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03月21日发布
2022年3月19日，欧阳文彬在沪离世，享年102岁。
▲欧阳文彬（摄于2021年7月）
欧阳文彬，原名欧阳晶，湖南宁远人。抗战初期，辍学参加第九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从事抗日救国宣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桂林考入新知书店做练习生，在新知书店创办人徐雪寒的领导下工作。后在胡愈之领导的文化供应社、重庆新知书店二线机构亚美图书社，以及重庆、上海的开明书店工作。曾在开明编《中学生》杂志。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出版室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和文艺处干事。曾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萌芽》杂志编辑部主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学林出版社编审等。
欧阳文彬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著有传记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刘连仁》、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合作）、散文随笔集《书缘》、文学评论集《赏花集》等，其中以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在密密的书林里》（合作）是1981年十大畅销书之一，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在当时广为人知。之后又创作了姐妹篇《幕，在硝烟中拉开》（合作），小说出版后，同样好评如潮，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评为优秀长篇小说。
▲《在密密的书林里》（1981年4月）
▲《书简情——欧阳文彬藏信选》（2009年7月）
2008年，欧阳文彬、钦鸿辑注的《书简情——欧阳文彬藏信选》列入我馆“出版博物馆文库•史料”系列，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她与“革命前辈和文化长者”的数百封往来书信及大量珍贵合影，这些不仅仅是友谊的记录，更是近半个世纪文化出版史料的点滴汇集。在前言中，欧阳文彬自述：
“我爱朋友，重友情。由于父母早年分手，我没有得到过父爱，也没有呵护我的兄长，却从几位革命前辈和文化长者那里获得了胜似父兄的关爱。我中年离异，独自拼搏，靠的是朋友们的策励和帮助。没有朋友，我怎能跨越坎坷的道路？没有朋友, 谁帮我扬起航行的风帆？我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地下斗争和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历练和冲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乏友谊的支援，在不可避免的离别状态中，靠的就是鸿雁传书。因此，我有珍藏友朋书信的习惯。
……
它们或推心置腹，直抒胸臆，或体贴关怀，无微不至，即使是工作上和业务上的交流商榷，也无不流露出由衷的信赖，全都是友谊的记录，也体现了写信人的思想感情和各不相同的风格。
这里选收了文化出版界师友的部分来信，其中或多或少涉及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文化出版的某些事情，虽属点滴，似还有些可供参考之处。把它们整理筛选，汇编成集，该不是无益的吧！”
欧阳文彬与我馆交往密切，十分关心支持我馆工作。她多次向我馆捐赠珍藏，2004年便将她主编《我与开明》一书的几十份手稿悉数捐赠我馆。2020年1月8日，她又将31册1980—2010年间所记生活及工作笔记捐赠我馆，并表示：“这些笔记本虽是个人的工作琐事记录，但也留下不少当年的出版工作背景和相关情况，以后可作为文献资料供后人研究出版史查找使用，起一点微薄的作用。”
▲百岁欧阳文彬在捐赠凭证上签字（2020年1月8日）
▲《十年》（1936年7月）
▲《明社消息》（第一号）（1948年9月）
▲《我与开明》校样（1985年8月）
▲冰心手稿《我和开明的一段因缘》
▲欧阳文彬工作笔记（1979年10月）
▲欧阳文彬工作笔记内页（1979年10月）
▲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中的开明书店宣传车（1949年）
2004年和2006年，欧阳文彬曾两度接受我馆老馆长林丽成口述历史访问。2004年与开明同人集体回忆开明书店，2006年则是关于她个人与出版的一生，此次采访内容尤为丰富，历时3月、分5次拍摄方告完成，当时已86岁高龄的欧阳文彬为我们详细地讲述“战斗70年的战线”，她的好记性和对史料保存工作的热心支持令人感怀。
以下节选这段珍贵口述史料的片段分享，送别欧阳文彬先生。
母亲是搞教育的，从小给我看书，她灌输我的思想就是妇女要自立，要独立，要好好学习，要有自己自立的能力。所以我从两岁开始就在家看书，看的大部分都是中华书局的图画书、儿童书，包括《小朋友》，懂不懂就这么看，看了以后就胃口大了，就看童话，看小人书，连环画那个时候叫小人书。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小人书，比外国童话感兴趣，觉得小人书内容很丰富。看画似懂非懂的，它反正一页一页连续性的，看了很多。从两三岁我就能坐在那里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很安静地看。但是虽然说母亲是很注意的，但是书总是不够我看，看了以后要看新的没有，我那时就想最好到书店里去工作，有书看。
