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郑易里有两组很特别的书柜，这种书柜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它是由两大三小五个长方形的柜子摞起来组成的，两个大的在下面，三个小的摞在上面，这样形成一组书柜。柜门的开启方式也很特别，每个柜子的柜门都是从下往上抬起，然后沿书柜里面的滑轨水平推进去。需要搬动时，就分成十个独立的小柜子，搬动起来既轻巧又方便。1950年，父亲在北京后海的旧家具市场买下这两组书柜，之后里面装满了他心爱的书。

▲特别的书柜

2002年，父亲去世了。2012年，我和先生编了一本名为《学者郑易里》的书纪念他。我们在历史资料堆里寻找他，在图书馆的藏书中寻找他，更在这个书柜里的书中寻找他。渐渐地，父亲的足迹清晰起来。他与这个特别书柜中一些特别的书之间发生的特别故事，也随之鲜活起来了。

书柜里最壮观的一套书是装帧精美的俄文原版《苏联大百科全书》，16开本，从1950年到1960年陆陆续续出齐，共53卷。这套书是父亲在王府井的外文书店预订的，每当新的一卷出版，无论寒冬酷暑，父亲都会从新街口骑着自行车到王府井取书。他工作很忙，偶尔有时间拿起一本翻翻看看，显出心满意足的样子，但很快就放回书柜去了，起初我不明白他买这么一大套书，占了书柜的两大格还多，也没时间细看，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来，我在编书时终于了解到，1936年读书出版社出版的《新哲学大纲》，就是父亲和艾思奇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米定写的《辩证唯物论》这节翻译过来的。随即，他又独自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V.赛夫金写的《观念论》，并出了单行本。所以，当父亲知道1950年开始出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时，就毫不犹豫地预订了全套，因为这里面有他翻译生涯的处女作呀！他把这套书看成自己的“朋友”，虽然工作忙，不常联系，只要拥有就心满意足了。1971年，父亲忙于修订《英华大辞典》，并开始考虑电脑汉字输入问题，对这套书无瑕顾及，我们征得父亲同意，把这套书转让给一所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了。当时，他的心情既惋惜又欣慰，这么精美的一大套书瞬间就要离自己而去，不免惋惜和不舍，但想到它可以在“新家”为更多的人服务、发挥它的作用，便又感到欣慰了。

▲不同版本的《新哲学大纲》

▲《英华大辞典》

我在编写《学者郑易里》这本书时，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父亲的英文、俄文、日文程度都很好，1936年他与艾思奇合译了苏联米定的《辩证唯物论》，他还根据日文版的《资本论》为郭大力翻译的中文版《资本论》进行校对；1948年他编纂了《英华大辞典》；1950年，父亲根据俄、日两种译本翻译、出版了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20世纪50年代主编《苏联农业科学》杂志时，他承担最难翻译的文章。他的外语是什么时候学的？怎么学的？要知道由于历史环境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父亲的学历是不完整，不正规的，他读了4年私塾，3年小学，中学念了3年后，就到北京读大学1年，然后公费留学日本，读了2年大学。到1928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济南惨案”，他便愤然回国，投入革命。他上中学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后来是在法国教育家柏希文办的“英语学会”里补习，才跟上其他同学的进度，而且学得很好了，但就凭这么点英文基础就能编《英华大辞典》吗？显然不行。日文应该是在日本学习期间学的，但是不到2年时间的接触，居然在回国8年后，就能读懂日文版的《资本论》！有点不可思议。至于他是怎么掌握俄文的，更是无从知晓。为找到答案，我搜肠刮肚地回忆并根据资料中的线索进行分析。从资料中看出，1930年聂耳一到上海，父亲就要聂耳利用业余时间去学外语，他要求别人这么做，他自己肯定也是这么做的。父亲常说：“外语很重要，你懂外语，别人不懂，一旦有需要，你就比别人多一个机会。”这是他自学外语持之以恒的动力。从父亲的生活习惯看，他每晚8点睡觉，凌晨4点起床，活动一下就开始看书，他手边有一个小本子，记满了单词、语法，他学外语靠的是坚持不懈和日积月累。父亲曾跟我说：“学外语没有捷径可走，一旦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再学另一门就容易多了，掌握的词越积越多，就越容易学通。”看来父亲在学习时很善于融会贯通。父亲还在“用”中学，他的“用”就是找外文书来翻译，有了一定基础后，借助字典和语法书的帮助，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啃”。怪不得父亲的书柜里有很多字典，英文、日文、俄文字典，还有生物学、无线电学等各种专业字典。不但有英文原版小说，如《双城记》，还有英汉对照、俄汉对照书籍，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本是《被出卖了的春天》，说明他善于借助别人翻译的成果来启发、提高自己。我终于明白，父亲是靠勤奋和刻苦自学成才，并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50年代郑易里在家中伏案工作，照片左侧是特别的书柜

