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书店与进步出版传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总编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副总经理、副总编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  PART

“论坛题目是‘三联书店与进步出版传统’，我觉得就是讲‘范用与三联书店的进步出版传统’。”开场白中，王为松先请与范用先生有过交往的董秀玉与汪家明，从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来介绍范用。

在汪家明看来，为范用先生定一个位的话，第一首先是三联书店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第二他代表了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联书店。“三联书店的出版人都是很了不起的文化人，邹韬奋不用说，还有胡愈之、李公朴、艾思奇。1949年新中国出版刚刚建立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些领导人，其实都是三联书店的人。比如陈原，1938年进入新知书店，原来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来担任出版局领导。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黄洛峰是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创办人。出版署署长胡愈之是三联的生活书店的创始人。周总理任命的国际书店领导人曹健飞也是三联书店的人。他们既革命又专业，对新中国的出版产生巨大影响。而范用先生是这40年来对中国出版影响最大的一位出版家、编辑家。"

入行即与范用先生一起工作的董秀玉，称其为“师长”，且是很亲切，很细致，让人感觉很温暖，处处为你着想的“师长”。“他告诉我办刊物是一个编辑的大学，想做一个好编辑从做刊物入门是个好起点。因为刊物一个月出一本，每个月你都要联系几十个各门各类的作者，你要了解他们在研究什么，思考什么，在做什么；现在的社会潮流、社会认知，及你的刊物要反映的思想、内容，哪些作者能接得上，你需要学习和研究。然后你要去认识他们，跟他们结交、交流。一年能做十本书已经很多了，最多联系十位作者，而一期杂志就能联系三四十个作者。”董秀玉直言“幸运”，被范用先生选进《读书》，改变了一生。而自己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也因为范用先生的开启与引领，起步高、收获丰。除了教如何看稿、改稿，范用先生还指导她关注图书生产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我们那个时代，作者稿费很少，但是他们对成果关注很多。版要排得舒朗，校对得最好，编辑得最好，书出得最漂亮，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回报，也是你能够长期跟作者交往的一个基础，让他觉得你是认真在做出版工作。”

2  PART

1996年，王为松曾造访北京范用先生的家，他清楚记得范用先生说过：“你们现在有条件了，每次寄样书，都请办公室的编务寄；我是自己寄，因为我会把我自己对作者的感情一起打包进去，这是别人做不到的。”

汪家明对此深有体悟和感触，认同亲手为作者寄书，是将自己的感情打包在一起。“他抄信的时候，我看了着急，他一笔一笔写，我说我拿去扫描一下就行了，也不会漏字。他不要。不放心是吧，不放心我把信拿走，我拿扫描仪到你家里来扫描。他也不要。他就要自己抄，重温跟这些书友、同事、朋友的感情，他抄得很认真，端端正正。”他认为范先生是带着感情、理想做出版的。

3  PART

被范用先生引导着参与筹办和创刊《读书》杂志，董秀玉见证了这本杂志在上世纪80年代掀起“新启蒙运动”，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一段重要历史。她回忆刚进《读书》时就遇到三个“大佬”：陈翰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陈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他们讨论在思想解放的重要关口，为什么要办这本杂志；思想解放这个观点对于我们国家民主发展和出版业发展的根本意义；办这样一个思想性的刊物有什么风险，怎么解决、如何坚持；再怎么把这些如实报告给耀邦同志，等等。我当时就是个‘小跑腿’，听他们争论、讨论，思想上心灵上都极为震撼和感动，人生这种思想洗礼很难得。”

“有人说过，整个三联，包括《读书》，从陈翰伯到陈原，到倪子明、史枚，再到董秀玉，看不出范用在哪儿，但是范用又无处不在。”针对王为松的这句话，董秀玉再次忆起范用先生，说：“对，他主动不要进编委会领导成员的名单（当然最后陈翰伯没有同意），可是去出版社立军令状的是他，组织编委会、编辑部，选题、组稿、编辑、排校、设计、印制、销售等运营的全部环节里都有他。那时候方案讨论得基本差不多了，范用说，不用再细讨论了，先做起来。翰伯你是大旗，陈原你当主编，我做后勤，不要上我的名字，可是在三联出，我立军令状，我来组织人，所有具体的操作我来做。所以第一次的名单上面没有范用。我一个年轻人在那儿看着所有的一切，会给我什么印象？范用就是这么个人。”

“小跑腿”董秀玉，拿着范用先生写的路条疯狂跑了半年多，到谁家去，地址和电话是多少，范用先生都提前打好招呼，有的甚至亲自带着去。汪家明在编辑为纪念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而出版的四卷本《范用存牍》时，看到“不下一百处”范用先生收到的名家来信里提到“问候秀玉”，这其中反映出范用先生对董秀玉的倾力提携与支持。

