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爸爸病重，范用专程去南京看望。爸爸躺在医院病床上，很想说些什么，但交谈困难，只是看着范用。那年，两人已是将近60年的挚友，除了事业上的志同道合，范用也一直拿爸爸当作大哥，称他为“宝权兄”，而爸爸也视范用为亲密小弟，称他为“小范兄”。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着，感慨万分，心里有多少话要说：还有多少书没看，还有多少书没出，还有多少装帧没讨论……还有多少想做的事没做呀。

爸爸——俄国文学翻译家，瘦高清雅，性格安静，话语不多，完完全全温文尔雅一书生。范用——三联书店总经理，瘦小精干，爱说话，酸枣刺儿似的鲜明性格，比如他自称“我很丑也不温柔”（改自台湾歌手赵传的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和幽默。从外表和性格上，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好友，可实际在内在，他们是一个人。他们都爱书如命、沉醉于书的装帧并酷爱西方古典音乐。在他们年青时，互访就住在对方家里。文艺界曾流传这样的故事：一次爸爸去看范用，进门坐下就谈书，一谈就是两天。旁人形容爸爸好像进去坐下谈了两天的书，然后就起身走了。由此可见，两人绝对是书痴。

范用（左）与戈宝权在北京戈宝权居所阳台上合影（20世纪90年代初，孙戈供图）

范用在一篇回忆戈宝权的文章中谈到，1935年，他还在上小学，特别喜欢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他在这份周刊上首次看到戈宝权的名字并喜欢读他的“名人及名著”专栏，如介绍英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荷马及其史诗《奥德赛》，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贤人智士。范用说爸爸是当时做这种思想、文学媒介启蒙工作的热心人士之一。当时这些名著都没有译本，就是通过这些介绍文章所铺设的阶梯，范用这样的少年读者才得以走进文学殿堂观光。当时，范用还是个很幼稚的孩子，爸爸介绍《乌托邦》的文章使他朦朦胧胧中知道未来的社会是“万事平等，无富贵贫贱之分”，启发了他的想象。文章中描写摩尔被处死时从容走上断头台的情景，深深印在范用的脑海里。那宁愿为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让范用钦佩不已。

爸爸和范用在另一方面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热血青年，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战时他们不顾安危尽全力贡献自己的力量。1938年爸爸抛弃在苏联的事业和安逸生活回国到重庆参加抗战，范用也正好去重庆。他们在日机轰炸下日以继夜地进行文化抗战工作，不辞辛苦，不惧危险，正像《乌托邦》中那勇敢的摩尔。

范用和爸爸相识于1939年抗战期间的重庆。当时范用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爸爸在《新华日报》当编辑。范用年龄最小，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鬼”。范用在重庆结识了他喜爱的翻译家，而爸爸也和这个小鬼特别投合。因为都是书迷，每次见面都要热烈地谈论书，按范用的话，就此一谈就是一生。

1939年5月，重庆遭日机大轰炸。《新华日报》编辑部从市区疏散到化龙桥。爸爸几乎每星期都要进城，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来回几十里，全靠步行。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月报》时，爸爸和孔罗荪等担任编委发稿，范用校对，跑印刷厂。同时，他们还出版楚云等主编的《学习生活》半月刊，觉得有使不完的劲，都陶醉在工作中。由于日机轰炸，经常停电，晚上他们就在油灯下工作。爱国的热情支持着这些热血青年，他们竟然从没感到疲累。这段难忘的紧密工作经历奠定了爸爸和范用一生的友谊。

1941年“皖南事变”，共产党党中央组织一部分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重庆，爸爸去了香港。范用调离去了桂林。太平洋战争爆发，范用万分担心在香港的爸爸，直到他脱险归来才如释重负。这时，范用经历了湘桂大撤退，也回到重庆。劫后重逢使他们分外高兴，可以用喜极而泣来形容。

这时，重庆的文化又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股“罗曼·罗兰热”。范用曾奔波于桂林、衡阳、曲江、南昌四地商务印书馆买齐了一套四卷本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爱书如命的范用在湘桂大撤退时一直带着这套书，等回到重庆时这就是非常宝贵和稀有的一套书了，当时被大家称为“洛阳纸贵”，好多朋友来借阅，需要排队等候。这时正值爸爸大力介绍罗曼·罗兰，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罗曼·罗兰生平及其著作和思想》。范用在爸爸著文之前为他搜集剪辑了罗曼·罗兰文章和资料集，爸爸说这些资料都派上了用场，并写信告诉范用：“我在《群众》上的那篇长文，差不多就全是靠了它才写成的。现特送给你一本，以示感激。”范用听了特别高兴，有着一种小弟为大哥助了一臂之力的喜悦和成就感。

