。另外也是因为当时国内反内战的大形势，北平学联发起号召，各大城市的学联准备6月2日在全国展开抗议游行，有的地方党组织发现后，下命令制止，因为党的城市工作方针不搞这种，牺牲太大。国民党知道了，从南京下命令，6月2日以前，一定要制止这个游行，要镇压。重庆特务机关，5月31日一天抓了三百多人，有《大公报》《新民报》的记者，剧社、书店的经理，学生，我是其中之一。深夜被捕时，我正好收到香港寄来的《群众》杂志。待我进到监狱，发现里面是空的，什么人也没有，都事先腾空了。
我住的第一处监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的石灰市看守所，本来是关一般刑事犯的，我第一个进去，后来陆陆续续又进来人。第二天，我被送到国民党军统局的局本部，在二路口双青石那一带（注：国民党军统局总部在重庆渝中区中山二路174号），那里面有几百个人，包括学生、记者。他们知道这么多人不可能都是共产党，就想筛淘，所以第一步开座谈会，讨论内战，说内战是共产党搞起来的，我们当然不会跟着他讲；第二步，起草一个文件，把内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第三步，半夜搞突击移转，制造恐怖气氛。
这么多人被抓，社会舆论很大。因为其中有左派，也有非左派，还有很多当地、本省的官僚、大资本家子弟，因为那时上大学的都是家里比较有钱或者做官的，群起反对恐吓，他们不得不陆续放人。
遭审讯时，我基本上就是一条原则：我是商人，只卖书，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我卖的书，都是国民党过去审查通过的，如果犯法把我送法庭。抗战以后，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已经取消了，他们派了国民党的社会局长，也是个出版社经理，到监狱里来探望我，他说：“仲老板，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说：“你还不知道我吗？书局的来来往往，你们都知道的。”把他给顶回去。他们抓不到证据，又说我参加“六二暴动”。我根本就不知道“六二暴动”，因为当时党的关系是明确划分的，我们不参加学生运动，不发生各种联系，党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办好三联书店。他们拿不到证据的。
这样筛选下来，剩下三十多人，他不肯放人了。明明知道没有证据，但是一定要把你放在手里，于是就造假，编一些罪名。仲秋元是共匪，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委员会委员，第一个罪状是贩卖共产书刊。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不能否认。第二个罪状是同四川省委、南方局的吴玉章有经济联系，拿共产党的钱，有吴的日记为证。扯淡，吴玉章的日记怎么可能拿到？他是四川省委书记，已经回延安了。第三个罪状是《新华日报》经理于刚的账簿证明，我也拿了钱。这几条罪状登在报纸上，说是我自己供认不讳的。
最后，他们挑了五个人，把我们从军统局的牢里提出来，放到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小看守所，就几间房子，算是过渡，办自首手续，意思是你很快就可以出去了。家属也可以来看望，送吃的东西。我买通看守，每次给他五块钱，每天晚上回家拿东西、拿报纸看。
那时候，三联书店另外一位同志也被捕，他就要出去了，我就在香烟盒子里写了几句话：一是给我刚刚出生一年的儿子起一个名字，叫嗽燕，因为我住的军统局局本部叫嗽庐，咳嗽的嗽（注：应为漱庐），从漱庐里飞出来的燕子；二是我写我一定以韬奋先生和名寰同志为榜样，希望你们继续坚持工作。我以韬奋高尚人格来告诉三联同志，要坚持下去，不要因为我产生动摇。
老何（理立）也很坚定，为了营救我到处奔走，当时帮老何的就是江姐（小说《红岩》中江姐原型，革命烈士江竹筠，何理立友人，彼时同借住在重庆江姐亲戚家，为营救仲秋元奔走），后来在渣滓洞遇到她，还没被捕。
▲ 何理立
军统的人比较粗，不如中统的人了解情况多。他们查我是不是党员，是不是民盟和救国会。因为沈钧儒是大律师，我和沈老的关系是公开的，我讲自己1941年就离开生活书店到国讯书店，1943年又到联营书店、峨嵋出版社，否认自己与生活书店的关系。见我什么都不承认，只说自己是商人，他们又来软的，找我一个哥哥来劝，还让我答应出去以后参加民盟。我说对不起，我现在还不是民盟，你都把我抓起来了，等我出去加入了，不就要第二次被抓起来，这个买卖我不干。诱降工作又失败了。
拖到12月，快年底了，敌人看没有什么希望，准备把最后剩下的二十多人长期关押，我们进了渣滓洞。渣滓洞原来是中美合作所（注：国民政府军统局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署梅勒斯合办的军事特务机构，1943年4月成立，1946年3月撤销）的一个监狱，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梅勒斯他们已经回去了，所以这个监狱只是一个继承的关系，实际上是重庆行营第二处的第二看守所，第一看守所是白公馆。我在12月底进渣滓洞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第一批，算开洞元勋。
那时重庆书业有两个工会，一个是发行业工会，一个是出版业工会，两个理事长向来是不合作的。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我在两个工会之外建立了一个联谊会，既包括出版业又包括发行业，把它们黏在一块儿，所以他们说我这个总干事还是做了点事情的。我被抓后，他们说，仲秋元怎么会是共产党呢？不是共产党。两个理事长出面，一家一家书店敲图章保我。后来，他们俩来看我，很不容易，一般是不允许探望的。他们让我亲眼看到带来的请求保释的呈文，我一看，下面一排毛笔字，红色图章一个个盖在那，我也没法数，他们说是五十多家。我很感动，说你们放心，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们。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2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