4  PART

王为松看了柯灵写收到书后对范用先生说“你们书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满意”，并念了一段《随想录》出版后巴金写给范用的信中的一句话：“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书引进了文明的书市。”他认为这些评价极其高，符合大家对编辑的传统认定，是为人作嫁衣裳。同时，他也认为，范用先生除了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优秀的编辑以外，他的每一个动作或者举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很多是领风气之先的，所以他又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编辑，还是一个好的出版经营者，同时也是一个出版战略家。

对此，董秀玉与汪家明都谈到1985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的过程，以及范用先生出过的几本极具影响力、至今为人称颂的书籍，如《傅雷家书》《随想录》《西行漫记》《干校六记》《中国文化地理》《编辑忆旧》《世界美术名著二十讲》《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等等。关于《傅雷家书》的编辑出版过程，董秀玉回忆了一些细节，特别是具有编辑敏感性和好眼光的范用在第一时间拜访傅敏后为此书得以问世着手准备了两件事情：一是让老编辑将15万字的手稿中的一半，约7万字，重新规规矩矩、工工整整抄一遍，排长条样，校了四遍；二是为傅聪的证明问题，将印了一二十份的长条样发给文化界重要岗位上的老同志，造成舆论，后经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打报告给胡耀邦，在得到批示后，他附上批件加审查报告和批注说明，最终使得这本书顺利出版。“他不是给领导出难题，而是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所以很快就批下来了。这件事情对我教育很大，教我怎么做个好编辑。”

谈及范用先生的“老三联”情怀，董秀玉讲到紧锣密鼓做了《读书》和《新华文摘》后，他一直想办一本有个性的杂志，称需要思想性的散文，锐气不能弱于当年的邹韬奋。这个愿望变成了董秀玉后来创办的《三联生活周刊》。因为怕失败，也因为囊中羞涩，初创《三联生活周刊》，董秀玉没敢告诉范用先生。但范用先生得知此事后写了一封信给她，表示很高兴，说当年韬奋先生等办《生活》等一系列周刊，为争取民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生活》活在千千万万老一辈读者心中，他们在三联工作过的人也很怀念，今天办《三联生活周刊》不要模仿过去，但是韬奋精神是什么，一定要考虑到，也相信这本杂志将继承发扬韬奋精神。“他后面具体地说，这件事最好也告诉一下邹夫人，写封信或者专程去上海一趟，跟她聊一聊，谈一谈，让老人家高兴高兴，知道你们三联也在办‘生活’。把刊物办成什么样子，都告诉她，免得有人谈起，她还要打听。”信中也建议创刊号用一点篇幅，图文并茂概要介绍韬奋先生和生活的系列周刊，或者写一篇韬奋夫人沈粹缜的访问记，或看看当年和韬奋先生共同办生活的一些还健在的同志，如胡耐秋、程浩飞。足见范用先生的细致和周到，听来令人感动与钦佩。

为使范用先生放心，也为传承韬奋精神和《生活》周刊“始终立足民众立场”的宗旨，董秀玉将发表于创刊号的《编辑手记》发给他看：在韬奋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68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当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射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深厚理念和深厚资讯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力量，这就要创新、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在这个历史的传承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把它办成百姓自己的刊物。

5  PART

范用先生为书籍的一生，做了很多值得称道和感念的事，而王为松表示曾在董秀玉的一篇文章里看到，范用也有坚决不做的事。

“刚进入市场经济，我们（拿到）第一个批复就是自负盈亏，给你30万你自己想办法。老沈说我们太生不逢时了。我是1987年底去香港。老沈到1989年已经是艰难得不得了了。等到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真是穷得不得了。整个三联总部在地下室，窗户、光都没有。那个时候真的很惨，但三联人特别好，大家一起想办法。”董秀玉回忆道：“有一个编辑，介绍来一本书，讲禅学禅经的，但是讲得很玄，一个人跑到山顶悟禅，然后升天。我看不懂这是什么书，也不真是讲禅学的。可是有2万美金补贴，20万人民币，很大一笔钱啊！我想想范先生以往的出书标准，拒绝了！可是心里还惦着那20万，我们那账里可只有不到5万啊！后来跟范先生讲了这件事，也讲了当时我那点小心思。他瞥了我一眼：‘这还用想！’鄙视我还念念不忘呢。”

6  PART

范用先生重视读者、善待读者，三联书店的社训“竭诚为读者服务“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汪家明在编《范用存牍》时最大的体会是，范用先生通信对象多为作者，他给他们各方面考虑得极为周到，”我是这样理解的，之所以为作者服务就是竭诚为读者服务，因为他认为这些书很有营养，对读者很有好处，所以才对这些书、对这些作者这么热心。范用先生通过竭诚为作者服务来做到竭诚为读者服务。“

董秀玉则认为三联的读者和作者是一体的，很多作者是读者，一些读者又能转化成作者。“《读书》杂志的头版头条是什么？读者·作者·编者。他把读者放到这么高的地位，这是三联的传统，以前的生活、读书都是这样。”

