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19年05月24日发布
新华书店总店原总经理汪轶千先生，于2019年5月14日中午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汪轶千前辈曾经说过：“发行工作影响了我的一生。”2012年4月，我馆将汪老记述的亲历书店工作的回忆文章，以及记录新华书店发展与改革的相关文章、资料，汇编成《六十载书店生涯》一书，作为“出版博物馆·史料”系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读者了解新华书店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翔实的珍贵史料。下文节选自该书收录的新华书店总店编辑处原处长宋培真撰写的《从营业员到总经理──记献身图书发行事业的汪轶千》，从中可体会到汪老身为出版发行行业的重要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为新华书店的成长、发展和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老一辈出版发行人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读者至上、干事创业、勇于创新的“新华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汪轶千前辈千古！
摄于80岁（2010年6月）
《六十载书店生涯》封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
个人简历
1930年生，江苏太仓人。1951年起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先后任营业员、门市部主任、县书店经理、秘书科长。1953年由新华书店总店选送，考取并进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4年8月进入苏联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图书贸易专业学习。1958年获苏联高等院校学位和“全优”毕业证书。回国后一直在新华书店总店工作。1973年进新华书店总店领导班子，1983—1993年主持总店工作，经国务院任命为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退休。
01“这一步，决定了
我一辈子搞发行”
1930年6月1日，轶千生于江苏太仓县沙溪镇，翌年举家迁上海。1937—1949年，他先后就读于上海通惠小学、沪新中学、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护校活动，保护教学设备、仪器，迎接解放。上海解放后，在共青团上海市委青年服务部边学习边工作。1949年11月，他18岁时跨进了新华书店大门。书店是文化单位，有书看，这对刚刚高中毕业的轶千有吸引力；可开始站门市，见到同学、熟人，还有点怕羞呢！渐渐，他懂得了卖书是干革命，有了自豪感，工作热情更高了！用轶千的话说：“这一步，决定了我一辈子搞发行。”实践，证明了他的决心，他对图书发行事业炽热的情感。
当营业员，很辛苦。在门市站着，不能坐，一天下来两腿发直。轶千不怕苦、不怕累。每天清晨打扫卫生；架上的书经常陈列得整整齐齐。每天下班后，把台上折角的书封面朝下压好，第二天再翻过来，书就平整了。读者买书多，轶千就登上三轮车送书上门。由于他钻研业务、热心服务……一年半后，他当上了门市部主任，后提为吴淞支店经理。1952年被评为上海新华书店模范工作者，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上海新华书店（1950年）
02“当事业需要的时候
，不应过多考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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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业需要的时候，不应多考虑自己。”轶千一次又一次用行动证明着自己不空谈──说到做到。
1953年6月，他参加全国留苏选拔考试，9月被录取，由国家派往苏联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图书贸易专业学习。抵苏后得知，这个专业停办了。大使馆建议轶千改去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轶千想到：“参加书店工作不久，组织上就送我出国学习，这是事业的需要。”他要求仍留在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学习，大使馆同意了轶千的请求。一年后，图书贸易专业恢复，轶千随即转入该专业学习。
轶千勤奋好学。他上中学时学的是英语，到苏联学习，听课、回答问题、做笔记、考试、写论文，全部用俄文，而他的俄文基础只是在出国前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了8个月。他唯一的办法是充分利用时间，刻苦学习。除了上课，他最早一个进图书馆，最晚一个离开图书馆。管理员非常感动，夸中国留学生勤奋用功，了不起。他在苏联4年，很少看电影，假期也大都用来复习功课。1957年，毛主席在苏联莫斯科大学向留苏学生讲话，轶千坐在第三排，亲耳聆听毛主席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后，激动不已，更加激发他发奋用功、完成学习任务的决心和信心。4年中，共学习了图书贸易经济、贸易组织与技术、商品学、国民经济计划、财政与信贷、高等数学、统计、会计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32门课程。学习期间，被选为“三好”学生，担任过学院中国留学生中共支部书记。1956年被推选为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代表。同年，学院成立40周年，在著名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纪念大会。大会只邀请两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致贺词，轶千代表中国留学生在大会上用俄文致词。
