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活”创业阶段的情况，韬奋先生在《二十年来的经历》里曾提到：“寥若晨星的职员三个，徐先生月薪二十几块钱，孙先生月薪几块钱，我算是主持全部的事业，月薪最多的了，每月拿六十块钱。我还记得当时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排了三张办公桌就已觉得满满的，那就是我们的编辑部，也就是我们的总务部，也就是我们的发行部，也就是我们的广告部，也就是我们的会议厅！我们没有大宗的经费，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们有的是几个‘患难同事’的心血和努力的精神！……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那个小小的过街楼里，在几盏悬挂在办公桌上的电灯光下面，和徐、孙两先生共同工作到午夜的景象。在那样静寂的夜里，就好像全世界只有着我们这三个人……孙先生是偏重于主持会计的事情，虽则他对发行方面也很努力。”

至1928年，随着周刊发行量的增加及版面的扩大，第一批招进黄宝珣、陈凤芳（陈其襄）二人时，我父亲也由“半个”转为一个，变成专职会计，并开始了为“生活”奉献短暂一生的奋斗。紧张、劳累、艰辛，然而却心甘情愿，任劳任怨。

父亲大概是生活书店最早“以身殉职”的三个人之一。他1939年4月离世时，在“生活”已有13年的工龄，仅28岁。真是太年轻了！那年，我才刚刚会走路呢。我对父亲的认识，全部来自母亲姚芝仙平日的描述，和哥哥孙扬搜集的有关父亲的史料记载。……

连续十余年，从生活周刊社到生活书店，再发展到全国五十多家分店，父亲承担着会计总管的重任。父亲虽然是个十分认真细心的人，但要他一个人照看这么大摊子的财务，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热忱为书店选拔了一批会计人员，训练培养他们。后来不少人都成为书店业务的骨干，被委派为分店经理或会计主任。这是生活书店的经营能够得以延续发展的一种人才保障。在这点上，父亲是颇有远见的。

父亲回到上海后，一直吐血不止。先是在上海治疗，但他不愿在日寇占领的上海当亡国奴，于7月回浙江老家上虞住院治疗。以当时的医疗条件，肺结核后期已无药可治。不幸于1939年4月1日去世，年仅28岁。他离世的前一天，接到上海分店负责人王泰来从上海的来信并附来账单审批，他还亲笔批道：“‘八·一三’以前的旧账，作二折收款”。

孙梦旦先生是我母亲的前夫，我同母异父大哥大姐的生父。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但母亲生前常提到他，母亲留下的自传也叙述过他，他的儿子──我大哥孙扬曾给我寄来韬奋先生提到孙梦旦的文章，所以我对他有了些了解。

梦旦先生是韬奋先生的学生，长期受韬奋的教导和影响，因工作勤奋，为人诚信，深受韬奋先生和徐伯昕先生的信任。母亲能在梦旦生前与他结为姻缘，是她青年时代一件幸事。……

梦旦先生总是起早贪黑地工作，常常算账到深夜。虽然发行量越来越大，分店也发展到五十多家，随着业务量增大，梦旦先生的责任和工作量也越来越重。但在他的管理下，生活书店的账目一直十分清楚。他不善言辞，但总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韬奋先生1933年受国民党迫害出国流亡期间，他与徐伯昕先生一起苦撑着，默默地挑起重担，保证了书店的经济管理和资金正常运转。母亲说，在生我大哥大姐时，梦旦先生均忙于工作，无暇到医院探视，母亲也给予充分理解，从不抱怨。她对生活书店的认识就是这样一点一滴从梦旦先生的一言一行中慢慢深入的。……

梦旦先生从15岁到28岁，把自己13年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献给了中国进步书籍的出版事业，留下25岁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孙扬、1岁的女儿孙亢。梦旦先生临终时，国恨家仇交集，心情极为凄楚，梦旦为妻子芝仙留下的遗言是：“将来的社会，妇女的地位会提高，一定要供儿女上大学。”梦旦留下的遗物是一支金尖派克钢笔和两块怀表。母亲芝仙把表给了儿女，自己一直留着那支派克笔作为纪念。……

孙梦旦的儿子孙扬大哥多才多艺，善拉小提琴，书法也很好。1951年，他15岁时便离开家乡来到上海，经母亲和光源大舅介绍，进入上海三联书店，继承了父业，成为家族中第五位生活（三联）书店成员。领导见他年纪小，毛笔字写得好，就让他先从为发行书写地址开始。为此，他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三年困难时期，他到浙江省新华书店继续从事图书发行工作，后虽一度调入浙江省歌舞团，但数年后，他经过认真思考，在母亲的支持下，最终还是选择了父亲的本行，回到出版发行行业，在浙江省新华书店干发行工作。他像父亲孙梦旦一样，踏实勤恳，兢兢业业，不辞辛苦，把大包大包的书包得整齐结实，再用漂亮的蝇头小楷写上地址，发往各地，从不出错。他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退休后，书店还是返聘了他几年。

