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3年01月10日发布
2023年1月8日上午，出版家、辞书编纂家、经济学家，《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巢峰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5岁。
巢峰1928年7月5日生于江苏阜宁，1942年6月参加革命，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曾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常务副主编），中国辞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编辑学会顾问。1978年后，他先后在夏征农主编、陈至立主编领导下，参与主持《辞海》第三、四、五、六、七版的编纂出版工作。曾获评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中国韬奋出版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等，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巢老是我馆工作的大力支持者，生前曾于2004年、2006年、2007年三度接受口述历史访问，为我们讲述他的出版生涯，其中详述了他所经历的《辞海》历次修订。2010年，为支持我馆筹建，巢老向我馆捐赠出版类专业图书336册，各类书信、手稿、获奖证书和《辞海》出版相关照片等，对我国辞书编纂的研究颇具参考价值。我馆馆刊也曾多次获巢老赐文，刊出关于《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多篇记事。
▲巢峰任《辞海》编委的通知（1978年12月）
▲巢峰受聘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常务副主编的聘书（2001年9月）
▲巢峰与《辞海》主编夏征农、副主编李国豪（2001年）
▲巢峰与《辞海》主编钱伟长（2001年）
▲巢峰与《辞海》主编夏征农，副主编束纫秋、马飞海（2004年）
▲巢峰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辞海》主编陈至立，副主编裘沛然（2009年）
▲《夏老与〈辞海〉》手稿（左），《论出版改革与“造大船”》手稿（右）
面对采访镜头，巢峰玩笑道：“我做出版工作实在是一个误会……”从1954年的“误会”到2019年第七版《辞海》，巢峰为出版行业奉献了勤勉刻苦的65年岁月。我们谨以关于入行、关于辞海精神的两段口述影像，怀念这位老出版家虚心笃志、实事求是的风范。
我做出版工作实在是一个误会，因为我这个人没有读过什么书。你想想看十四岁参加革命还读什么书，小学没有毕业就去考初中，初中读了三年，全部学历就这么多。而且我参加革命以后，从来没有进过什么党校，学个几年什么的。1964年，“有气出气”，大概进了党校学二十天左右，在响应“七千人大会”之后。
▲20世纪50年代的巢峰
怎么做出版工作的？是1954年，老华东局，当时华东局是个一级政府机构，也是一级党的机构，下面有五省一市。当时老华东局要撤销了，为了加强上海市的工作，向所属的省调了一批干部到上海来。我是从江苏省调来的，我本来是在江苏省做财政工作，那时候在财政处做副处长，调来就分配在华东新闻出版局。那个时候老华东局要撤销还没有撤销，华东新闻出版局当时局长是周新武，副局长是汤季宏、万启盈，在衡山路58弄2号。是这样做了出版工作。
出版工作开头也不是做编辑工作的，是做计划财务工作。后来华东新闻出版局撤销了，撤销了就成立了一个上海市出版事业管理处，这个处就是局，处长是汤季宏，副处长是万启盈。然后这个处也撤掉了，改称为上海市出版局，我在出版局搞计划财务处。
▲巢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第二科副科长的任命书（1955年2月19日）
开头就是做这个事情，怎么做编辑工作的？是反右派以后。“反右”后，下面缺干部了，有一些人被打成右派了，比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陈向明。要充实领导，那时候强调、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说外行什么事情都能干好。这真是左的要命了，外行怎么能领导内行呢？那时候就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这样一批判，倒为我这个外行去做编辑工作创造了条件，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那时候罗竹风已经做局长了。罗竹风、丁景唐特别推荐我去做编辑工作，宋原放就要我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一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做副总编，所以我这个编辑不是从助理编辑、编辑一步步上来，不是的，一下子就做了副总编。
▲一排左起：宋原放、罗竹风、马飞海、王国忠；二排左起：巢峰、万启盈、吉少甫、赵斌（1987年于浙江海盐）
做了副总编真是赶鸭子上架，苦死了。你一直是机关干部，而且文化程度、文化老底就那么一点，你做编辑工作要真刀真枪的，每一部稿子你都要审的，这怎么审？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怎么审啊？所以我是被逼上去的，逼上编辑道路的。拼命地学《资本论》，那个时候学习真是刻苦地要命。一方面听那个时候的大报告，五十年代上海组织学习政治经济学，组织得真好。大报告一次报告要上千人，都是在很大的大礼堂坐得满满的，那个时候学习的劲头真大。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正好，就逼着你学。我那个时候真是，已经把你摆在这个位子上，你要把工作做起来。那稿子摆在你面前，你怎么办呢？开头的时候真是苦啊，苦死了。
就这么一步一步地学了政治经济学，后来我做了上海市经济学会的会长，写了几十篇经济学理论文章。我现在还是经济学会的名誉会长，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说我同科班的人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做了编辑工作的。
▲巢峰与宋木文、卢玉忆、高明光在第五届中国韬奋奖授奖大会上（1997年）
我谈谈辞海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同样的道理，从事任何事业，都应该有那个事业的精神。从事出版事业就是要有出版事业的精神，韬奋精神、辞海精神都是出版事业精神的具体体现，因为我长期从事《辞海》工作，我就谈谈辞海精神。
▲《辞海》（1936年版）
▲《辞海·未定稿》（1965年版）
▲《辞海》（1979年版）
▲《辞海》（1989年版）
▲《辞海》（1999年版）
▲《辞海》（2019年版）
我的体会，辞海精神首先就是一种奉献精神。我们修订《辞海》的历史已有四十几年了，四十几年当中，从事编撰《辞海》的人不下五千人，但是我们在《辞海》上署名的，就不过三四百个人，但一直到现在从没有闹过一次署名纠纷。《辞海》的稿费也是很低的，拿七九年版来讲，平均稿酬五块五毛钱，小修小改的只有三块钱一千字。所以搞《辞海》实在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从右到左）罗竹风、夏征农、杭苇在《辞海》主编会议上（1984年）
当时七九年版《辞海》出版以后，主编夏征农夏老，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罗老一个钱也没有拿，就是给了几部书，举个例子，罗竹风，罗老他是从毛泽东交办，由上海来修订《辞海》这个时候开始，就从事《辞海》的工作，很快就任命为《辞海》的副主编，他当时也是上海市出版局的局长。不仅要主持《辞海》的组织工作，而且还要审核稿件，夏天赤膊上阵，挥汗如雨，罗老审稿的情景一直到现在，还在当时同仁的记忆当中。
▲巢峰审读2009版《辞海》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