戈宝权致范用信（24日，月份不详，约1946年）

1946年，爸爸和范用都回到了上海。这时，爸爸已和妈妈（郑兴丽——后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订婚，有了自己的小窝，终有地方为朋友举办聚会。这个文艺色彩浓厚的小窝深受他们热爱文艺和音乐的朋友们的喜爱，因为那里不但有朗诵自己翻译的普希金诗歌的爸爸，还有刚从音乐学院毕业、歌唱小露头角的妈妈，常给大家演唱。范用是这个小窝的常客，1946年还在爸爸妈妈家度过了除夕。他们一起听西洋名曲唱片，爸爸妈妈关上灯，点起红烛，摆上高脚酒杯，斟上红酒，说听西洋古典音乐就必须有这样的氛围，在烛光中才更有倾听古典音乐的感受。他们就这样浪漫地边饮酒边听音乐，这个除夕夜一直留在范用心中。范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文革’漫长的黑夜里，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的心里常回响着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肖邦……的曲子，这是唯一的慰藉，我就会想到你。几十年过去了，在上海的那个夜晚，只剩下温馨的回忆。现在，我还想再听听那老唱片，重温旧日的时光。”

戈宝权和妻子郑兴丽合影（1950年，摄于莫斯科，孙戈供图）

爸爸酷爱音乐，在工作之余还给《中学生》杂志写“西洋音乐欣赏”专栏。范用读后增长不少知识，认为爸爸是他的西洋音乐启蒙者，并由此对西洋音乐产生了兴趣。之后又从兴趣发展到喜爱直至酷爱。1949年工作和生活安定在北京后，范用每月拿到工资，总要到王府井外文书店选购一两张当时仅有的、苏联或东欧的价格不菲的音乐唱片。 

回到上海后，爸爸在塔斯通讯社工作，同时给时代出版社编《苏联文艺》月刊。其间在给范用的一封信中，爸爸写道：“我在此应该首先感谢你的，就是承你剪寄奥斯特罗夫斯基一文，而尤其感激的，就是你能将我的一部分原稿及资料检出并托舍妹带来。这点东西颇救了我不小的命。我已‘翻版’了几篇，此外再译了几篇，否则那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当然我也不是巧妇）。……《苏联文艺》已有了一个全套，目前出到第十八期，你期期都有（市面上已买不到创刊号及第十二期）。此刊物系道林纸印的，分量甚重，无法邮寄，只能留在店里，将来一并交给你。”爸爸按期送给范用《苏联文艺》，范用竟将完整的一套保留一生。爸爸编辑的《普希金文集》《高尔基研究年刊》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也都一一签名送给范用。

范用珍藏的戈宝权赠《普希金文集》

范用最喜爱的却是爸爸翻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因为爸爸和范用另一个为之疯狂而百谈不厌的话题是书籍装帧，范用特别欣赏此书的装帧。全书不到100页，却是经爸爸精心设计装帧的方型开本，米色道林纸印正文，橘红色画面纸作封面，外加包书纸。封面上的安能科夫所绘的插图，是另外用纸贴上去的。包书纸是用咖啡色油墨印的勃洛克画像。书里有六幅插图，还有一张作者的原稿手迹，内封面绿黑两色套印，十分雅致。按范用话，此书真是尽善尽美了。爸爸在书上写了三行蝇头小字：“小范兄惠存，译者谨赠，一九四六年六月二日于上海。” 80年代范用出版德拉伯金娜的《黑面包干》时，就摹仿了《十二个》的装帧。他还曾说，希望能有出版社按原样重印时代版的《十二个》。

戈宝权赠送范用的《十二个》（正在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戈宝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展出）

“文革”期间，爸爸下放河南明港“五七干校”，依然没有中断与范用的书信往来，在1972年2月17日给范用的一封信中，爸爸写道：“年前我的妹妹从咸宁来信，说你请她向我问好，真是非常感激！我们是三十多年的老友，前几年我们还常常在南小街上碰头，近两三年来虽无来往，但大家还是相互关切，足见老友的情谊之深！……最近传闻，我们不久可能会回北京，那时当来看你，闲话阔别之情。”在干校看不到书，对父亲这样的书痴来说，无疑是种折磨，他给范用信里感慨：“‘文化大革命’以来，长久看不到（当然也买不到）新书和旧书，更不用说外国出版的书刊了。大家都感到，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跟上当前的一片大好形势，同时也和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极不相称。……我也很想买些旧书，但购买无门。对于像我这样爱书成癖的人，也就只有望洋兴叹而已。”

20世纪70年代末，爸爸和范用终有一次机会，为他们共同为之疯狂的装帧合作。当时许多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读者提出不懂书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爸爸应邀编写了一本讲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希腊罗马神话典故的书。这本书由范用经手出版。一本不到10万字的书，又一次燃起了老哥俩的造书热情。他们是多么欣喜和愉快地去做他们热爱的事情，反复商量设计版式、封面和选配插图。这本书深受读者欢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重印了三次。

在近60年的交往中，这对书痴之间的书信往来多是跟书有关的，80年代初，范用在给父亲的一封信里写道：“国际书店为参加莫斯科书展，在准备有关中译俄国文学作品的资料，特来求教，请惠洽。”在另一封信里又写道：“《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书店送了我几部，谢谢您又送给我，可改赠别的同志。《清娱漫笔》我已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