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18年11月27日发布
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编辑学会第19届年会上，巢峰等10位长期奋斗在编辑工作第一线，专业造诣高，职业道德好，开拓进取、甘于奉献、成绩卓著的编辑工作者，获评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其中，颁发给巢峰的颁奖词是：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业界唯一的终身编辑。他是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主持领导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工作。他是出版和辞书理论的专家，率先提出出版经济学的概念。他参与和主持了《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2009年版的编纂出版工作，与团队铸就了以“严谨的作风、严肃的态度、严格的纪律、严密的制度”为基本内容的“辞海精神”。他情系《辞海》，曾告白：“我的生命跟编纂《辞海》交织在一起的。”所组织推出的一大批重点辞书有 11 部荣获国家图书奖，填补了国家文化建设中的许多空白，推动了辞书出版业的发展和繁荣。
为祝贺巢峰前辈获得中国十大“优秀出版编辑”，本期特刊登他《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辞海>的编纂》一文，向这位为《辞海》和辞书出版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编辑致敬。
巢峰
1928年生 江苏阜宁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辞海》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广大读者的口头禅。一书在手，常用的单字、语词和百科词语，包括名词、概念、术语、成语、人名、地名、学校、机构、企业、会议、事件、决议、协定、条约等等，均可查到。
《辞海》之所以被广大读者看成“标准书”，就是因为制作词条的素材都是各个学科科学研究的结晶；在此基础上编纂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加以提炼和概括，并经一次次审校而成，总体质量甚高，堪称为精品中的精品。
虽然如此，人们的认识只能近似地、相对地反映客观真理，而不能分毫不差地、绝对地反映真理。每版《辞海》，都打着它那个时代和历史的烙印，受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影响。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辞海》不是“天书”，同样存在缺点错误，并会陈旧老化。
从1936年第一版《辞海》算起，73年里《辞海》共出了六版，第一版以后的各版都是对前一版的修订。本文意在通过多次编纂和修订，观察《辞海》在真理的长河中，怎样实事求是，修正错误，推陈出新，不断探索真理从而与时俱进的。
1936年版《辞海》
第一版《辞海》于1936年出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辞源》之后，又一部具有代表性、开创性的现代综合性大辞典，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但无庸讳言，它却深深地打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如将[九一八之役]定义为“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四省开始行动之战役”；在[台湾海峡]条中称“日属台湾”；称傜族为“猺族”，僮族为“獞族”；称中国共产党为“匪”；称[鬼]为“人所归为鬼”，称[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与1800年前《说文解字》的释义无异。这些问题连同因蒋家王朝覆灭而引发许多事物，诸如国名、国都、国旗、国歌等的变化，都在第一次修订即编纂1965年出版的第二版《辞海》（未定稿）中得到修正。
第二版《辞海》虽然对第一版《辞海》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但它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岁月中诞生的。当时，“林副主席”已经红极一时。在这一形势下，[井冈山会师]条居然违反史实，把林彪排在陈毅之前、朱德之后，俨然成为与毛泽东会师的领导人之一。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中，就不写他是首任书记。因为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就删去[平江起义][百团大战]；在[八路军]和[第一野战军]等条中，连他是副司令、领导人也不提了。这些问题，在第二次修订即编纂第三版《辞海》（1979年版）中得到纠正。
1979年版《辞海》三卷本、缩印本
1979年版《辞海》分册
第二次修订中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辞海》修订工作，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叮嘱秘书告诉王冶秋同志：“当时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直接领导的。”周总理请王冶秋同志转告《辞海》编辑部，《辞海》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入党的事写上。据此《辞海》第三版一改第二版对杨度一批到底的行文，并加上他营救李大钊、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内容。
第三版《辞海》虽然纠正了第二版的不少错误，并把“文革”中的不少颠倒了的历史改了过来，但由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两年后作出，许多问题特别是思想理论问题，还没有拨乱反正，“左”的错误和倾向明显存在。如[文化大革命]把苏联定为“苏修”，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定为“反修防修”，都是错误或有待讨论的。抗日战争条目，基本上只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役，而正面战场上的重大战役如“太原战役”“忻口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和“长沙战役”等都付阙如。由于把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视为资产阶级学科的“左”的观点，还没有彻底转变，所收条目甚少，不成体系。此外，有些条目字里行间仍有大批判语言。如[水浒传]释文就有“作品歌颂或美化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语。