书柜里还有很多面目苍老的书，像《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殖民地附属国新历史》等，也占据了书柜里的“一片江山”，这类书我都不感兴趣，从来没有翻过。我甚至向父亲建议，把这些书统统处理掉，但他坚决不同意，他看着这些书深情地说：“留着，留着！”后来父亲搬到农科院去住，房间大了，书柜也随着父亲搬到了农科院。父亲看到我经常卖一些旧书废报纸，就再次郑重地告诫我：“这些读书生活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的书，你绝对不能卖！它们都是有纪念意义的，以后你就明白了。”

通过编书，我懂得了这些有特别纪念意义的书和父亲对它们的特殊感情，深为自己当年的无知感到愧疚。我开始重新认识父亲和他的过往岁月。

1936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社长是李公朴，柳湜任经理，艾思奇任总编，父亲是编辑。1936年11月突发了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李公朴被捕了，顿时群龙无首，资金周转出现危机，出版社濒临倒闭。父亲看到出版社的困境，便毫不犹豫地拿出3000元入股，救了出版社的燃眉之急，然后他请来好友黄洛峰任经理，他自己任董事长，艾思奇任总编，把出版社重新支撑起来，保住了这一个红色文化阵地。有些人说，若当年不是郑易里出手从经济困境中拯救读书生活出版社，恐怕今天三联书店的历史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但父亲自己从来没这样说过，他始终保持低调。

当年父亲30岁、黄洛峰27岁、艾思奇26岁，三个云南籍年轻人在出版社的小屋里谋划着：出版社是撑起来了，总要做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读者的事才好，但从何做起呢？父亲痛感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他苦苦思索着变革维新的思想。在日本求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引起他极大兴趣，他觉得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就像火把，可以给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带来光明，照亮前行的方向。父亲认为出版社既然要坚持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就一定要树立起一面鲜明的思想旗帜，来引领民众冲击旧世界，建立新社会，而马克思的经典巨著《资本论》就是这样一面思想旗帜。中国的志士仁人为革命的需要想把它翻译成中文，但至今都没有成功，以致70年过去了，在中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于是三个人共同决定，首先出版《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把这面马克思的革命旗帜在中国举起来！

出版这么大部头的书，对于一个小出版社来说谈何容易。首先是资金问题，全部出齐三卷本至少需要三万余元，当时出版社根本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父亲当即表示他可以承担提供资金的重任，一是因为他跟二哥郑一斋合伙做生意，自己有稳定、不菲的收入；二是即便资金再不足，二哥也肯定会解囊相助，所以父亲就痛快地把资金问题解决了。其次是上哪儿去找既懂德语、英语，又有相当高的经济理论水平的翻译呢？恰巧艾思奇的夫人吴瑛和郭大力的夫人余信芬同在上海暨南大学，那时郭大力已经动手翻译《资本论》，正苦于找不到出版社，真是天遂人愿，双方一拍即合，人才问题解决了。最后是政治风险问题，当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国民党当局对进步书籍、革命文化的围剿和制裁是毫不手软的，三个年轻人经过分析认为，《资本论》是一部学术著作，在英国、日本都出版过译本，在中国也可以试一试，畏首畏尾，不冒风险，就做不成大事。至此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大家商定：为避人耳目、安全起见，把这件大事叫做“出大书”，一切行动都秘密进行。为了尽快出书，为了让译者集中精力翻译，没有后顾之忧，父亲特意拿出2000元在银行单立账户，作为专门支付译者预付版税的资金保障。这一举措使郭大力倍受鼓舞，他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

正在翻译紧锣密鼓进行之时，1937年发生了“七七事变”，日寇向上海发动了全面进攻。这时郭大力刚把《资本论》第一卷译完，日寇的狂轰滥炸，迫使郭大力回到远离战火的江西老家继续翻译工作。父亲每月给他和另一位译者王亚南各寄40元生活费，他们则把译好的稿子及时用航空邮件寄给父亲。战火使得“出大书”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出版社完全转入地下运转。卖书没有盈利，连工资也发不出来。紧接着艾思奇去了延安，黄洛峰带着主力人马及大部分图书去武汉，后又迁去陪都重庆。因为当时日本尚未对美、英、法宣战，所以对上海的租界不敢冒然侵犯，只是对租界实行包围、封锁，使其形同“孤岛”。但“孤岛”的政治势力十分复杂，对于进步、抗日势力的生存十分不利。只是因为孤岛的纸张、印刷条件较好，所以父亲带着五六个人留了下来，坚守孤岛，秘密奋战。

