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  星期一

去三所。三所在深山里，车子沿着山溪边的小路，蜿蜒前进。山坡长满了桐树。

途经大曲山。

大曲山上有古刹，建于何时，不得而知。寺中有关公、文昌帝君的像，是道家活动的场所。

古刹前有晋柏，树干的下端已被人刻得很细，大柏几乎倾倒，它的上端不得不用一棵古柏来支撑，以免倾倒。不管这是不是晋代的古柏，但这确实很古老了。像这样的古柏刹中很多。

刹前还有“应梦仙境”石室，室中有一石床。传说谁要想得到什么，可在石床上睡一觉，如果能梦到，日后必有所得。过去一些想生孩子的姨太太，就在这里和老和尚一起睡一觉。这话当然是对所谓神灵的一种挖苦。唐玄宗入川时曾在此留宿。

古刹中的壁画不少，都被人们用刀刮去，残缺不全，甚为可惜。

我国的文化，遭受到多大的破坏。

沿途可以看到不少古柏。也有许多古柏残桩。司机说，这些汉唐古柏都是在大跃进时被砍去炼铁了。铁没有炼出，但汉唐古柏永远无法复活了。

下午，安排采访刘长禄。他也在长城脚下17号工作过。他给我们讲了大学毕业去北京工作的事，很生动。他在四川化工学院读书。195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他说：

从重庆出发，沿着川陕公路走了一个星期，方到宝鸡。车过秦岭一带，都是单行道，乘的是篷车，人都站在车上，容易从车子上飞出去。从广元到陕南，过秦岭时感到很危险，看到有的车子翻到谷底去了。

当时不了解北方的情景，只是从小说上看到，感到很新奇。过了秦岭，感到那里的风土人情都不一样。房子很低，吃不到大米，人也不一样了。到了北京以后条件就比较好了，分配到重工业部兵工总局。在北京参加国庆游行，看了故宫，大家都很高兴。国庆以后就到山西太原去了。山西的兵工厂是阎锡山搞的，都是日本式的，设备很好。接收的时候，都是从太行山来的人，虽然很土，但都很热心，当时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党像母亲一样。现在听起来是大道理，在当时来说，这话不是大道理，切实是这样感觉到的。

1959年调到二机部。调动的时候，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只是说到边疆去，家属也不能带。我有一辆自行车，把自行车卖了，买了一双皮棉鞋。只说到边疆吃苦，根本不谈原子弹的事。对新的东西，大家都有学习热情。宋任穷、李觉、吴际霖都很关心我们，经常来看我们。我来的时候，苏联专家还在。我们问什么是高压雷管？苏联专家脸色都变了，他把我们的书给扔了出去，说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说不懂。专家说不懂也不能问。要使炸药成型，要经过熔化，熔化要有炉子，我们买了一个旧的烧开水的炉子，用管子把蒸汽引出来，没有锅子就买了铝锅，没有模子，我们就用马粪纸做模子。突然一天，狂风大雨，把我们的锅子给冲跑了。

这时王淦昌从苏联回来，要搞爆炸物理，我们打炮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是专家，在那里很危险，保卫部的人要他离开，他也不走，并和我们一起干。浇铸时用棒子搅，王淦昌也和我们一起用棒子搅。李觉是院长，亲自到食堂给我们把饭弄好。本来计划是在5月1日打响第一炮，结果提前到4月21日，第一炮就打响了。

3月31日  星期二

左汝良是303室的主任，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是青海实验基地的元老。他谈到在青海时创业的艰苦：

没有房住，没有饭吃，没有暖气，冬天零下几十度，日子真难过。为了使锅炉送气，我们用面盆端水，叫做“启炉仪式”，李觉也和我们一样端着盆子，在前面带头端水。水端好了，又没有煤，我们又去运煤。

