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发言节选

今天这个题目起得非常好，唐大郎的交游圈，这非常符合他的身份。唐大郎除了可以算作家外，他最主要的身份是记者，不过他并不是写“本报讯”的记者，而是专门写个人专栏的记者。这就决定了他笔下的东西不能板起面孔说套话，说场面话，而要写新鲜活泼的东西。他是新闻记者，不是写旧闻掌故的记者，他要写围绕身边刚刚发生的事情，围绕社会、围绕上海这个城市发展来写，所以他要有大量的人物接触，以便从中获得很多新鲜的材料。我数了数，他笔下交往的朋友有名有姓者大概可以达到上千人，其中名气相当大的，今天说出来基本上大家都知晓的，在文化史上可以留名的，我算了一下不下于一百人。这是唐大郎交游的第一个特点：多。

第二个特点是三教九流。唐大郎交往的人并不是同一个阵营，而是三教九流；大家的政治倾向不同，个性禀赋也有异。这些人物，在和他的交往中都可以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而不是泛泛之交。他经常和他们一起看演出、讨论问题、吃饭、郊游，有时候谈性一浓，忘了时间，甚至睡在人家家里，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这种情况下，他写的人物之间交流的内容，就很有趣，非常鲜活，用句广告语说就是“轶闻”，或者说是有点带八卦性的新闻，只不过他的八卦是真的，不是不着边际的虚假信息。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写作这么长时间，交往这么多人，这使唐大郎笔下所写的内容，具有社会年谱长编的性质。我们各行各业搞研究的人，比如我们研究巴金、研究夏衍，以及其他的什么人，从他的文章这里都可以获得大量新鲜的材料，因为他们彼此的交往记录是准确到年月日、准确到某某地方的，这就起到很重要的查考作用。

唐大郎的交游之广不是一般性的广，首先他是记者，他在报业，新闻界就有很多朋友，像陈灵犀、陈蝶衣、龚之方、王尘无、冯梦云、毛子佩、平襟亚、陆小洛等，都是一方大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接下来是文学界，像巴金、夏衍、张爱玲、苏青、周作人、柯灵、黄裳等，这些今天琅琅上口的名字，也都和他经常来往，互相看稿、改稿，关系非常好。上次11月16日《唐大郎纪念集》首发座谈会上，《文汇报》陆灏兄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黄裳日记当中的唐大郎》，可见他们关系密切到这个地步。电影戏剧界，导演像费穆、桑弧、佐临、曹禺、张骏祥、吴祖光，演员有金山、赵丹、蒋天流、黄宗英等，都是常来常往，经常在一起看戏，唐大郎甚至还在桑弧拍的电影、朱端钧导演的话剧中担任过角色。还有一个是戏曲界，主要指京剧，这里的名家更多，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俞振飞、盖叫天、金素琴、金素雯、张文娟等，有几十个人，亦师亦友，可能是和唐大郎来往最多也最密切的。还有一个是艺术界，主要是指书法篆刻和绘画，邓散木、白蕉、唐云、周錬霞、丁悚、丁聪、黄永玉等，这可能是和他来往关系最轻松的一批朋友，等一下淳翔有PPT详细介绍，我就不多说了。

总之，唐大郎和他同时代的这一批人的交往，是一个很大又很有趣的题目，他们的关系令人向往，心生羡慕，我们应该很好地条分缕析，可以做出很漂亮的文章。

唐大郎的书画缘。我做了一个小PPT，我们纪念集上半部分是别人写唐大郎，有很多很好玩的文字，有很多亲朋好友写了随笔。我总结下来，李君维写得最好，把唐大郎在花花绿绿的都市生活里做过的事情都写了下来，有舞厅、酒楼、书场，可谓霓虹灯下的钗光鬓影，红氍毹下的悲喜人生。霓虹灯下一般指舞场，红氍毹是戏院。张爱玲有过一个论断，文字的沟通，两个点之间最短距离是小说，甚至比身边散文更加紧密。唐大郎写的东西其实就是身边散文，不是写掌故，掌故相当于之后回忆，是属于新闻性质的，他是今天发生的事情当天就写了。

