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　星期二

这里的条件虽然艰苦，但生活安排得尚可。职工食堂办得较好，早晨有豆浆、包子、油条，还可在这里炒菜。看了他们的商店，东西还是丰富的，这里还设立了营养专柜，不收现钞，凭营养证领取。这在其他研究所都是看不到的。

这里还有猪肉可买，所里搭了一个棚，可供农民来这里卖东西，把农民的农副产品都吸引过来，为科研人员服务，也方便这里的群众。特别是那宽阔的水泥台子，更是给人一种整齐、清新的印象。

据说这些变化都是柴所长到来之后才发生的。

柴所长是什么样的人？今天下午才见到他。他原是江油县武装部的政委，转业到这里之后当所长。他说：“我不懂科学，可是我懂生活，我就抓生活”，“要感谢那些专家，他们把科研工作搞得很好”。

他50多岁，留着平头，穿了一身线咔叽衣服，有一件黄军装，是穿在里面的。和他一接触，就感到他是一团火，是一个很热情的人，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访问副所长胡仁宇。他和我们作了如下的谈话：

1958年，我们开始搞中子发生器、加速器，为堆物理做准备工作。1959年，苏联虽然把合同撕毁了，但宋任穷部长还是带人去，看看能否争取到一些技术。但不行，一无所得，宋部长就提早回来了。我们决定自己干，从全国调来105位骨干。1960年6月，开动员会，向大家交了底。要大家献计献策。大家都不懂，去向专家请教核放射化学，他说他也不清楚，摸索着干。

临界安全是顿神负责。物理测试是唐孝威负责。开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但大家的关系很融洽，能合作。但到了1964年的“四清运动”，搞什么背对背的揭发，大家的关系紧张，人与人失去了信任，队伍的内部斗争也激烈化。其实，对“四清运动”的危害性，大家都还没有认识。

搞放射化学，工作条件很苛刻，对条件的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如何看待条件，一种意见认为要有好的工作条件，这样可以把工作搞得踏实一些。一种意见认为有了条件要利用，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当时的争论还是健康的。我们搞实际工作的，最怕提口号，什么“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这是很不全面的。

当时只强调写大文章，不强调写个人研究总结的小文章，货真价实的东西都在小文章中，现在搞得我们总结过去，都找不到具体详实的资料。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确定，原子弹要在1964年国庆前打响，只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搞出来了，毛泽东批示“要大力协同，搞好这件工作”。1962年10月以后，工作才加快。

我们主要是搞中子源测定。中子源放在炸药里，情况好不好，能不能打响，关系重大。如果一炮打不响，不但浪费东西，还会把研究方向搞错，怀疑起自己的研究方法。记录仪器就是示波器，都是照相的，技术不是太难，但怕出问题。片子是好的，整个系统没有出问题，临界安全用的是铀—235，保证不能出问题。我们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没出过临界安全事故，超剂量照射事故也没有，时间虽然很紧，但都很有水平。

炸药怕冷，而青海天气又冷，造了小房子，生了电炉给炸药取暖，这两者是矛盾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选点在青海是不对的，最后只好放弃，转到现在的地方。有一位从上海来的专家，到了这里之后，就说：“老实给你们讲，我上海有洋房，有煤气，草原生活我受不了。”虽然把他批了一顿，还是满足他的要求，放他回上海去了。另一位来草原的，他的恋爱对象经过政审不合格，不能来草原，组织上要求他与恋爱对象断绝关系，他不干，干脆和恋人结婚，坚持要走。最后还是放他走了，到大学教书去了。有的虽然来到草原，但工作磨洋工，给他工作，他说干不了。你能干什么？他说：除了一加一等于二，别的我都不知道。闹了十几年，他还是不干活。他以家庭困难为借口，在家里不上班。有的人的确家庭有困难，能工作的，院里又不放；对不安心工作的，院里感到讨厌，就放走了。好好干的，家里有困难也不放他们走。

当时在九院愿意干的多，对事业有感情，要争口气，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和陪我来的刘树清闲谈，听到一些极为有趣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

在221厂的时候，有一个科研人员病了，党委书记不管，却在那里跳舞。当时大家吃不饱，都吃青稞，可是对跳舞的姑娘们，每跳一次舞，都发给一个烤饼，作为夜餐。一位室的支部书记正好去买酱油，从跳舞的地方经过。看到这情景，心中非常生气，把酱油瓶向舞队中扔去。音乐乱了，搞得大家极为震惊。

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说一个科研人员不懂生活。星期天在家包饺子，他爱人叫他把葱切断。他不会切，不是切得很长，就是落在地上。恰巧在这时候，党委书记到他家里来串门。妻子为了照顾丈夫这种呆拙的样子，就不让他切葱，叫他带孩子，给孩子喂牛奶。但是他也不知道尝尝牛奶的冷热，就喂给孩子吃，结果把孩子烫得哭了。妻子看到这种情景，极为恼火，当着党委书记的面和丈夫大干了一场。

4月8日　星期三

今天，访问的人物是傅依备^①。他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的传奇童年、青少年时代的故事很长，这里略去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