范用先生亦是性情中人，特别本色。汪家明认识范用先生时范先生已74岁，77岁时同为读书生活出版社老员工的老伴去世，令他十分悲痛和不舍。直至2010年去世，范用先生的最后十年完全是与书为伴的。“他晚年一是依托这些书，一是依托老三联的朋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上午，‘老三联’就到三联聚会。我当时奇怪一个事情，除了范用还是三联书店的人，其他几位1949年以后就不在三联书店工作了，像仲秋元是文化部副部长，许觉民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倪子明也不在三联书店，可是他们退休了还是跑到三联书店聚会，说明范先生凝聚力特别强。每次聚会范先生都带一个大布袋子，里面装了很多书、信，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信是寄给谁的事情。”

2015年9月为纪念范用先生逝世五周年，三联书店出了《爱看书的广告》《叶雨书衣》《存牍辑览》三本书。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范用先生一辈子喜欢收藏的东西，比如《爱看书的广告》里面，主要是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读书生活出版社、时代出版公司的广告，他把报纸上的剪影搜集起来，直至晚年。范用先生为什么这么耐心和细心地保存这些东西呢？汪家明说：“我认为首先就是因为爱书，爱广告也是书，爱这些信也是和书有关。他是我见到的最爱书之人，可能在座的都是爱书人，我也是爱书人，但是做到他这样不容易。他拿到一本好书，漂亮的新书，他晚上不是放在枕头边上，而是放在被子里，就是那么一种感情。”

范用先生曾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别人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他爱书，爱书的作者，爱作者的书信，一切都源于爱书。“爱书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爱文化、爱思想、爱真理。爱文化、爱思想、爱真理又联系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就是爱三联。范先生从来没有明确总结过什么是三联的编辑传统，但是他的文人气、书卷气的确形成了三联的传统。董老师过去总结过，范用留给《读书》、留给三联书店的就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出版人庄重的使命感，这是三联书店文化精神的根本。”汪家明总结道。

7  PART

范用先生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三联书店工作的人，之所以对三联情结这么深，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他们曾一同出生入死。汪家明说他后来编三联书店大事记时，特地请“老三联”过目，他们特别重视，一个烈士的名字都不能漏掉，超乎他的想象，最后因为没抄全就没出。“正因为如此，他们是真正继承三联书店传统的，要把三四十年代的三联和八九十年代的三联连接起来，这方面做实际工作的主要就是范用。范用先生把老三联和新三联连接起来，也把一大批文化人的视野和新时期的文化视野连接起来，使新三联有了扎实的文化根基。除了爱书、爱三联以外，能够留存下来这么多与书有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独特的性情，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发自内心的对好的东西、美的东西的爱惜。”

很多人收藏过范用先生自制的贺卡，很讲究，有情调，富有诗意，充满童心，表达出对美好事物的不由自主的追求，汪家明称之为“浪漫”，“李辉提过，说范用身上有一种浪漫的东西，这个挺恰当的，他穿衣服，横格子衣服，有时候穿件浅绿色、粉绿色的衬衣，戴个围巾，特别讲究，其实都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但就是好看，搭配得好。董总说他喜欢唱歌，特别是小时候的歌。”

董秀玉还记起汪家明拍下的一张最后时刻范用先生的照片，引发在场观众和读者的伤感与怀念。“那是我们看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张照片，床头两个氧气瓶，床里面一排全是书，沙发上全是书，没法坐人，他头发乱乱地，特别无力地蜷在那里。你去了，很多人把他叫醒，告诉他给你送来新书了，他马上伸手来拿。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还想翻。真的很辛酸，他的心还在那儿。”汪家明也唏嘘不已：“他背对着躺在那儿，很小的，盖着被子，但上身露着，头发白着，斜着窗户射进一缕阳光来，全是书，墙上挂着他喜欢的一些漫画像。他的客厅挂不了的，放在里面了，有一种时光的感觉。”

最后，汪家明现场念了刘杲先生写的一段话：“范用同志的为人启发我的思索，可是我愚钝没能想清楚，我觉得范用同志的平民出身和善良人性是他人生的出发点。长期的职业锤炼和文化熏陶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聚集当代文化的能量，吸取外来文化的营养，铸就了他高贵的灵魂。尽人皆知范用同志热爱书籍、热爱出版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种种感人的事迹中，范用同志的表现总是那么投入，那么热情，那么专业，那么虔诚，那么独到，那么精细，那么自然，那么率性，那么坚韧，那么从容，那么自信，那么自尊。这一切出于什么的驱动呢？是为名吗，是为利吗，当然不是，是执行规章制度和履行岗位职责吗？不完全是。是自觉坚守职业道德吗？不错，但是不够。归根到底是展示了一种精神境界，这是最高的层次，在这个精神境界里情理交融，知性和理性，乾坤自在，物我两忘，在这个精神境界里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范用同志才能活得那么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