唐大郎刚认识邓散木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很紧密。1940年，唐大郎在报纸上发文章，说自己打算给人家写扇子，特意请粪翁写了鬻扇小启。粪翁写了一大堆好话，称大郎的书法超过苏黄米蔡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唐大郎因跟刘惠明关系比较密切，突发奇想：“我要不要请粪翁帮我刻一个印，曰‘惠明上人’？”但粪翁没有马上给他，他就写了一篇打油诗去催，过了一段时间弄好了。到1963年粪翁去世，唐大郎在香港《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老铁杂忆》，全面回顾了两人的交谊，文章不长，笔致诙谐。邓散木和唐大郎的关系不光是在书画上，邓散木自己也写诗，写非常多的打油诗，大量短诗发表在《亦报》上，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关系挺密切的。

大郎和白蕉的关系比较好，白蕉在上海书法界的地位很高。两个人最早在1938年8月认识，当时是淞沪战役打完后出现很多伤病情况，十几个书画家在上海开了一次杯水书画展，用卖书画的钱扶助这些人。开了五天，唐大郎去了三次，一直在看白蕉的书法，他说看了白蕉的东西自己“惭愧得要死”，以后“不该再雅”，因为白蕉比他水平高多了。抗战结束后的1947年，当时嘉兴县长胡云翼请一大批人到嘉兴游玩，唐大郎和白蕉也去了，大家在那边写了很多东西。

唐大郎跟唐云两个人关系挺好，也是在杯水书画展认识的，但唐大郎作品中，1940年才写唐云的事情。唐大郎和一个在舞场里唱歌的张兰苓女士非常熟，她要拜唐云为师，找唐大郎做介绍人。拜师结束后大郎带着她去唐云家里，后来写了唐云家是怎么样的布置。解放后的一天唐云给唐大郎两支笔、一方砚台，让二十年没有写毛笔字的大郎练字，这是唐大郎在1978年写的字，这个字练得非常好。这两个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大郎故世，唐云还为唐大郎题写墓碑，大书“诗人唐大郎云旌之墓”。

戈湘岚、胡也佛两个人是同事，在世界舆地学社做职员，画世界地图，水平都非常高。唐大郎认识他们那天正好碰到两个人要办一个画展，电影《赛金花》也在公映，两件事情碰在一起，他就写了一首诗。对戈湘岚有一些介绍，恂恂儒雅，又说胡也佛极寡言笑。唐大郎是非常好玩的人，写戈湘岚画马，画的很多马，有的很胖像冯梦云，有的很瘦就像陈灵犀。又过几天写胡也佛，在《高唐散记》谈胡也佛的仕女图。戈与胡的这个展览，因为大郎在报间的大力宣传，故成绩颇佳。

演员里赵丹画画很好，唐大郎跟他关系非常好，他在《大公报》上有非常多交游集，其中一篇写赵丹。唐大郎是嘉定人，女演员蒋天流是太仓人，两地相距几十里，他们算半个老乡。蒋天流的书画水平在演员里是非常出挑的，1963年唐大郎有一篇这样的介绍，说赵丹能画，蒋天流能书。唐大郎还写过请国画院张老师教画，七八个人中蒋天流的天赋不错，学画的水平进步得很快。他还写碰到蒋天流，听说她要重新拍戏，不料摔了一跤，比较严重，腕骨骨折了。后来他还把蒋天流的“师承”讲了一下。

我们把这位上海非常有个性、非常有特色的文人遗忘太久了。唐大郎生前笔耕那么多年，留下近五百万字的文字，可是他生前竟然没有出过一本书，这是非常大的反差。小报一直被认为是小市民的读物，实际上它是生动的、活生生的、上海市民的生活体现。上海以前是十里洋场，现在是非常前沿的大都市，这么一个都市里生活着各色人等，他们的喜怒哀乐、日常生活，总要有人来记录和反映，否则这段历史就是混沌一片。像唐大郎这样，他忠实于手中这支笔，把生活真实、具体、生动地记载下来。如张兄（张伟）所说，他是一个记者，但这个记者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记者不太一样。他所写的对象，三教九流，文学界、艺术界、美术界、戏剧界、电影界，各行各业都有。他觉得这个人有意思，就会接触了解，去交朋友。从他那些专栏文章，可以看出他不是掌故类的作家，而是即兴记录的作家，看了他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当年这些人是这样生活、这样创作、这样表演的，是这样度过白天和黑夜的。