在莫斯科（1957年）
1958年6月，轶千在苏联莫斯科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贸易经济系图书贸易专业毕业。通过苏联国家考试，以全优的成绩获苏联经济师学位。
1958年，轶千又一次接受了事业对于自己的选择。毕业前夕，大使馆教育处分配轶千到上海财经学院。轶千对大使馆同志讲：“分配到上海，从个人考虑，我很高兴，但我是‘调干生’，如果原单位需要，我还是愿意回书店工作。”并建议大使馆与国内联系。新华书店总店当然不会放弃本企业唯一的留学生。经过4年专业学习的汪轶千，怀着“大干一番”的决心，回国报到。
1969年，轶千和总店的同志一起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1月调回北京分配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当时，这两个单位是合在一起的），任编辑组组长，负责文史哲三类图书稿件的编审。搞出版比搞发行社会地位高，看书多，学习机会多，接触名流多，工作自由多。但他闻讯总店工作正在恢复，便又一次要求回到书店搞发行。经过半年多时间的争取，1973年2月，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表示尊重轶千的志愿，总店自然欢迎“老兵新传”。
在北京文化学院结婚时（1957年）
03“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
1977年，轶千作为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的助手──副总经理，参与了全店工作的领导。1983年，总经理的重担落到了轶千的肩上。30多年来，轶千对新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的发展，颇有建树。
1.介绍国外书业情况和经营管理经验。1959年，轶千通过《图书发行》报陆续发表文章，系统介绍苏联书店的职工教育、计划工作、门市服务、邮购书店、外文书店、书亭、农村发行、存书管理、宣传推广以及课本发行等情况、经验，供全国书店了解借鉴。1961年，翻译《苏联出版事业四十年》一书，由文化学院印行。1979年，参加由陈翰伯为团长、陈原为副团长的中国出版代表团去英国、法国访问；1984年，任中国新华书店访日考察团团长，去日本考察图书发行工作。考察后，或写文章，或作报告，详尽介绍这些国家书业的特点，帮助没有机会出国的广大职工开阔了眼界。
2.培养图书发行业务骨干。轶千留学归来，先后在文化部图书发行干部学校和文化学院任教，为全国新华书店培养业务骨干，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经过学习的大部分人员，相继成了各地书店的领导力量。轶千深知提高图书发行队伍的文化素养，是新华书店改革的重要条件。他多次与教育部、武汉大学磋商办学，终于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于1982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
参加中国出版代表团访英，摄于伦敦（1979年6月）
在东京日本皇宫外留影（1993年）
3.致力于开展农村、牧区图书发行工作。1959年，轶千从苏联学习归来。按当时文化部的规定，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先要到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他到了陕西略阳。这位在上海长大、吃了4年面包的青年，第一次感受到山区人民生活之艰难。梯田绕山腰，往地里送粪，半天只能两个来回。每天3顿玉米面粥，没什么菜，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几乎看不到书。农民口传山歌，边干边唱。轶千曾写散文《打锣鼓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歌颂山区人民的乐观精神。他与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评他为“五好社员”。这一段经历给轶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他还推动门市部开架售书，推行存书分年核价办法，推行二级分发，重视对职工进行优良传统的教育，研究、推动图书发行改革，等等。
“许多工作是大家做的，老同志做的，我不过做了些组织和推动的工作，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轶千同志一再这样讲，这也是他的美德。
新华书店总店在北京召开教材《图书进销学》编审会期间，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右一）、原副部长李彦（左一）到会指导，并与到会代表讨论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1985年12月）
在青海牧区了解民族文字图书发行情况（1991年）
轶千在思想品德方面，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表里如一。他，对不同的看法、做法总是表明自己的意见。他，坦率直言，不搞“小动作”。他的敬业精神，堪称楷模。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新华书店总店历任总经理，左起：汪轶千（第五任）、史育才（第三任）、王益（第二任）、王璟（第四任）、邓耘（第六任）
1992年与部分老同志回“文革”期间下放所在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原址参观。李廷真（左一）、江秉祥（左二）、汪轶千（左四）、陆本瑞（左五）、王仿子（左六）
2007年5月在沪与上海新华书店工作时的老同志合影。前排左起：沈碧娟、阮文星、汪养和、汪轶千、张金福、朱顺兴；后排左起：糜支新、朱肇华、程德庸、李恂如
2008年2月首都出版界新春团拜会上，中国版协老委会在京委员和部分老同志合影。左起：汪轶千、吴道弘、周应鹏、方厚枢、王仿子、陆本瑞、卢玉忆、黎章民、黎章民夫人、刘秀政、江秉祥、邱守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