春节的时候，我们没事干，也没有东西吃，很早就睡了。赵青副部长来了，说：“你们怎么睡了？”我们说：“没事干。”他说：“你们起来。”我们说：“起来干啥？”他说：“我和你们打仗。”他带来象棋，要和我们下棋。李觉拿出一听罐头，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李觉说：“来，你们都要抹上。”我们问：“是什么？”他说：“不要管，你们先抹上。”我们就把那罐里的东西抹到青稞团子上。李觉说：“抹上就得吃。”原来是黄油，青稞团子抹黄油，吃起来还挺香的。

冬天很冷，我们烤木炭火，熏得起不来了。只听到外面有人叫：“起来吃饭了。”我们听见了，就是说不出话来。又听外面说：“怎么没有人？”“都吃饭去了。”我强打精神喊出：“我们不行了。”“唉，这里有人。”外面的人撞开门，把我们抬到雪地里，灌了许多醋，吐了出来，才清醒过来。

我们这里接触的都是易燃易爆的东西，出过一些事故，牺牲了一些同志，从没有动摇军心。“文革”中出过三个事故，炸药爆炸、失密、电缆爆炸。姓赵的军代表利用这三个事故抓反革命，引起三个人自杀。

1960年，许多人浮肿，到了实验室，坐下歇歇又继续工作。没有住的地方，有的睡在办公桌上，有的人出差了，床位换着睡。即使是结了婚的，也无法住在一起，女的住在楼上集体宿舍里，男的住在楼下集体宿舍里。当时，技术上都是外行。核武器是什么样子，到底从哪里下手，大家都心中无数。虽然有苏联专家，但迟迟不给我们原子弹模型。帮助我们盖房子，只是指挥说窗子没装好，又要搞围墙，又要培养保密员，就是不给原子弹模型。苏联专家撤走了，什么也没有搞成。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也有一个脑袋、两个肩膀，为什么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们自己动手搞。

炸药球体结构是雷管、传爆药柱，还有一个炸药原件，最后才是核心，如何搞炸药球体，遇到许多困难，也克服了许多困难。用锅子熔化炸药，不是密封的，没有真空烧铸，TNT的蒸汽是苦味的，口罩都被染成黄色，撒的小便都是黄色，眼球晶体变得混浊，也就是白内障。当时通风条件差，衣服都成了花的，有时还会溅到脸上。

王淦昌和我们一起搅拌，也戴着口罩，手里拿一根大棒子，和我们一起干。他对每个数据要求都特别严，每一个部件都要亲自动手。

17号工程在沙漠中心，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带一把锹，风沙把路堵死了，就要用锹开出一条路来。球体上有雷管，雷管有电爆装置，有许多电缆线，就像维吾尔族小姑娘的辫子，我们的工作叫“梳辫子”。

晚上，就住在三所的招待所。

4月1日  星期三

第一颗炸药是用机械加工做出来的，这是要有勇气的人才敢操作。我们见到了第一颗炸药的球型加工者，他叫李纯善。和名字一样，他看上去纯朴善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1959年，他从沈阳飞机场调来，搞金属加工。他说：

原件加工很困难，原件的同心度是手工圆弧刀刮出来的，内球、腰部是机械加工做出来的。我是搞机械的，对火药很外行，用钢丝罗底鏳光，危险性很大，最容易爆炸。原件加工，会职业性中毒，门帘、枕巾、拉手，用酒精一擦就都变成红色了。气味太重，熏得我们开始时吃不下饭，一顿只吃一两饭，吃什么吐什么，肝和胃都不太好。

李纯善谈到这里就沉默了，他说他的事都说完了。

我们又找了王志筠，前面左汝良给我们谈过王志筠的事，她是这里唯一的女性。毕业于成都工学院，学的是塑料高分子专业。她说：

1963年毕业，分配到西宁，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就到草原来了。那时草原10幢楼房正好交工，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一个人住两间房。我学的是塑料专业，对炸药一窍不通。左汝良告诉我：“炸药是危险的，像老虎一样，一摸它，可能咬你一口，只要你掌握了，也就不可怕了。”我和男性一起搅拌，浇铸中提不动原料桶，就帮助看温度。谈恋爱时，我的男朋友买不到头巾，就买了一把扫炕的扫帚送给我。这里到处都是黄沙，早上出去床单还是干净的，晚上回来就蒙上一层黄沙。