 
在文字的记载当中，唐大郎的记载是别具一格的，他当然有自己的主观看法，但是对社会生活细微的方面，对社会生活的肌理，都有准确的把握，这一点很不容易。而且唐大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对任何关心的事物始终是兴致勃勃的，这一点很难得。他关心这些演员，关心这些艺术家，始终对他们充满了热情，有时候写得有些过分，但是很可爱。
 
我们回顾小报的历史，如果没有唐大郎，会大为失色。这个人不是可有可无的。有的作家写了很多东西，就仅是一堆文字，不提无妨；唐大郎恰恰相反，如要谈到上个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小报，以及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仅存的两份小报《亦报》和《大报》，不能不提唐大郎。《新民晚报》的复刊，也绕不开唐大郎。无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从研究小报历史的角度，都无法避开唐大郎。

唐大郎有一双欣赏美的眼睛，他对画家、书法家、篆刻家的认知是很到位的。有些人在上海滩刚起步，唐大郎就敏锐地发现，将来的发展不得了。从文学界来讲，40年代上海文人中，唐大郎与张爱玲、苏青都有接触，也都留下了文字。张爱玲对唐大郎的诗很欣赏，主动建议唐大郎出本诗集，就叫《唐诗三百首》，可惜最终没能出版。而唐大郎对张爱玲的才华和文学成就也很欣赏，尤其是1945年后，张爱玲碰到困难时他能伸出援手，在《大家》杂志上刊发张的文章。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上海《亦报》上连续刊登两部小说《十八春》《小艾》，一个长篇，一个中篇，都是唐大郎经手的。不仅是张爱玲、苏青这样的作家，唐大郎对新文学的作家，主流的作家，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夏衍、曹禺、巴金。唐大郎交友中戏曲界美术界是重点。我们现在谈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唐大郎就是海派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海派文化当中的精英，有他独特的贡献。尤其是《亦报》并入《新民晚报》，《新民晚报》的副刊办得那么好，唐大郎的功劳是不可否定的。

陈子善老师刚才讲到唐大郎命运坎坷，一个写了五百多万字的人在生前没出过一本书，尤其是在出书容易的年代。这确实涉及到在新文学传统下，或者说是在过去意识形态的角度下，对小报、小报文人存在一定的偏见。我们的生活很难出很健全的人，什么叫很健全的人?既要对国家和民族有承担，也要有私人的生活，有个人的日常。唐大郎写了很多东西是日常生活的美好，这是他很可贵的地方。

张伟老师和陈子善老师讲过唐大郎对张爱玲的态度。鲁迅说中国很少有吊唁失败者的人，我们都是去捧英雄。在那样的时候，唐大郎善待张爱玲或者其他人，体现了他的原则。《唐大郎纪念集》有一篇写到1950年唐大郎访周作人，那时的周作人是被全国唾骂的汉奸文人，可唐大郎办的报纸就敢登周作人的文章。不仅如此，唐大郎还去看望他。从这点看，不能说唐大郎做人多么了不起，但至少他有心。

而且他写下的文字不是简单的新闻作品，都有他自己的眼界，有他自己的判断和用心。他写去见周作人的时候，描写到握一个七十多岁老人的手是软软的，是热的。从这种文学的文笔，就能看出他有他自己的眼光。他谈到黄宗英的几个部分，都很好玩，有一篇文章写的是“黄宗英担任保镖 唐大郎指点迷途”。很有画面感，很有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大郎的趣味和兴奋点，不是像普通记者一样简单做一个报道，他总是用文学家的笔调写出属于他自己风格的文章。

他与几个作家的交往中，他写到苏青、李健吾，写到黄永玉。《唐大郎纪念集》这本书的书名是黄永玉题的，包括之前出版的小册子，以及后面要出的文集，都跟黄永玉渊源颇深，因为大郎是黄永玉的前辈，当时在上海滩很照顾黄永玉。还没有出这本书的时候，每次见到黄永玉先生，他都用上海话讲“数钱”的故事。大郎在银行工作时得过点钞冠军，黄永玉想叫唐大郎教他数钱。唐大郎嗤之以鼻，说你有几个钱，还学什么数钱。黄永玉经常讲这个故事，他非常念旧，上海对他的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作用也是因为唐大郎这些人的存在。

唐大郎这么多文字，有的是即时写下来，有的是人生对片段的回忆。人要为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人生留一点自己的天地，这样才能做一个有趣的灵魂，活着才不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