黄洛峰、艾思奇离去，“出大书”的重任就全部落在父亲一个人肩上。每天他除了主持全面工作，还要整理译者寄来的稿件，因战火阻隔，有时后面的内容反而先寄到，父亲经常要整理这些次序凌乱的稿件。整理好后，父亲便根据日文版《资本论》仔细地校对，郭大力在给父亲的信件中，也时常提出一些自己把握不准的词句，请他对照日文版给出更准确的意译。至于中文校对，父亲请了三员女将，其中就有我的母亲熊约春。按常规，校对是从前往后看，可是父亲却要求她们倒着从后往前逐字校对，这样才不会有任何疏漏，父亲对工作就是这样的严谨、一丝不苟。1938年初，工程即将告成，下一步就是把译稿变成书的工作了。父亲担心书出来后会不会受到反动当局的打压，正在此时复社编印的《鲁迅全集》问世了，使父亲顿时增加了信心（父亲书柜里的大红封面的《鲁迅全集》就是那时候买的）。他马上电告郭大力，让他到上海来，以便共同商议完成出书的最后工作。黄洛峰也把被誉为出版社最好“管家”的万国钧派到上海协助工作。1938年3月间，一场《资本论》全译本出版的战斗打响了。父亲采用了一条龙的流水办法，即译了就划版样，划了即付排，排了即校对，校了即付印，想方设法使上下各个环节不发生停工待料或流水堵塞。出版社仅有大小两间房子，郭大力在小的一间里做第三卷翻译的收尾工作，稍大的一间里是六七个人组成的流水线，统稿、排版、校对、打纸型的工作同时进行，父亲和郭大力则做最后的审阅。到了上海的盛夏酷暑时节，大家的工作情绪丝毫不减，反而在父亲带动安排下，更快速运转起来。大家挥汗如雨，不计昼夜，争分夺秒，每个人都为能参加这场战斗感到光荣和自豪。在现场父亲就像一位指挥官，指挥着一队不拿枪的战士，在出版战线忘我战斗。

▲郑易里和夫人熊约春（1935年）

经过近百个昼夜的奋战，1938年8月31日，《资本论》第一卷在上海孤岛出版，9月15日第二卷出版，9月30日第三卷出版，这部二百多万字的三大卷精装巨著，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套书是三卷精装本，细纹米色布的封面，封面中间套印3厘米宽的红带，红带上突出印有《资本论》三个大字，既严肃端庄，又美观大方，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全译本书影

书印好后，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运出去，一部分发往大后方重庆的读书出版社总社，然后转发延安，一部分运到苏北抗日根据地，运到青岛、大连沿海各地。

第一版《资本论》共印了三千部，每部三卷，共九千册。此时，出版社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打击。二千部《资本论》，共六千册装了二十个大箱子，走海路运往广州。没想到正逢日寇攻占广州，船被炸沉，这二十大箱书在战火中全部损失，父亲知道消息后痛心不已，这可是大家奋战两年的心血、第一次印刷的三分之二呀！但是他没有气馁，他被《资本论》的使命督促着，继续投入资金，重新赶印！为了让书从上海顺利地转运内地，1939年父亲特地在香港建立了读书出版社分社，把他17岁的内弟熊嶽柏和13岁的侄子郑珉安排在那儿做转运工作。

父亲作为出版社的董事长，履行了他当初的承诺，一直在经济上鼎力支持《资本论》的出版，他除了付给郭大力、王亚南生活费，还负担留在他身边的六名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有买纸、排版、印刷，甚至大家吃饭买菜的钱都从他这儿支出。他对出版社的经济支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前后约垫资七万元之巨。董事长作为投资方是要拿红利的，可父亲不光不拿红利，他在社里集组织、编辑、校对、翻译于一身，干活最多，但工资一分钱也没拿，即便有了利润，也全部投入新书的出版。他就是这样一位从不考虑个人利益得失的人。

从1936年到1941年这极艰难的5年里，父亲领着全社人不但出版了全译本的《资本论》，还出版了马恩的《资本论通信集》等一大批经济、哲学、文学译著和艾思奇的多部哲学作品、高士其的科普作品等约几十种新书，此外还有《读书》《生活学校》《认识月刊》《哲学杂志》四种期刊。

希腊神话中的先觉者普罗米修斯把火种盗给了人类，父辈们在上海“孤岛”把《资本论》等革命火种“盗”到中国，他们希望自己的奋斗，能够使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让我们永远记住和父亲一起“盗火”的前辈们，他们是我极为崇敬的译者郭大力、王亚南先生，罗稷南（编辑）、倪琳（校对）夫妇，郑效洵（编辑）、蔡淑英（校对）夫妇，我的母亲熊约春（校对），以及刘麐（财务）、张汉清（行政）、卜朝义、殷荣高。

▲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左起：二倪琳、四殷荣高、五郑易里、六郑效洵，后卜朝义

当我在编书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历史时，我理解了父亲，书柜里这些面目苍老的书，是父亲在艰难困苦中诞生的孩子，是父亲用来启迪人们思想的钥匙，是父亲制造的对敌斗争的武器，是父亲对战斗青春的记忆，他怎么会舍得卖掉呢！至今，这个陪伴了父亲52年的特殊书柜，还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父亲坐在书柜旁大写字台边工作学习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他就像静卧在群山环抱中的湖泊，默默地承接着山川涌出的泉水，深藏着丰富的知识宝藏，一旦时机成熟，便毫不吝啬地托出，奉献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