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搞核武器，用土法上马，用的炸药雷管都是工人做的。雷管爆炸的时间短，电压高。炸药原材料是买来的，开始做炸药是用铁锅子煮，经过合成，达到试验的要求。做的炸药不是电影里用来炸碉堡的炸药，雷管和元件要拼在一起。为了达到轰炸波均匀，要求炸药密度要均匀、成分要均匀、成型要均匀、表面要光滑。

插雷管要把雷管和炸药合成一个整体，就像姑娘的小辫，我们说插雷管就是梳辫子。

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听他讲炸药的基础知识。他的态度很诚恳，不是应付我们。给我们留下良好的印象。

我问：从长城脚下的17号靶场到青海金银滩，现在又在梓潼安营扎寨，你最留恋的是哪一段生活？

陈能宽说：

搞原子弹，特别像这样搞爆炸物理的，时刻都在惊涛骇浪中，带有浪漫性的刺激，风险很大，都有许多值得留恋的事。长城脚下的17号靶场，处于最初的创业阶段，人气很旺。王淦昌、郭永怀还没有来之前，就我们十几个人，要挖坑做掩护，要做爆炸支架，铸造各种炸药部件，每天都要打炮，有时一天要打几次炮。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打响第一炮是在1960年4月12日。17号试验结束后，我们还爬了一次长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是令人兴奋的。其实10月15日晚，原子弹在702场区就进行总装了，我最大的担心是怕元件装错，只要一个元件装错了，就会把整个原子弹毁了。我在现场总是像老太婆一样嘱咐操作人员别装错了，别装错了，他们听得都有些不耐烦了。直到原子弹炸响，我看到了蘑菇云，才算把心放下：嗨嗨，材料总算没有装错呀。

3月27日　星期五

三所所长吴永文正好来院部开会，院部安排我们对他作一次采访。

三所的任务就是搞炸药，由炸药变成原子弹部件。吴永文把他们的工作概括成一个“高”字。他说：

我们搞雷管的，精度要求特别高，能量要高，密度要高，同步性要求要高，总而言之，离不开一个“高”字。搞炸药的离不开水、电、气，可是当时连锅炉都找不到，就用烧开水的炉子来熔化炸药。但炸药又很忌讳火，很矛盾，在矛盾之中工作要过细。有一次下大雨，发了大水，把炉子也冲跑了，我们又把炉子捡回来继续干。

我说：采访时，有几位同志都说炉子被大水冲跑了，是怎么一回事？

吴永文说：

那时在长城脚下，气候变化无常，有时天气很好，可是一阵风吹来就要下雨。那天又刮风又下雨，这是常见的天气，大家也没当一回事。但是山洪冲了下来，我们住地被淹在洪水中，帐篷塌了，被子也被冲走了，锅碗瓢盆、仪器设备、研究资料都漂浮在水中，煮炸药的炉子也被大水冲走了。那时，陈能宽是试验队的负责人，他带领大家下到齐腰深的水里，抢仪器、抢资料，把仪器搬到山上。陈能宽把抢到的资料紧紧地抱在胸前，朝高处跑。王淦昌那时已经是长者了，在洪水中追赶一个被水冲走的仪器，他伸着手，眼看要抓着仪器，结果又被冲走了。王淦昌再次去抓，一个浪打来，他也倒在水里。陈能宽一看惊叫起来：“快救王老！快救王老！”一位女同志扔掉手中的东西，一把拉住倒在水中的王淦昌，陈能宽说：“把王老拉上来，太危险，漂走了的就不要再抢了。”后来，李觉和郭永怀来了，把我们转移到工程兵住的平房里。以后，我们就不住帐篷了。

那天晚上，没有人说笑了，又不能干事，就围坐在王淦昌身边，听他讲青年时代留学的故事。他说我们选择了很好的事业，把自己的知识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会创造一个美妙的世界。他很有诗情，在长城脚下打炮时，要离开了，他把自己的一绺头发藏在长城城墙的砖头缝里。他平时也给我们讲了许多，现在已经记不清他的一些具体说法了。

一天只吃一顿饭。在农村，海棠果被风吹落到地上，我们捡回来，就开小组会进行批判，说我们是抢来的。没办法，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错了”。中秋节发月饼，有的吃月饼吃死了，不是吃得太多，而是肠胃都饿细了。