第三次修订即编纂第四版的《辞海》（1989年版）中，[文化大革命]条从100字增至1200字，定性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而予以彻底否定。抗日战争方面条目，补充了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社会学从18条增至369条，伦理学从20条增至124条，美学从35条增至270条，经济法、国际法、行政法、民法条目，过去收之甚少，都一一予以增补并形成系列。摘去[保付支票][金融市场][贴现][通知存款][银根][头寸]等若干条的“资本主义国家用语”或“旧中国用语”的帽子，删去或修改了某些条目的大批判用语。
1989年版《辞海》，获第一届国家图书荣誉奖
第四版《辞海》虽然增添了改革开放的内容，但由于当时还处在“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经济]条释文仅有30余字，而且存在带有贬义的“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的定性语。总之，本版《辞海》还打着计划经济的烙印。这次修订，先出26个分册，再出合订本，是一次过细的修订，但仍然出现不可思议的错误。[江庸]条，生卒年是1878—1960年，却错成1876—1945年。而此人的光辉之处，恰恰是最后15年。1948年他被国民党提名为国大代表，他却放弃竞选，辞而不就。不久，国民党公布宪法并宣布江为大法官，他又力辞不就。1949年他同章士钊、颜惠庆、邵力子等人到北平与中共代表和谈，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错误，在十年后的《辞海》中，才得到纠正。
第四次修订即编纂第五版《辞海》（1999版），除了增添万余幅彩色图片，首次推出五彩纷呈的彩图版外，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及其系列条目，特别是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目。[市场经济]条从30余字增加到400字，以“市场”当头的条目，从8条增至20余条；至于以“市场”结尾条目，则增加更多。
1999年版《辞海》普及本、彩图本
第五版《辞海》截稿于1999年前，还不可能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不可能收“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也不可能收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产生的新的事物。由于传统的影响，第五版《辞海》[无产阶级道德]的定义是“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革命的道德”。无产阶级道德包括孝敬父母、文明礼貌、团结友爱、勤劳节俭等等，都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不是“革命的道德”。这样释义显然存在片面性。该版一如既往，只收古代汉语，不收现代汉语；此外词条的书证，大多根据老版本，未作更新。
2004年《辞海》主编会议（左起马飞海、束纫秋、夏征农、巢峰）
第五次修订即编纂第六版《辞海》，于2005年启动。数以千计的作者和编校人员，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字斟句酌，又一次投入这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教授在修订稿件时，因突发心脏病猝死。而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辞海》电子技术的稿件。春蚕到死丝方尽，辞海人的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叹不已，敬佩不已！
第六版《辞海》增收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系列条目，增收了[科学发展观]及其系列条目，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系列。该版突破以往只收古代汉语的陈规，增收了5000条、20000个义项现代汉语，从而使《辞海》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该版增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版的《暴风骤雨》《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等文学作品，弥补了历次版本的不足。该版检查了63331条书证，改正1868处，使《辞海》历次版本遗留下来的书证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使书证的质量得到保证。该版还改正了条目中一些陈旧的或错误的提法和观点，提高了词条的知识性和科学性。
巢峰审读2009年版《辞海》校样
有没有尽善尽美、没有任何错误的《辞海》呢？肯定地说：没有。《辞海》已经出了六版，每版都纠正了上一版的一些错误，但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江庸]条的教训说明，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是产生错误的原因之一。《辞海》是“海”，从时间来说，涉及古今；从空间来说，涉及中外。而一代代辞海人，即便是“超人”，也只能认识客观世界的某些部分，却不能认识整个客观世界。因此，认识，往往成为《辞海》出错的又一个原因。最后，每个时代或社会，都有特定的上层建筑，其中国家、政党、政权等会对文化出版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影响；而错误的影响，又成为《辞海》出错的一个原因。
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每次修订《辞海》，都是探索真理的过程，即认识和改正缺点错误、并使之转化为真理或接近真理的过程。真理的长河是无止尽的，因此，这一过程也是无止尽的。《辞海》就是这样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的。
为支持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建，巢峰已向我馆捐赠出版类专业图书336册、各类获奖证书和《辞海》出版相关照片等。
巢峰先后于1996年、1997年、2009年获得全国百佳工作者奖、中国韬奋出版奖和“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奖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