我们炼炸药用的铁锅，左汝良给它起了名字叫“米哈依洛夫锅”。张爱萍来了，说：“老左，你怎么还叫米哈依洛夫锅，为什么不能叫争气锅？”老左说：“叫争气锅的太多了。”张爱萍说：“不能用工人的名字吗？”张爱萍走了之后，我们都说：“老左，你起了个洋名字，挨批了吧。”老左是个风趣而又乐观的人。

上午，参观了研究所的几个车间，看了炸药的生产，原件的加工及分析研究，然后又到碉堡，看如何打炮。

下午即转移到一所。

4月2日  星期四

一所是搞爆炸试验的。

第一个采访的是李国桢，他是基础部主任。他说开始搞这个事，有天真烂漫的想法，现在感到很幼稚。开始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拿到图纸，在原理面前进行猜想，真正是边干边学，压力很大，透不过气来。

可能是一所的工作比三所的工作在保密性上要求更高一些，是原子弹的核心部门，所以李国桢也不敢畅谈。

接下来采访的是张寿齐。他说：

青海的第一炮是1962年12月28日打响的。李觉说：“你打响了，证明在青海是可以搞试验的。”在李觉的带领下，整个机关的人都搬到第一线来了。第一次是冷实验，用人把炸药抬到试验场地。更大的产品就无法抬了，要用车子拉。前面是开路车，中间是装产品的车，后面是压阵车。开路车上插着黄旗，是开路先锋。

1964年正式试验是在塔上试验。塔下修了装配工号，用铁轨把产品（原子弹）运到塔下。从口上打开，把产品吊上去。产品吊上去之后，还要在塔上保温、插管，除了基地的人，我们科技人员也要上去进行操作。开始用卷扬机吊一个大铁框子，我们坐在铁框里吊上去。但是万一卷扬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样，我们就开始练习爬塔。塔就像工厂的烟囱一样，是直上直下的，有用铁筋焊接的梯子，梯子也是直上直下的，工厂的烟囱一般都是30米或40米高，50米高的烟囱已经不得了了。放置原子弹的铁塔高102米。开始时，我和陈正宣等5人练习爬塔。曾有人上去之后爬不下来了。刚开始爬塔时身上系着安全带，爬一个格子，就要把安全带的铁钩子挂到上一格，再爬一格。后来爬起来就顾不了这么多了，等于没有安全保障。开始，我们也不能一口气就爬上去，天天练，最后练到十几分钟，最多20分钟就可以爬上去。基地的战士爬得更快，三五分钟就可以爬到塔顶。有恐高症的人不能上塔。从塔顶上往下看，场区布置了效应物，如火车头、飞机、坦克、大炮、舰船模型、仓库，还有其他牛、马、羊等生物效应物，可能还有别的，在塔上看不到。

塔顶有两层，最上面的一层是放产品的，为保温需要，里面有火炉，比较暖和。第二层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我要上去值班，就在那里休息。晚上天气很冷，不可能带更多的衣服上去，就把包产品的布盖在身上。我们在塔上，最怕刮风。平时在微风中铁塔都有晃动，人在上面都能感觉到。在下面看，也能看到铁塔的晃动。有时我们要在塔上工作很长时间，吃饭怎么办？叫工程兵爬上去送饭。工程兵向我们传授经验，可以多吃鸡蛋，鸡蛋既耐饿又可以少大便。我们小便就在塔上直接往下撒，不知小便随风飘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能不大便啊，不能在塔上直接往下拉啊，怎么办呢？后来就弄了个沙箱上去，大便之后再用卷扬机的吊篮把沙箱吊下来。塔上的卫生很重要，必须清洁干净。