工作最困难的就是陈能宽经常说的那个“玩艺”，工作之难可想而知。用机械加工炸药，容易产生火花引起爆炸，被视为禁区，我们居然研究出新的工艺，用机械加工炸药。加工成了，一见风又出现了裂纹。这是预应力的关系，我们又研究如何释放预应力，把预应力减到最小。刚刚出现裂缝时，钱晋^④急得眼泪落了下来。他是一个很忠厚的人，自己责备自己。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不应该受责备。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出厂之前，在211厂要做一次全尺寸中子试验。那次试验很重要，决定能不能到基地试验场区去，关系到能不能出中子的大事。我当时是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在207室装配的时候就发现塞子和那个元件要求的公差大概差了几道。那时张爱萍、李觉、刘西尧、朱光亚都来了，看“产品”的装配。发现问题怎么办？二部主任钱晋和我们连夜研究，最后决定203室的刘振东、郑绥仁加上几名工人，连夜进行修补。那个工作就像雕刻象牙一样，一道一道往上加，要减的就一道一道往下减，精雕细刻，最后做到一道不差。第二天就进行装配。最后在211厂六厂区打炮成功，中子出得很好，后来就准备上核试验场区去了。

第一颗运往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是596–0模拟产品，专列是从铁道部调来的几节从德国进口的带保温设备的车厢。1964年8月15日，在第二生产部专列车站站台上起运。我记得211厂的党委书记还亲自为我们送行。运到核试验基地历时8天。列车上没餐车，一到兵站，饭就送到站台上，我们押运的人就在站台上吃饭，吃完继续走。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都是按照铁路部门和保卫部门联合制定的时间表。我们第一次押运产品没有经验，人就坐在货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那是车长坐的一节尾车，震动得不得了，椅子都是硬木板，人坐着很不舒服。车上保温很重要，要求恒温，温度高了要往下降，温度低了要提升。这个车厢虽然保温，但并不严格，无法达到我们的需要。德国人制造这种保温车厢是装蔬菜、水果用的，对温度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我们用来运原子弹，就不能完全达到要求了。到了乌鲁木齐车站已经是深夜，产品卸下之后，即用汽车运往乌鲁木齐机场。在机场又用叉车把产品装上飞机。飞机从乌鲁木齐起飞，要通过天山山口才能飞进试验基地，那时正是8月，地面很热，一到天山山口又很冷，冷热差别很大，我们都很紧张。还好，我们的产品经受了冷热的考验，没有出问题。飞机飞了大概4个多小时才到马兰机场。产品在马兰机场再用直升机运到“701”铁塔下的“702”装配2号。“701”是铁塔的代号，“702”是装配场区的代号。试押运回来后我们就正式装配590–1和590–2两颗正式试验产品，接着开始准备运输，9月28日正式起运。211厂厂长李信和我们同车押运。

深夜，读完了《第二次握手》。这部书给人的印象还是深刻的。但是不像评论家们鼓吹的那样好，写得还比较粗糙。

由这部著作，又想到我将要写的东西。应该以什么为基本思想线索呢？我觉得应当写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政治上受着非人的待遇，有的惨死在科学事业未竟之时，但是他们没有怨言。这能说不是一种爱国的理想支持他们？我觉得唯一支持他们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想使祖国富强，想使祖国不再受人压迫，在政治上能站起身来。正是这种精神才是难能可贵的。这还要认真思考，也许是胡思乱想，最后什么都写不出来。

3月28日　星期六

今天没有安排采访，中午和水渭亭去水库边晒太阳。水库周围野花盛开，桐树开着淡蓝色的花，在风中摇动，很是漂亮。

晚上看电影《爱情与遗产》。故事组织的还可以。但艺术性较差，“佐料”的东西太多了一点。

现在的电影，除了故事情节，别的就无法从中得到什么了。

3月29日　星期日

这里星期天照常休息，没有安排采访，在河堤上漫步，对下一步的写作胡思乱想起来，仍然理不出一个头绪。

不知水渭亭对创作的事是怎么想的。

下午，去游了“长卿石室”，据说是汉司马长卿和卓文君私奔的地方，他们由邛崃私奔到这里，就埋头在这里读书，《长门赋》是在这里用功读书之后写的。

石室已为农民居住，变成了普通的民房。只是“长卿石室”几个字还耀然在目，刻在山壁上。房的墙脚还有石刻花纹，室外还有石柱倾倒。石室旁有一眼井，看下去很深，这井大概有些年代了。山坡上古柏森然，仍然有着许多雅趣。

石室内有两首诗：

书岩本是读书台，司马长卿锦城来。长门赋献身荣贵，前人已去今又开。

七曲湾环九曲水，奔流暗锁卿山嘴。虹桥一道通紫气，中有来脉钟梓里。

诗不佳，略作一记。

司马相如在《汉书》中有传，以《子虚赋》《上林赋》最为有名，我记得司马迁评论他的赋说：“多虚辞滥说”，但还是有“讽谏”价值的。对他的《长阳赋》则有的学者认为是伪作，但此赋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手中无书可查，不能细说。

还有李义山有《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诗：“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有是寒芜。”诗后有注：《新书·志》剑州梓潼县有神山，唐明皇幸蜀，见有司马相如读书之窟，因改神山为长卿山。古时梓潼有二，一为剑州之梓潼县，一为梓州之梓郡。

编辑：王吉安

初审：张霞 毛真好

终审：馆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