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23年四月初四出生的，我的生日快到了，阳历就是5月19日。出生在哪里呢，就是上海虹口闵行路巡捕房隔壁，我父亲是个商人，我就生在他开的一个木器店的楼上，是西式木器店。

我是历史上最后一批读私塾的人，大概到我已经是最后一批，我现在看看我的童年朋友读过私塾的真是很少了，因为我们广东人特别封建，爱那种旧的东西。因此我是真正向孔老夫子叩过头的，向老师也叩过头的。大概五岁，1928年，我是回广州去的，跟母亲、跟哥哥一起回广州，到了广州就正式读了两三年私塾，然后才进小学，（读）小学一年级，小学读到1937年，就是抗战这一年，小学毕业。后来我父亲就说，因为广州也不能开学了，因为日本人轰炸，接下来怎么样不晓得，所以我1938年初过了春节回上海来，我一到上海，（上海）就是“孤岛”。

▲任溶溶小学毕业时（1937年）

在上海一个广东的中学，叫“岭南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因为我回到上海来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国语也不懂，就到广东人那里去读了一个学期。接下来就是到英国人办的雷士德中学，正式从初中一（年级）从头学起。到这个中学对我一生的命运很关键的，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有地下党员，这位地下党员现在还健在很好，叫梁于藩，曾经担任过（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就把我们这些小班同学带到进步革命路上去了。（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面，当时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我是个积极分子，而这个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所以直接跟地下党有接触。

我是1940年底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带我去的人现在也健在，后来做国家出版局局长的王益，大我几岁，还有去世好几年的汤季宏，这些都是当时新文字运动，又是地下党的同志。当时大概只待了半年就生病回来，黄疸病，回来以后就留在上海，编地下党的一本语文杂志，也是新文字有关的，叫《语文丛刊》，这是我开始做编辑工作。一直编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实时间也不长，我1941年上半年回来到12月，也不过半年多吧，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就进来了。

▲任溶溶捐赠我馆的《时代日报·语文》（1946年10月10日）

▲任溶溶捐赠我馆的《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17日）

那么接下来就读书，我进大夏大学读书，我毕业的那一年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日本人投降一两个月后我就毕业了。

毕业以后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有一个同学进了儿童书局。我恐怕一直到念大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过要搞儿童文学这类东西，没有，完全没有，也没有想到搞什么文学。翻译倒翻译一些东西，因为我学过点外文，也学过俄文，但是没想到过靠这个吃饭。

▲任溶溶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外国文艺》杂志（20世纪80年代）

▲任溶溶在小读者中（1987年）

▲任溶溶著《小孩子懂大事情》（少年儿童出版社，1965年5月）

那个同学到儿童书局，他跟文学一点都不搭界的，这位同学念政治。他知道我又念文科——我是念中国文学系的，又会点翻译，那么他就来找我，他说你帮帮忙，每一期一定给我一篇稿子，最好给两三篇，用两三个名字发表，因为他没稿子。

我倒觉得这个也可以做做，我就跑到那个卖外文书的英国的书店去看，啊呀把我迷住了，这些儿童书。其实那个时候外国这个童话书就非常多，漂亮，非常漂亮。我这个人对这种，好奇心比较多，我觉得搞这个很好嘛，这个英文又很浅，蛮好嘛，我就给他搞。我是电影迷、从小就电影迷，美国好莱坞我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卓别林，一个迪士尼。我搞儿童文学恐怕要感谢迪士尼，就是它那些童话书把我带进了这条路。它每个童话片都有童话书的，小鹿斑比等等，而这些形象现在迪士尼乐园都有，（比如）Dumbo（小飞象）。我去年还翻译了英国的小熊维尼，它都有。所以我就搞儿童的东西，那么又惊动了一位我的贵人，这位贵人就是这位姜椿芳，（指书架）有本书叫姜椿芳，他是我的贵人，他是地下党领导人。

你说我自己喜欢，我好像喜欢的书蛮多，很难说。比方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大家也比较熟悉。我更喜欢的作家一个是罗大里（Gianni Rodari），凭良心讲。因为我到底是相信共产主义的，他写的东西我很中意。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我最佩服的是张天翼，写《宝葫芦的秘密》的张天翼，张天翼写过《大林和小林》，讲阶级斗争的。罗大里也写过一本童话讲阶级斗争的——《洋葱头历险记》。罗大里聪明，现在（人们）还读，因为他用水果蔬菜，没有直白地讲资本家、少爷。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硬碰硬写了工人、资本家，你介绍到外国去就不那么合适了。罗大里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也照样读，他讲的是善与恶，讲的是压迫人的番茄骑士。罗大里我喜欢，还有英国一个叫达尔（Roald Dahl），达尔是什么人呢，就是写《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我觉得他写的儿童故事也非常好，当然还有林格伦，就是写《长袜子皮皮》的，我觉得“安徒生奖”里面有好些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