梦旦先生逝世半个多世纪后，母亲在1990年写文怀念他，称梦旦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特别是他的诚朴、谦逊的待人态度和勤恳、忘我的工作作风，常常萦绕着我的脑际”。母亲生前称梦旦先生是一个“办实业不可多得的实干家”，要子女们好好记住他的为人，学习他的精神，树立好的家风。

1939年，生活书店发生两件不幸的事，“一为服务本店历史甚久，管理本店全部会计之孙梦旦先生不幸于四月一日在余姚原籍病故。一为万县分店于二月四日被敌机轰炸，店铺货物全部焚毁，同人何中五先生殉难。”生活书店理事会的决议：“孙梦旦先生在职十三年，主管本店会计劳绩卓著，此次积劳致死，实带有因公性质。孙先生遗有妻女，身后萧条，决一次给与丧葬费二百元，并自本年四月份起按月津贴其家属抚恤金半薪十三年为止。何中五先生因公致死，一次给与丧葬费二百元，并自本年三月份起按月津贴其家属抚恤金全薪满二十年为止。”

──生活书店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孙梦旦先生不幸已于四月三日在余姚因肺病不治逝世。渝地同人得此恶耗，无不痛惜。先生于民国十五年五月早在生活周刊第二卷时代进社，为本店创始人之一。历来主持会计工作，劳绩显著。先生浙江上虞籍，享年二十九岁，遗妻及子女各一。先生为人忠厚笃实，素有“好人”之称。为全体同事所钦敬。对于工作，异常勤奋负责，在人少事忙时期，常彻夜工作达旦。廿七年冬由汉口回沪养病，途经长沙、广州，抱病为分店整理账目，劝阻无效。先生对于工作之过度负责，以致早年不寿，实本店之重大损失。对先生除已决定从优怃恤外，渝地同人定于本月十二日为先生开追悼会，同示悼意。

──《店务通讯》第四十三号总处秘书处编印

韬奋：

孙先生的最大的优点是富有高度的责任心，在民国十五年生活周刊时代，他是练习生。那时人少事多，经济基础薄弱，他身兼发行会计等职务，什么事都做，常常工作至深夜。后来书店慢慢发展，他的责务加重，对职务非常负责。他把公事当做自己的事，事不做完不休息，劝他休息，他也不休息，甚至有了病不告诉人家，为了避免人家劝阻他工作。甚至抱病为长沙分店连夜整理账务。他重视团体的财产，极度的为团体打算节省开支。这种种都表现出他的高度的责任心，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店务通讯》第四十五号

徐伯昕：

大家知道生活周刊是拥有‘八年来从不脱期’的荣誉。这个荣誉的获得，孙先生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大革命时代的某一天，暴徒们突入本社捣毁一切，迫令工作人员离开。孙先生婉言要求，至少携出私人的铺盖行李，结果被允许了，孙先生乘机将生活周刊社的定户卡片和其他重要文件携出，第二天得在邹先生家中继续发行。孙先生对店的各方面都极关心。晚上最后离开办公室，熄灯火，关窗户。从汉口到上海，一面吐血，一面整理账务，打电报要他休息也不休息。他对同人备极爱护，在广州抱病为同人代办日用品，为的是同人省钱。孙先生十三年来，无论大小事务都负责而忠诚。至于他的健康，我们未予以充分的照顾，实在应该负相当的责任。

──《店务通讯》第四十五号

赵晓恩：

我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来悲悼这位老战士──梦旦先生。我与梦旦先生共事，不过三年多的历史，但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这因为我除掉了同事的友谊之外，还有着一层乡谊的关系。他的老人家与我五年前去世的父亲原是世交，但我与梦旦先生在我未进生活书店以前，并没有见过面。后来进了生活书店，才和他相识。他时常鼓励我，帮助我。我得他的教益实在不少，这都使我非常感激。尤其使我永志不忘的，是他那种待人诚恳，心口如一的态度，和做事负责的牺牲小我的精神。我们的突击精神的造就，固然是根据工作来决定的，但受梦旦先生精神感召便由之的成分也是非常之大的。至于梦旦先生的对于我们的店，可以说是一位接生婆。我们知道：生活书店是脱胎于生活周刊的书报代办部，而梦旦先生就早在生活周刊第一卷时代就开始服务到现在，已有十三年了。在这十三年之中，孙先生创始业，拓荒地，日夜不息地工作，历尽了千辛万苦，为我店奠下了基础。他平时常理会计事务，精算之至，一文也不肯浪费，当时虽不免引起同人间的误会，但他终还是任怨地干下去。他以全部的精力贡献在我们的事业上面，却忘掉了注意自身的健康而种下了致命的痨病的根，终于这样年轻地结束了他的一生。这是我们最为他痛惜的，同样，也是他自己最大的遗憾吧！梦旦先生的死，是一个不可补偿的损失。我们是失去了一位忠诚老练的同志，中国是失去了一位勇敢的文化战士！

──《店务通讯》第四十四号

张锡荣：

孙先生在我们店的初创时代，我亲见他曾经统夜不睡地工作。在经济基础未巩固和事务繁忙的客观情形压迫下，孙先生已经贡献了他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店的事业基础，是这样用生命建筑起来的，我们要用忠于店，忠于事业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孙先生。

──《店务通讯》第四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