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7年的2月考进生活书店。我到生活书店以后，头一个感觉就是平等待人。我在进货科，进货外版书，不是生活书店的书，要买外版书，邮购的、批发的，或者门市部要的外版书，就进货进到我那儿。我的上司、进货科的领导叫诸度凝，后来在上海出版局，那时叫诸祖荣。他们都挺客气，在一个屋子里，看见我小就叫我小许，还有方学武、周保昌也都在进货科，还有一个烈士方钧，他是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活埋的，也在进货科。我做开单子的事情。工作期间我见到了不少文化人，因为文化人经常来的，来了到屋子里坐一会儿，有时候我到别的部门去看看文化人。书店里本身也有不少文化人，像张仲实，搞翻译的，我也看见他了。像胡绳，那时候还年轻，有时候也来，我也看见他了。沈志远，搞经济学的。沈兹九、胡愈之也到书店里来，我并不认识他们，只是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做事非常满意。

上海“八一三”开战，韬奋到书店里来办刊物，办《抗战》三日刊。那个时候，我们的一般业务都半停顿，因为打仗，跟外面的批发、进货、邮购都受到影响，工作也是轻松了，轻松了我们就去卖刊物。我记得跟韬奋的头一次接触，就是因为卖刊物。因为邹韬奋是学者、新闻记者，又是书店里的总负责人，我们小年轻也不敢去找他。一次我跟张红涛一起在西门路（现顺昌路以西的自忠路）、吕班路口摆一个摊子，卖《抗战》三日刊。吕班路就是现在的重庆南路，韬奋就住在吕班路万宜坊，现在的韬奋纪念馆，就是最早韬奋住的。韬奋从生活书店那里出来，坐了个黄包车，经过吕班路看见卖《抗战》三日刊的摊子，他就下车来看，我们就叫他，他问我你姓什么，张红涛干得年数多，他有点认识的，我刚进去不久。正巧有个读者来买《抗战》三日刊，买了一本后问我：“前几期还有吗？”我说：“这个都是新的，今天刚出版的，前几期没有了。”“哎呀，我倒想买前几期。”韬奋对我说：“你告诉他，前几期你明天来拿，你怎么能回答他说没有了呢，你应该回到书店里去把前几期的拿来，告诉他明天再来买。”我就告诉读者：“你明天来吧，我明天带来。”一件小事情，让我很感慨，体现了韬奋对读者的服务精神。

我在上学的时候，已经读过一些韬奋的著作，主要是刊物《大众生活》。我们青年人感到这（生活书店）是一个除了延安以外最进步的地方。要是能去延安那最好，（但）延安去不了，重重阻拦没有办法。生活书店是一个好地方，是一个进步的、搞革命的地方，就这样我们投考进入生活书店。我是学商业会计的，考了以后只录取我一个人，韬奋、徐伯昕跟我谈话，考得很严，都要个别谈话。

1938年4月我参加工作，到1938年10月，日本人打到汉口，我们就撤退了。书店往重庆等地撤退，我被派到甘肃的兰州生活书店当会计。我们在兰州很艰苦，整个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就是兰州一个分店。当时西北非常落后，陕北革命区在那里，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查禁书、抓人厉害着呢。我们在兰州，派了两个人去天水开了一个小支店，开了没几天，人都被抓了。我们在1940年5月的时候被迫撤退，那时候生活书店已经只剩下6个店了，56个店（应为55个）关掉了50个，多么困难哪。我们趁早离开，离开也没有交通工具，那时有公路局，买票很困难；第二要抓人呢，他不在兰州，在另外一个交通口子上抓你，避免引起社会舆论，既要抓你又要保密。

当时我们内部有些人说，干脆我们把店盘给别人吧？后来领导，包括总理说，你们不能够自己停，要坚持，除非他们来封你们，他们来封就让他封，自己绝不撤退。

开始在自力书店，1939年5月份考进（贵阳）生活书店的，那时要考试的。

开始做营业员，毕子桂对大家要求也是蛮高的，不过也是生活书店的作风。你要为书找读者，要为读者找书。你们要有过硬的本领，要了解书。所以我们做门市工作的人一定要熟悉书，要了解出版单位、定价、看看前言、后语，然后介绍给读者，是这样子的。

那个时候党对我们三个书店都是非常关心的，生活书店实际上是有好多党员同志参加的，沈钧儒、胡愈之，我们把胡愈之称为生活书店的灵魂，生活书店的章程是他写的。我们生活书店是合作社形式，没有老板。

那时三个书店都有本版书，都是革命的书店，当然为了营业额能够提高一点，开明、大东的一些书也卖一点。《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党的一些出版物也畅销，像这样的一些书只能秘密地卖。我觉得我们书店是没有枪声的战场。为什么呢？因为特务查书，经常要到书店来光顾，不仅这样，他还来破坏，组织三青团偷书，跟你们有意识地吵闹。有一次，我们门市部打烊后，书桌，我们的书桌就是几块台板搭的，书桌下发现一个袱包，我以为哪个读者忘了的，打开来，“哧”，两条蛇窜出来。后来我们也有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说书店的门市部是没有枪声的战场。我们把编辑部当作兵工厂，他们造出来的，这些“枪炮”放在书店里卖出去。

