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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 诗人宫玺的出版往事 2024-02-12

微信公众号2022年01月12日发布

2022年1月8日,原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编审、诗人宫玺去世,享年91岁。

 

宫玺,原名宫垂玺,中共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2年4月18日生于山东即墨,1951年参军,历任空军连队文化教员、团俱乐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文化科副科长等,1978年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历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

 

宫玺自1956年开始发表诗作,著有诗集《我爱连队我爱家乡》(1960)、《蓝蓝的天空》(1965)、《银翼闪闪》(1973)、《无声的雨》(1985)、《抒情的原野》(1986)、《冷色与暖色》(2000),随笔集《青青河畔草》(2004)等。

求知求诗使我的生命充实,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感到空虚无聊。读书,使我觉得世界很大,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写诗,使我不断领略发现和创造的快乐。其间尽管有苦恼,有挫折,有痛苦,也有不幸……

 

——《青青河畔草》卷末

 

诗人宫玺的另一重身份是出版人宫玺。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期间,宫玺编有《外国爱情短诗萃》(五角丛书)、《中国现代散文诗100篇》、《儿童诗选》、《冰心七十年文选》等书。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作家中,我自幼至今始终不渝崇拜的有五位,冰心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位。做梦也没有想到,八十年代初,我竟在北京拜见了她,而且当了她的文集六卷的责任编辑。为此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里边有这样的话:

 

“一个穷乡僻壤的孩子,在小学课本上读到《寄小读者》片段,打那以后,冰心的名字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中,冰心的诗文一直吸引着他。……想不到有一天他竟参与编辑那些他喜欢的诗文!这是命运的安排吗?不。那么这是机遇?或者说,是一种缘分,一个胶东的小读者的缘分?”

 

而今,我受出版社之命,又来选编《冰心七十年文选》,这工作在我是既荣幸又艰巨,毋宁说,是对我学习理解冰心作品的一次考试。

 

——《冰心七十年文选》编后记

 

20世纪80年代,出版家丁景唐有感于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影印出版,决心组织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做一总结,宫玺参与了其中诗歌卷的编选工作。2005年,他在我馆的《新文学大系》系列口述史采访中回忆这段经历,为我们讲述当年搜罗诗作的经过,关于入选标准的讨论,拜访艾青、叶圣陶等大家的故事,留下了宝贵的出版史料。

 

▲丁景唐主持《新文学大系》口述史工作会议

左起:郝铭鉴、高国平、周天、林丽成、赵修义、丁景唐、宫玺、聂文辉(2005年9月23日)

斯人已逝,影像不息。谨此分享宫玺先生《新文学大系》口述史中一段,追忆“求知求诗”的出版人。

 

 

我参加的是《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的编选工作。我就围绕诗歌卷的编选来讲,与此无关的我就不讲了,有的别的同志会讲。

 

当时是1983年春天,社里让我和徐如麒两个来参加编选《诗歌卷》的工作。当时就把编辑室的一些事情,新的就不接受了,老的一些工作没完成的,稿费啊,校样啊,继续抽空回来完成,主要精力放在那里(编选《诗歌卷》)去了。每天从家里上班到那里去了,不到这里来了。有时白天干完了,过来看看有什么事情,主要重心在那里。

 

我们出版社的资料室有个好处,诗集比较多,这些诗集有些私人的,还有一些是旧书店的,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了,所以有好多诗集。开始就看出版社自己的诗集,由徐保卫把诗集捆起来拿到那里去。都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出的诗集,解放前出的诗集。因为我们选的这卷是第二个十年,是1927年“四一二”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十年当中的。

 

有关这方面的,把出版社的诗集基本全部翻遍了,看过了,一本一本地看,看了以后,好的诗就做个记号,而且同时对这些书都做了简单的记录,为做个资料。什么书、书名、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这里面它一共有多少诗,我都有简单的记录。可惜时间紧,不会记得很多,不会对这本诗集有简要的评价,要有就好了,那资料就多了。当时纯粹是为了完成那个大系,所以很可惜的,看了那么多的书,没有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只记录了一些书名。

 

这些大概看了差不多了,到了后来5月份,5月27日决定,由社长丁景唐带着我们几个人去北京,请一些老前辈、老作家来写序。

 

从那以后,我们回来继续看资料的工作,把我们出版社的都看完了。后来就到作家协会去,作家协会是诗集最多的单位。它解放前接收了几个有关图书馆,加上一些作家、诗人,它收集的诗集特别多,比我们(上海文艺出版社)多。我们解放前的诗集也很可贵的,很多,有好多作家的签名本。当然,不是送给出版社的,是别人送给另外的一个人。比方说送给茅盾的诗集,有好多。茅盾大概离开上海时处理的,我们收藏的,很有些宝贵的东西。我就到上海作家协会去看,作家协会诗集很多,我和徐如麒在那里看。

 

再一个就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诗集特别多,他们对我们非常支持。那里有一个老同志,五十来岁的,全部给搬出来,我们抓紧在那里看,我和徐如麒两个人看,但没办法一首一首地看,就看有关年代的。看到好的就记下来,让他们给复印。我们早晨上班,从家里到那儿去,中午要闭馆的,有一个多钟头闭馆,我又不能回来,吃饭很艰苦的,就在图书馆旁边南京西路买两个肉包子吃,吃完后就在那里等,等开馆后再进去。这样,天天看天天看,收获很大。

 

还到徐家汇藏书楼,藏书楼条件很不好,到那里去查报纸、杂志。杂志、报纸在那里,书都在图书馆。那很艰苦的,《大公报》还有好多解放前的报纸,那收获也挺大的。

 

这三个是我们资料的主要来源。其他的,上海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社它有东西,《大公报》它有好多。它接受了解放前的一个什么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它有些东西我们没有的,那就是弥补我们的不足。解决问题的主要是三家,我们社和作家协会和上海图书馆。上海反正是有资料的地方都跑了,后来就到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