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8日，范用诞辰一百周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汪家明撰写的范用传记——《范用：为书籍的一生》。8月18日，适逢上海书展，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三联书店举办“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出版五人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上海朵云轩集团董事长彭卫国，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与《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作者汪家明一起，追忆范老往事，共话出版情怀。我馆馆长赵书雷主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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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谈”由宋志军主持，《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作者汪家明首先介绍该书的写作。

       三联书店90年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人，第一个是邹韬奋，第二个就是范用，尤其改革开放40年以来，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了三联书店，也影响了全国的出版界。写作这本书，汪家明有两个特殊的条件，他是范先生的忘年交，有过十几年的密切交往，他还整理过《范用存牍》的1800封信，并查阅了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的大量相关书稿档案，看过一些别人不知道的资料。

       写这部范用传时，汪家明对范用先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人们说范用是“书痴”，有“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他还有“四爱”别人没说过——他爱书的设计、爱书的插图、爱漫画、爱音乐。从这“三多”“四爱”来看，范用先生是一位爱好广泛、富有情趣的出版家，或许有人误会他是休闲文人式的出版家。但汪家明发现，作为三联书店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在出版民主党派人士作品，出版外国友人的作品，出版港台作家的作品，出版经过50年代到70年代的坎坷经历的老一辈文化人的作品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这四方面，范用起到了作为出版人、编辑的桥梁作用、联系作用，可以概括为“四联系”。范用先生的“四联系”真正响应了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精神，通过书来恢复建立正常的中国文化格局，向那些真诚、勇敢帮助过我们的外国友人和民主人士致敬，抚慰了一大批老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被伤害的心灵，并发挥他们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巨大的余热。新书述及《寥寥集》《西行漫记》《“我热爱中国”》《随想录》《傅雷家书》《干校六记》以及黄裳、郑超麟、杜渐、罗孚等人作品的出版。

       三联书店的店训是邹韬奋提出的“竭诚为读者服务”，而在范用身上，还表现出一种“竭诚为作者服务”。他呕心沥血地为作者服务，比作者想得更加周到，他能把作者都变成朋友，又能把朋友都变成作者。比如赵家璧的《编辑忆旧》，就是在范用的鼓励下诞生的。范用先生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出版家。原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署长柳斌杰先生在范用先生追思会上曾经说过，范用先生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只要他认为对历史、对文化、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书，他就要冲破一切阻力出版，由此才有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些传世之作。

       汪家明先生还提及范用先生创办的《新华文摘》《读书》两本杂志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以及范用与人民出版社老编辑戴文葆之间的交往。在他眼中，范用先生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出版家，而且是一位有情，有义，有原则，有勇气，也有趣的普通人，他的“三多”“四爱”“四联系”和始终贯一的坚持原则的精神，永远会作为出版传奇留在世间，也是我们今天仍旧纪念范用先生的理由。

       在文末小记里，汪家明写道，写范用就是写三联的出版史，还不得不涉及中国现当代的出版史。对此，宋志军表示，他来到三联书店的时间不长，读这本书就好像入职教育，让他体会到“老三联人”、范用先生的灵魂和精神气质。他在汪家明先生身上也看到这种精神气质。范用从15岁开始，一辈子没有离开出版的一线，做封面设计，做具体的选题。汪家明也是一样，从开始做编辑，到当总编辑、当社长，到退休以后，一直在一线。前不久三联书店邀汪家明讲座，他甚至把怎么做插图总结了十来条定律来分享。这种对书的热爱，对每个细节的字斟句酌，就是三联的传承和精神气质。

       陈昕评价新书为近年来非常棒的出版人传记。近年来出版了不少中国近现代出版人传记，但陈昕认为，其中大多数只能算是人物研究，还算不上是人物传记，作者和传主没有深度的接触，依据的大多是第二手的材料，很难描述传主非常丰富的出版人生，更不要说进入传主的内心世界，描摹出传主的真性情。而汪家明与范用十几年交往，相互有心灵的沟通，他又梳理过范用的大量书信，看过大量第一手的手稿、档案，这本书不仅记录了范用作为大革命时代红色出版人的成长过程，也描绘了他的高光时刻——拨乱反正以后，范用从1978年到1986年在人民出版社负责三联编辑部的工作。通过这些记录描写，一个活生生的范用先生展现在我们眼前——经历风雨，无畏无惧，视书籍为生命。

       范用是三联书店历史上唯一一个从练习生一直做到总经理的人物，他也是三联书店承前启后的人物。1987—1993年，陈昕在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现上海三联书店）工作过四年，后来到香港三联书店工作两年多，他体会到三联传统最重要的两条，一是追求进步，二是竭诚服务。范用先生在这两个方面继承传统，发扬光大，作了重要的贡献。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都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面临国土沦丧、民生凋敝的旧中国。三联书店在那个时代高举爱国救亡的旗帜，团结进步的作家，向广大读者介绍、宣传爱国救亡的知识、理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引导千百万知识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方针有所调整，侧重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但一到关键时刻，三联追求进步的传统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读书》的创刊，提倡“读书无禁区”，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件大事情。另外民主党派领导人、外国友人著作等等书籍的出版，在当时都是不得了的事情，范用先生说这是三联书店的任务，都体现了对光明的追求，对进步的追求。进步还体现在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及时地调整、转变三联书店出书的方向。1978年到1986年是范用先生的高光时刻，在他的主持下，三联书店完成了一个作为出版社的风格重大突破，形成了直到现在全国独树一帜的人文出版风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作家得到了解放，重新焕发出创作热情，但是苦于出书无门，范用先生极其敏锐地抓住机会，北京的文化名人几乎被范用先生“一网打尽”。这么一种魄力，这么一种能力，真是极其少见的，奠定了三联人文书的风格。