到小学二年级老师调查儿童志愿，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做书店店员。老师都奇怪得不得了，别的小朋友要做文学家，要做科学家，或者最少要做老师，你要做书店店员干什么？那我就说有书看，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也没有想到两岁时候的志愿到后来真的成了我的职业。
然后到中学以后，就开始接触一些苏联小说。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三大本，《毁灭》《铁流》《士敏土》，三本苏联小说，都是讲苏联十月革命的。看了这个以后，到高中就参加学生运动，就看生活书店的书，主要看那个杂志，我们看的是《生活星期刊》。
到哪儿找职业呢，我就回到家乡，回到长沙，在乡下，宁远的乡下，我们家在农村。在宁远就看到一张《救亡日报》，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夏衍主编，那个是桂林的一个进步的报纸。它的中缝里面有一条启事，就是新知书店招考店员和练习生，二十岁以下的做练习生，二十岁以上的做店员，公开招考。
我说这个好，新知书店我读过它的书，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共产党宣言》，我入党的时候人家叫我一定要把《共产党宣言》读熟了，这个就是新知书店出版的。这个书店很进步的，我到桂林去。这样我就19岁开始了新闻出版工作，出版工作从19岁到现在（2006年）算起来快要70年了，这个当中有10年搞新闻工作，到晚报去，其他全是在这条战线上干到底了。
▲青年时代的欧阳文彬
从当时来说，国民党也办书店，他们叫文化服务社，还有正中书局，这是国民党办的书店，其他是民办的，国民党公开办的就是这两家书店，这个书店都门可罗雀的，没人去的。我们这三家书店人是满的，一直是人是满的，满也有个原因，不一定是生意好，他就是来看书的，不一定是来买书的。正中书店不让你看书的，他书都是藏在里面的。进来问你买什么书，你讲不出来就出去，不管你的。这三家书店欢迎大家来看的，开架的，完全是开架的，而且巴不得把人拉进来。
就知道了精神粮食和精神鸦片，那么我们要看好书，要卖好书，要介绍好书。当时我们一句口号就是说“备书皆好”，我们店堂里的书都要好书，不能卖一本坏书；“好书皆备”，好书都要有，这个读者来，我要这本，这本我没有，那本我也没有，那你就失职了。因为那个年代书店跟现在不一样，跟新华书店不一样，每个出版社卖自己的书，不卖别人的书，所以开个店。开明开店还是卖自己的书，不卖别人的书，但三联书店卖的。特别这三家打统战的，这三家是兄弟书店，你的书我有，我的书你也有，互相进货。“好书皆备，备书皆好”，不能把鸦片给读者，不能够人家要的书我都没有，这是一条。
第二条你卖的书你都要有数，你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内容，我们不是百货，不是百货商店，我们是书。书是精神粮食，你做营业员你要知道这本书是讲什么内容的。人家问你，我要买一本经济方面的书，你傻眼了，你自己找，那不行。你介绍给他，这本书，比如说，是初级的，这本书是哪个方面的，你都要讲得出来，你一点都不懂你怎么做营业员？这个就教育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书都熟悉。
后来就发现有了这个目的之后，读者进来就不是一种营业的关系。读者进来，不是像别的书店进来，拿一个单子我们买什么书，不是的，他都是空手来的，他也讲不出来我要什么书，进来就是看着玩，选中了。还有人问他：“我好像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你看我买哪本书好？”他把他的问题提给你。这就考验你了，答不上来的话就要挨批评了：“你这个营业员你怎么不会讲的。”你要知道。有的人比如说：“好像我思想很苦闷，就感觉到抗战到什么时候打完，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你有什么书能够给我看吗？”我们要能够告诉他，你看，举例子，《论持久战》，你都能答得上来。他有的时候就问，我感觉到农村的问题好像想了解一点，有什么书好介绍给我？什么问题来你都要回答他。
所以当时我自己就看邹韬奋的“《生活》信箱”，那个里面各式各样的问题他都回答，那就成我们的教科书，我们好像也是读者的生活教科书，他提问题你都要回答他。当时我们还有副经理叫华应申，后来是文物出版社的社长，现在也去世了。这个华应申他说有好的邮购员、邮购工作者，他跟读者通信以后，恋爱了，结婚了，很好的一对，这说明他跟读者交流是心连心的。你们要做到这一点，要跟读者心连心，但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去恋爱，就是要把读者的事情都放在心里。
▲青年时代的欧阳文彬
可以说到了上海开明书店，我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工作单位，像过去新知书店、文化供应社都有点像集体生活，开明书店倒是科学化的管理，开明书店有个襄理叫朱达君，他是科学管理。我对这个管理开始有点不习惯，门口有个签到机，每个人有个卡片，你把这个卡片打一个时间说明你几点几分到的，你迟到5分钟就扣你5分钟工资。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向往三联、生活、新知他们这种门市部跟读者的关系。所以开始的时候朱达君提出来让我到门市部去干一阶段，带一带，把门市部的营业员带一带，把三联书店好的风气带到开明的门市部来。开始我就到福州路河南路口，我们那个门市部也只一间门面，到那个地方先工作了一段。对面就是中华书局的门市部，中华书局在转弯角子上，就是现在的中国图书公司，很大，开明书店就这么一开间的门面，当中是个书台，四周都是书架，再有个收银台，很简陋，但是我们生意很好，我就觉得孤岛的人民也是渴望读到好书的，渴望得到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