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正好考进洋泾中学一年级。那天上数学课。一个老师叫曹文玉，女老师，非常文静的，讲话也是轻悠悠的，看到同学都是笑嘻嘻的，很好的。那天早晨（她）突然捧了一大堆红红绿绿的报纸。我们觉得奇怪，上数学课拿一大筐报纸进来干什么？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刚刚把日本鬼子打掉，共产党跟国民党合作打的。所以共产党还能公开。但是老师没有讲“我是共产党”，而是宣传有关抗战胜利，国民党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可以公开的。

这么一来之后，我们同学就看那个红红绿绿的报纸，一看，上面写着《新少年报》。这个《新少年报》的开头几期，我们地下党为了吸引孩子来看，不是用白报纸印的，不是用新闻纸印的。而是用人家写广告用的红绿纸头，那个纸印出来，一张张红颜色的、绿颜色的，上面都是报纸一样的。我拿了几份看，因为整个班级同学很多，拿了几份看。一看我爱上了。怎么会爱上的呢？

这个报纸上面一看，讲的事情都是我家里的事情。怎么呢？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人，老百姓到现在，抗战胜利了还是没饭吃，还是吃不饱，家里面还是有人失业没有工作？日本鬼子一进来之后，国民党又打内战。《新少年报》上面登出来了。我们就觉得国民党的确不好。你怎么可以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国钱都不够用，你现在把钱用在买子弹，买枪炮，买美国人的枪炮，用来打我们中国人。所以我觉得报上讲的事情都是我的事情，都是我亲身家里面的事情。

所以一看这个报纸，我就喜欢了。曹文玉老师一看到我喜欢这个报纸，尤其我妈妈是苦出身，我是很苦的小孩子，在念初中一年级。一年级的孩子当时几岁？就是十二三岁。她就相信我了，悄悄问我：“你喜欢看这个报纸吗？下次你不要买，不要出钞票的。我每一期给你看好吗？”这个（我）当然高兴了。“不过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帮我卖报纸。”帮着卖报纸就是说，一份多少钱，收回来，全部收好，全部交给这个曹老师，义务卖报，不拿一点钱的。我当然很高兴了。我要念书，你能够看这个报纸，我喜欢看的，多好。我回家拿这个报纸给妈妈看，妈妈看了：“这个报纸好的，讲的话都是我们家里的事情。”

所以《新少年报》一来之后，就帮她卖报。不仅在班级里面卖，并且让我当了《新少年报》的小发行员。就是卖报的，但是我不是赚钱，纯义务的。那么后来晓得，每一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到的，一两个礼拜，报社里面有人到学校里来，向曹老师收钞票。因为有时候涨价，你假使一两个礼拜不把钞票收了去，再去买纸，钞票不值钱了，买不着了，后面印报纸呢就没有纸了。所以当时的情况下面，晓得是报社里面有人要经常跑到学校里来的。但是来的人什么人？都是地下党员。大家不晓得的，只晓得卖报的。“送报纸来了，要来收报费了。”

《新少年报》是地下党组织搞的，地下党组织不是一般的组织，实际上是上海市里一级的几个领导人搞起来的。那么，我就当了《新少年报》义务小发行员。他们给我任务，不仅在学校里发，还要到附近中小学去发。我“小巴拉子“，十二三岁，胆子也大，因为有报社的大人撑腰。他说，你去，到哪一个学校，去找哪一个老师。不认识的，有的学校我都没有去过。去呢，我有时候不一个人去，我就带了一个或者两个同学，到陌生的，浦东的中学、小学去。去找什么人呢？有的跟你介绍，学校里哪一个老师。有的没有介绍的。没有介绍怎么会去呢？因为我家隔壁邻居的小孩，有在其他中小学念书的，通过他们关系。“你们学校在什么地方，我到你们学校里来啊。”然后到学校里去嘛，装作像大人一样，小家伙，装不像啊。跑到校门口，不是有门警嘛。“你找什么人？”“我找校长。”“你找校长做什么？”这是念书、上学的时候。那么我趁空的时间去。“你找校长做什么？”“有事情。”“什么事情啊？”“我们有一份好的报，你们学校里要吗？”“去、去、去。”他是管门口的，不许人家进来。“去、去、去。”我讲我有责任的，是人家叫我来卖报纸的，卖给你们学校里的。门警一听，有人叫我来的，让我进去了。进去之后，老师有办公室，跑到办公室，很多人去上课了，还有几个老师，什么人不上课呢？都是领导。一个教导主任跑出来。“你做什么？”我说我找校长。“你找校长干什么？有话跟我讲。”“校长不在？只好跟你讲了。我们有一份报纸很好的。”我给他看。他说：“这种报纸，我们读书还来不及呢，不看不看，去、去、去。送你出去。”给我赶出去。因为小孩啊，把你赶出去。有时候，我没办法，我只好装出一本正经：“这份报纸是政府同意发行的，卖出来的。是专门给我们中小学生看的。我们学校里的同学大家看了之后都觉得很好的。我是洋泾中学生。”他们一听洋泾中学，洋泾中学是浦东的好学校，现在讲起来像高等学校一样的。当时浦东洋泾中学好像最好了，学问最高了。“洋泾中学？好好。那么这样吧，你就留一份下来。”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

那么这样子，我就一个一个去解决。一共搞了快十个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