       竭诚服务是三联书店的店训和根本。徐伯昕先生讲“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要对读者忠诚，要敢于为读者负责。韬奋先生讲每到一个地方，知道有生活书店，读者就会往哪里跑，认不得路，先去找三联书店，买不到火车票，找三联书店，找不到旅馆也找三联书店。范用先生也是这样。他在改革开放以后，马上就恢复了读书活动日，一直坚持下来，作为三联非常重要的延续下来的活动；他竭诚为作者服务，为文化人服务，这种服务精神很少有人会超过他，新书讲了很多故事、很多细节，可以感受出他发自内心对知识的憧憬，延伸到对知识分子的憧憬，尤其是对于文化人的憧憬。范用在人民出版社的五层的办公楼，来往无白丁，大知识分子都要爬五层楼，到那里坐一坐，说一说，谈一谈自己的出版选题，范用会想尽办法给出各种各样高明的意见。书里写到《随想录》的插图、编排方案，范用事无巨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巴金先生收到书以后非常感动，说：“真是第一流的纸张，第一流的装帧！是你们用辉煌的灯火把我的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的书市的。”

       范用先生还通过培养人，使三联的精神能够传承下来。在三联书店后来的总经理沈昌文、董秀玉身上，都能够看到范用强烈的影子，而他们对三联又有新的贡献。最后，陈昕寄语新一代出版人，继承三联的传统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陈昕总结的三联传统，宋志军补充，三联的四个传统中，最核心的就是追求进步和竭诚服务，还有两条——昌明学术文化，坚守文化品格。

       彭卫国谈及今天对范用先生精神的继承。中国近现代有一大批出版家，这些出版家各有特色，有些出版家如巢峰先生把文化使命扛在肩上，规划重大选题，策划重大项目，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高瞻远瞩，规划性很强；有些出版家痴心于把每本书做好，做成一个工艺品，艺术品。彭卫国认为范用先生是把这两者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他的使命担当，他的文化追求大家都有目共睹，他做书的投入和精致，也是我们当下非常需要学习的。

       三联书店以它的产品形态在我们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范用先生把书作为艺术品来做。他说我最开心的事情，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一部稿子变成一部漂亮的书，封面也要漂亮。他在《咸宁批判》里面写检查，说自己有一个错误，编出来的书让读者一见钟情。世纪出版集团从2022年1月开始每个月评选“世纪好书”，在评选过程中，彭卫国发现一个问题，在传统阅读日益受到非纸质阅读分流的状况下，精品书仅仅有内容的精湛、精深，是不够的，没有很好的外观的表达形式，就不能让读者一见钟情，就不能为读者服务。现在很多出版社、出版机构做书，很好的内容呈现给读者的是傻大粗。今天我们纪念范用先生，要在出精品的方面更加注重，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产品的形态，是要把精品做精，把文化担当和工匠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

       黄韬是读范用的书长大的一代，上中学、大学的时候，读的最多的杂志就是《读书》，走上出版道路，与三联书店的作品也有很大关系。范用先生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对书有极其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简单地对物，而是对物所代表的传统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范用看作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对黄韬来说，《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是一本很好的教材，编辑都应该读这样一本书，汪家明在书中写了很多处理编辑工作当中的细节，怎么跟作者打交道，包括怎么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情，怎么做出判断等等。

       这本书揭示的又不光是具体的业务，时代不一样了，问题也不一样了，此时范用先生所呈现的那种状态，或者说境界能给今天的编辑们非常大的启示。编辑要爱书，否则工作对他来说真是最大的刑罚；编辑要培养眼光，正因为范用对时代和人心有自己极其深刻的理解，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能抓住时代的脉络，正如韬奋先生所讲，出版要跟时代一同前进，把握住时代的脉络，甚至要比你看到的时代可能的现状要稍微的提前一步。范用先生出的书，许多往往比这个时代稍微前面一点。编辑要有工匠精神，由这种工匠精神、巨大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书中，就呈现出风格。三联之所以成为大众都喜欢的品牌，正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今天怎样纪念范用，更多的是通过这本书，传递他的境界和精神，同时是作为一个编辑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状态。就像这本书的封面，克利斯朵夫驮着圣婴渡过河流，也许编辑就是这样的形象，驮着某种神圣的东西，越过湍急的河流，这恐怕也是范用先生的精神写照。

        对谈之后，几位现场嘉宾也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记忆中的范用先生。

      《文汇报》编辑、原《逝去的童年》专栏主持人顾军谈及她因《文汇报》特刊“星星岛”结识范用先生，得他热心帮助，二人成为忘年之交的往事，她说：“范用先生永远是那个热爱生活的，充满热情的，具有赤子之心的老先生，他的风范留存在他的书里，留存在跟他有一点交往的人的心里，而且越来越浓，从来没有变淡过。”

     “老三联人”吉少甫之女、《爱书的前辈们》《书韵流长》编者吉晓蓉是在场的人里认识范用先生最早的一位，她和家人与范用先生的交往始于抗战时期。后来她用《联谊通讯》剩余的会费编“老三联”后人回忆文集，是范用先生的精神鼓励她完成了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吉晓蓉做过《文艺报》的记者，深知编辑不易，她对汪家明表示感谢，他在书中写出了出版一本书繁杂、艰难的过程，让编辑的甘苦终于有人了解。

       最后，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原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贺圣遂分享了他的读书感受。读过此书，他增加了很多对范用先生的了解，丰富了范用先生在他记忆里的形象。范用先生身上体现出一种出版人的典范的品质，是韬奋精神和三联传统的最好的结合，三联的出版精神在出版业界应有更好的发扬，要从引路人们所灌溉下的种子来发扬、研究、学习。他希望，出版界能多一些这样的好书，让更多的人对出版的历史、传播文化的努力有更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