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18年12月18日发布
今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他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
1978年5月，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一版刊发，掀起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成为撬动改革开放的哲学杠杆。短短六千字，激荡四十年，为改革开放迈出了一大步。同年夏天，复旦校园开始涌动拨乱反正的潮流，教学和科研生活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复刊《复旦学报》成为校内外广泛关注的亮点。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举。今天，我们借《复旦学报》原编辑王华良《<复旦学报>的复刊岁月》一文，一同回顾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斗争激烈、尚未见出分晓的时候，校园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呈现的勃勃生机，向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探索、创新精神致敬。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号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以后，神州大地无不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发展而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党内外和社会上对这种新气象还是有不少抵触与怀疑，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错误主张，甚至表现为尖锐的政治斗争。
1978年夏天，复旦校园开始涌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潮流，教学和科研生活逐渐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更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勃勃生机。但是，如何面对“两个凡是”错误思潮，同样成为严峻的历史任务。
就在这样一个“科学的春天”即将一步步走进校园，而政治气候还显得春寒料峭的时候，中共上海市委把夏征农同志派到了复旦来担任党委书记。
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战斗在党的文化战线的老革命，夏老深知：掌握舆论力量、旗帜鲜明地捍卫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自己尽心履职的无比重要，因此，一进校门，就决心要让复旦在上海市和全国党内外正激烈进行着的政治较量中发挥良好作用。
作为老复旦、老校友，夏老深知根深叶茂、底蕴深厚的复旦文科，既有强大的思想战斗力量，又有无比广阔的学术发展资源。因此，一踏进复旦校门，他就开始计划着要恢复《复旦学报》的出版。
不久，校党委就根据新书记的提议，通过了《复旦学报》复刊的决定。根据党委的决定，文科科研处马上向教育部申请办刊登记。同时又立即着手文科学术委员会和文科学报编辑部的筹建。应运而生的《复旦学报》复刊，很快成为校内外广泛关注的亮点。
在夏老的直接领导下，复刊号的编辑出版工作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夏老不但在《复刊词》中提出了鲜明的办刊宗旨和办刊期望：坚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勇于创新，敢于立异；既要刊登学术界有名望的老教授的文章，也要注意反映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的科学研究成果。他还亲自为复刊第一期撰写了重头文章《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并给编辑部的同志做思想工作，要他们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拨乱反正，解除一切顾虑，如果出什么问题，自有他来承担责任。
有这样重要的形势激励，又有那么强大的支撑、鼓励，编辑部的同志自然满怀信心地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重大问题，迅速策划选题，组织稿件。在当时的主编蒋学模教授的创议下，一组以笔谈形式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聚集了胡曲园、漆琪生、周谷城、伍丹戈、殷鹏程、夏道行、金顺尧等文理科著名教师的短文。两篇高质量的专题论文也很快组织到了编辑部，一篇是哲学系四十来岁的中年教师林永民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一篇是当时的哲学系主任、著名哲学教授胡曲园的《论真理没有阶级性》。在学术研究方面也组织到不少拨乱反正，彰显新意的论文。如中文系中年教师邱明正的《试论共同美》、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摸教授的《谈谈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历史系徐连达教授的《“清官”“贪官”优劣论》，等等。
到了10月，这样一份标题鲜明醒目、内容丰富清新的大学学报终于正式问世了，并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反响。
据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负责人沈宝祥教授在他的著作《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介绍：胡耀邦同志“看了这个刊物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给理论动态组写了如下一段批语：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彩，文风也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更感到这个刊物可爱。你们赞不赞成以‘介绍复旦学报和它的一篇论文’为题，搞一期《理论动态》？介绍的话，有十来句就够了。论文是选《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还是选《论真理没有阶级性》为好，我拿不太准，看来各有千秋，请你们斟酌。如果可行，提议下期就发”。