来买书的大部分是学生啊，流亡青年啊，本地人也有好多，贵阳究竟还是有革命的火种，进步的青年，学校的老师等，他们都到我们书店来唱歌。

我是1939年10月份，从贵阳调到昆明。我主要搞期刊发行，那时我们搞期刊发行非常认真的，邹韬奋先生他很认真，分秒必争，他搞的期刊不脱期。那时期刊到了，晚上我们也是连夜干。封好马上寄出去，不耽误时间，越快越好。有些期刊不方便，留在我们这里，读者自己来拿的。

我们昆明分店是皖南事变之后，1941年2月21日，书店还剩下几个店，好像全国有六家，只剩下重庆一个店，贵阳和昆明同时同一天被封的，贵阳可惨了，三个书店：自力、读新、生活的职工全部被捕的。昆明比较客气，封了门，有一个后门，我们人可以出去，书不能带，行李可以带出去。所以后来在昆明留下的薛迪畅、李伯纪他们处理善后。有几个华侨，爱国，参加我们生活书店，她们姐妹两个，薛迪畅跟他们商量，把我们留下来的书，被查封的书我们已经运到郊区去了，就卖给她们，她们开华侨书店。

我在1936年考入生活书店，1936年的10月参加了救国会，1939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个13年中间，我都是在生活书店工作。

在生活书店里面，韬奋先生提出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集中精力做好群众服务工作。我当时在生活书店的进货科，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一些书，门市部已经卖光了，那么就到原来的出版单位去买，出版单位也没有的，那怎么办呢？就在福州路书报摊找，但是找到以后，它那个书是没有折扣的，我们一般的出书是7折，那么我们在书报摊买的呢完全实价，所以这个书买来后转卖给读者，我们不赚钱的，甚至贴邮费。

1939年7月，沅陵的生活书店被封门了，书店总管理处就派我到湖南的沅陵去做结束工作。沅陵工作结束以后，书店总管理处就把我调到衡阳的生活书店。1940年2月5日，衡阳生活书店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门了，我们书店一共有11位职工，新知书店有3个人，一共14个人，全部被抓起来。关在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我们一共被关了42天，因为没有一点罪名，由邹韬奋、沈钧儒出面进行了保释。我被释放以后，经过桂林、贵阳回到重庆。

到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只剩重庆生活书店一家没有封门。韬奋先生领导的总管理处搬到了香港，邹韬奋、徐伯昕、胡绳这些领导同志都从重庆到香港去了，继续出版进步的书籍刊物。重庆的生活书店就由我担任经理，是当时唯一的一家生活书店了。书店内部的党的关系也由我单线联系。

（重庆大轰炸时）生活书店专门设立了一个服务部，搞了一些小的旗帜，叫“生活书店服务队”，完全自觉的，我们几个青年合起来，到有难民的地方插一个旗帜，帮他们写信。书店组织号召我们参加。那个时候生活书店的职工活动很多，一种是晚上学习，第二种是组织歌咏队唱歌，有许多抗日歌都学习过，第三种就是服务队，为难民写信。总而言之除掉工作以外，我们的业余生活非常活跃，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参加。

我到生活书店去了以后，我那时年轻，骄气。我觉得自己很行，因为我有组织能力，会写写文章，像散文、诗，青年人都喜欢写诗，写诗最容易，有的还在报纸上发表，所以觉得自己行。谁知道第一个分配的第一个工作是叫我去收银，对此我是极讨厌的，而且需要打算盘的，我从来没有学过打算盘。没有读者来，收钱工作的我也不能看书，这是规定。我在门市部既不能做自己的事情，晚上结账还常常结错，我觉得这样干下去好象不对，我不喜欢这个，我想做编辑，我要写东西。要想要做一个笔扫千军的理论家，所以我找胡（绳）老师，我说去在编辑部是不是可以？做校对也行，在（收银）这干不下去啊。胡绳说：“我们的工作是革命的工作，应该服从组织分配。这个事情我也管不了，应该找徐伯昕总经理讲才行。”我就找徐伯昕。徐伯昕人很好，跟我道理讲得的不多，说应该从兵做起。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我就决定干下去。

到1948年年初，周总理通过胡绳来讲，在香港的三个书店的同志都要撤退，撤到哪里？回解放区，建设新中国！把财产、纸型等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撤退。他跟同志们讲，回到解放区，生活是苦的，并不是像大家理想的那样，要有思想准备，服从分配；但是在香港也留少数人，还要在香港坚持我们的工作，搞出版革命爱国工作。10月26日晚上，开了一个合并的晚会，有38人参加，我是其中的一个。胡绳、邵荃麟、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五个负责人，都写了“坚持团结”的字。会后，很多人分批从各方面就回到内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