我问：你们上塔主要任务是什么？

张寿齐说：

插雷管。原子弹在地面装配好了以后，用保温桶吊上塔顶。然后把原子弹从保温桶里取出来，就开始做测试装置，那是测试组的人干的。我们插雷管组做的是最后的工作，就是把雷管传爆药柱装到机械装置里面，构成一个完整装置。因为雷管上有许多电线，像小姑娘的辫子，我们叫梳辫子，我们的术语叫做组合件。这个组合件是先在塔下装配好的。到了塔上就是把雷管组合件对号入座，插上去一拧，线也接好了。插雷管也是分工有序，有人专门递雷管，有人专门插雷管，还有人专门做记录，还有人专门检查有没有接通。我们这个组有陈正宜、叶钧道、赵维晋、贾保仁、潘馨。我们插雷管时，陈能宽一直在塔上，他是看着我们操作的。插雷管用力太大不行，用力不够也不行，没有插到底。插好雷管除了我们互相检查，最后由陈能宽检查，只要有“咔”的响声，就说明插到位了。陈能宽对每一根雷管都做了检查。插雷管的时间很长，方正知也在塔上，协助陈能宽的工作。后来，李觉、张蕴玉上来检查插雷管完成的情况。检查完毕，再连接雷管引线与同步引爆电缆，最后我们一起撤下塔来。

1966年4月，第二次试验是航弹头。试验的前一天，突然发现起爆电压不通，向周总理报告，总理说：“希望技术人员、老工人不要急躁，要镇静，我在电话旁等你们的消息。”我们这里的大小突发事件，都要向中央报告的。

检查的结果，是电缆芯缩回去了，找出了原因，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早上7点钟，准时把弹挂在飞机上。李觉拿把椅子坐在那里，说：“我给你们壮胆。”保卫人员说：“按照规定，你应该离开。”李觉看到插雷管不方便，就把设计师找来：“你看有多困难，设计要改进啊。”

和科研人员交谈，越来越发现这里的研究人员不大安心在这里工作。是怕生活艰苦吗？不是。他们很少谈到生活问题，都认为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更好了。那为什么呢？

一是自己的子女出路问题。这里的教育质量不高，考上大学的很少，中学毕业的青年只能在这里就业。这里又不可能大发展，也接收不了这样多的就业人员。即使都在这就业了，将来过了若干年，在遗传上又要带来许多问题，那时近亲结婚就更多。

二是学术的交流问题及自己事业发展的前途。据所的领导同志说，现在打报告要求调动的有三十多人，这些人都是业务上的骨干，都认为自己有一套，到外单位可以接收他们。

在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些情况，我的情绪有时也就不高了。

4月3日  星期五

一所的靶场，地处一座幽静的山中。和在三所看的大同小异，只不过是范围大一些，仪器多一些罢了。

看了中子源放置的地方，我们感到大为吃惊。中子源放在专门建的房子里，不知储藏设备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上有玻璃密封，中子源装在一个锡罐里，在玻璃罩外操作机械手，像钓鱼一样把中子源从锡罐中拎出来，看上去像小圆球，比乒乓球略大。看到设备这样简单，担心中子源会泄漏出来，我为科学家们的健康忧虑。其实我这个顾虑也许是多余的。

从他们的谈话中以及我看到的情景，这里的保护措施是较差的，包括营养，和我们在资料中看到外国搞这一行业的相比，差得很远。我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种为国家承担的精神，只知道卖命工作，没有人关心他们。据说，这里的科研人员，白血球都很低，从和我们交谈的同志们的身上可以看出，他们的健康状况都不佳。

科研人员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生存环境，也知道处在危险中，但一股爱国热情把这些矛盾都掩盖了。

后来，在访问胡仁宇^④时，他专门为我们讲了运送中子源小球的情况。胡仁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