“理论动态组同志研究后主张转载《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一篇。”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篇文章针对性强，有理论深度。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武断地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主张在实践中修正补充理论，就是‘要砍旗’。这篇文章针对这些指责，也针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某些模糊观念，有理有据地作了反驳、剖析和论述……文章进而指出，实践无止境，认识也无止境。真理是没有顶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时每刻都在指导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践，同时也受着实践的不断检验，因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文章的这些论述是精辟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与此同时，《新华月报（文摘版）》和许多报刊也纷纷转载《复旦学报》复刊号的文章，有的全文或详细摘要转载了林永民教授的《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夏征农书记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周谷城教授的《逻辑推不出真理》、吴文祺教授的《穿凿附会，指鹿为马》、徐连达教授的《“清官”“贪官”优劣论》等文章。有的还就《复旦学报》复刊号发表的文章，展开了“真理到底有没有阶级性”的热烈讨论和关于共同美的学术争鸣。
有了这样一个初战的成果，再加上不久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新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编辑部的同志更加自觉地认识到既定的办刊方针是正确的，就更加大胆更有信心地继续前进。而广大师生对学报更加热烈的爱护支持也使得学报有了更好的办刊条件。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号目录
《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1-8期转载、介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文章情况
此后，《复旦学报》继续高举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旗帜，采取了更多新的办刊措施。
第一，继续推进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除了发表编辑部文章《真理标准的讨论与“经学时代”的终结》，还发表了《论坚持客观真理》《科学史：真理和谬误》《真理标准研究中应当重视的两个问题》《区分两种实践观》《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来搞摘编）》等文章。继续发表大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文章。用本刊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专论就有《用民主的方法领导文学艺术》《不发扬民主就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民主就不能坚持党的领导》，此外，蒋孔阳的《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余源培的《发扬民主是一个世界观问题》等都引起广泛关注。
第二，认真贯彻三中全会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精神，大量组织、发表有关经济学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研究、讨论文章。它们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有专门的经济学理论研讨，有经济建设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有国内外经济学说和思潮的评介分析。因为内容的丰富和新鲜，十分引人注目。一些著名学者的文章如吴敬琏、周淑莲的《把党的工作中心放在哪里是个路线问题》，漆琪生教授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张熏华的《试论人口发展规律──兼论我国人口必须进一步控制》等都受到学界重视。
第三，不断组织发表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由于复刊以后的《复旦学报》定期出版，不再像过去那样出出停停，成了固定的学术园地，而且社会影响日益提高，广大师生给学报投稿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如著名老教授郭绍虞、陈子展、朱东润、赵景深、董问樵、全增嘏、刘放桐、周予同、陈守实、杨宽、谭其骧、林同济、严北溟、陈绍闻、王中、洪文达、洪远朋等，有的把本来不想立即发表的过去长期研究的成果，重新整理一下交给学报，有的积极开展新的课题研究，不断为学报撰写新的论文，这都有效保证了复刊后的《复旦学报》的高水平。许多当时还没有得到应有职称的中年骨干教师如蒋孔阳、章培恒、陈允吉、吴中杰、潘旭澜、黄霖、朱立元、伍柏麟、尹伯成、朱维铮、姜义华、金重远、樊树志、徐连达、黄美真、李华兴、杨立强、石源华、葛剑雄、周振鹤、刘放桐、潘富恩、金顺尧、余源培、林永民、李继宗、黄颂杰、陈其人、王邦佐等，以及一些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如俞吾金、吴晓明、丁学良、马小鹤、陈伟恕、史正富、顾晓鸣等等，则是学报主要的学术论文供稿者，许多内容扎实、观点鲜明、富有新意的好文章，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不但为学报提供稿件，还帮助学报出选题出主意，帮助学报组织好稿件，是学报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后来，这些中青年教师也因为通过学报展现了自己真实的学术才能与水准，获得学校和社会的认可，有的成了学校教学科研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了知名学者。
由于稿源的丰厚，学报编辑部老是要为用不完的稿件发愁，后来就在定期出版月刊以外，再编辑“学报论丛”，委托市里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五年时间先后出版了《古典文学论丛》《哲学专辑》《历史地理专辑》《语言文字专辑》《外国经济现代化专辑》等五种。
第四，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积极鼓励学术流派。在复刊后的前几期里，学报不但经常发表一些商榷、答辩的文章，还着力组织了许多有争议性的专题讨论，如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讨论、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讨论、关于《老子》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讨论、关于逻辑能否推出新东西的讨论、关于“共同美”“科学美”的讨论。为了让有些不便公开发表却有探讨价值的文章得到交流，学报还编辑了《未定文稿》内部发行。本着提倡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建设学术流派的主张，学报还专门设立了《学术流派评介》专栏，组织专门文章介绍了“施昌东在其专著《美的探索》中提出新理论”“谭其骧教授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朱东润教授与传记文学”“周予同教授的经学史研究”“蒋孔阳副教授的《德国古典美学》”“陈子展教授与《诗经》研究”“林同济教授与莎学”“周谷城教授治学六十年”“赵景深教授和戏曲研究”“郭绍虞教授和中国文学批评史、汉语语法研究”。这些文章大多是对老学者的学术贡献和治学精神做出认真的评价和表彰，这在过去却因忌讳“个人奋斗”而很少宣传，这样做既鼓励了老一辈，又教育了下一代，很好传承了我国优良的学术传统，因此专栏一出来就引人注目，深受读者欢迎。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二期部分目录
正是靠着社会环境所提供的大好舞台，靠着广大教师空前热情的支持、帮助，复刊的《复旦学报》很快受到了全国各方面的欢迎和赞赏。邮局订数曾达到1.3万。发表的文章被各种报刊转载，转载率曾居全国第一。
办刊物除了要有好稿，也必须做好稿外工作。学报编辑部在这方面也始终以力争上游的姿态奋进。当时的印刷技术还没有告别“铅与火”的年代，印刷周期很长，一期学报的稿子全部发到印刷厂以后，起码要一个月以后才能拿到刊物。为了保证及时出版，学报编辑部的同志争分夺秒地抓紧每一个印刷环节，为了早点拼版，他们经常到印刷厂去自己动手打小样和大样，帮助排字工人拼版、改样。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到复旦来讲课，学报征得他的同意，将其讲稿《少吃现成饭──谈文艺理论的学习》发表在学报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王老先生有个不断修改文章的习惯，给他看小样，他大改特改，工人看都看不清，编辑就细心誊清了再给工人。给王老看大样，他还是大改，工人师傅意见很大，编辑一方面耐心解释，一方面站在师傅身边，帮做各种辅助性的事情。为争取刊物早点与读者见面，印刷完成以后，编辑同志总是想尽办法在第一时间把刊物运送到邮局去。当时，有许多刊物都因为种种技术条件的限制而无法按时送出，《复旦学报》却很少脱期，因此受到邮局和读者的表扬。
由于当时的文科经费很少，学报每年只能得到两万元的办刊经费。因此，编辑部不得不十分注意节约开支。许多费用都精打细算，防止浪费。如给校内的领导和教师寄送刊物，一律不用新的信封，而用旧信封，苏步青校长很赞赏这种做法，曾经为此表扬过学报；送五角场邮局的刊物，宁可用自行车推过去，也不花钱雇货车运。然而，编辑部却舍得经常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召开作者座谈会，加强与作者的联谊，并借以不断征求大家对学报的意见和建议。还举办了多场学术报告会，请年轻作者给大学生作学术报告。听报告，一时竟成为大学生热情追求的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编辑部本身不可能有任何福利待遇可言，向校领导申请一点编辑费也完全是为举办作者、读者活动用的。编辑们爱岗敬业，一心奉献，于此可见。
复刊第五期出版以后，夏老在校学术委员会上充分肯定了复刊后的《复旦学报》，他说，“复刊时，我们有个方针，在第一期上发表了。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对的”，“这些方针今后都还要继续贯彻，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他希望今后的学报“每期要有几篇质量高的文章”，并具体提了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理论问题与学术问题，指出：“理论战线的任务很重，复旦要担负一部分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看来，夏老对复刊后的《复旦学报》所寄予的厚望，是要《复旦学报》努力造就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符合科学规律的学术品格。它一直鼓舞着《复旦学报》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努力前进。
在纪念《复旦学报》复刊30周年的时候，章培恒教授说过这样一段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第一期是在1978年10月出版的，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斗争激烈、尚未见出分晓的时候。此期所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显然与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的某些论述──例如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矛盾，从而也是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全文洋溢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无所畏惧地探索、创新的精神。其提出这个观点的理论前提则只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其所论证的问题和提出的主张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极为重要，其论证又切中要害、深刻有力，可以说这是一篇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篇来，乃是为了说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复刊以来所追求的是怎样一种学术品格。从复刊第一期我们就意识到了复旦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今后将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当时校内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复刊而欢欣鼓舞，其故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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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