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　星期六

访问王敬文和吴当时。吴当时谈得较少，有些拘谨。王敬文放得开一些，和我们谈了一些情况。

王敬文读书于东北工学院，学高炉炼钢自动控制。1955年毕业分配到建筑工程局，401所开始搞基础建设时，他负责审查图纸。1956年去苏联，学反应堆。他研究的是如何把产品和堆结合起来。他说：

刚到西宁，草纸都买不到，喝水紧张，洗脸水留着洗脚，洗过脚的水再派别的用场。刚来时适应不了高原反应。到了草原，办公室没有桌子，没有凳子，马上就搞设备安装，是不是安全，心中没有数，谁敢上去安装呢？仪器有干扰，在试验室是常有的事，到现场有干扰，就要排除。排除干扰，首先要解决传动的精度问题，搞起来很费劲。在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一个老头，工作的时候闹别扭，他就学毛泽东著作，写学习心得。他学了毛选之后，领导就表扬，表扬来表扬去，成为最好的。这样，他就成了先进。真正好的同志领导不注意，下面的同志很有意见。这种社会现象，各单位都有。

访刘庆兆。他是203室的。1962年毕业于哈军工，全班12个人，全部分配来了九院。分配时，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要，身体不好的也不要。

访汪文勉。汪文勉也谈到当时突出政治的情况：

当时只有政治学习才是工作，真正要做试验了，还要向政治学习请假。有的人家在农村，农村饿死了一些人。他们探亲回来的时候讲了一些农村的情况，就受到批判，还差一点被开除了。别看我们这里是搞科技的，又是搞原子弹的，左起来也很起劲。

晚上看电影《打金枝》。

这是晋剧，戏的主题放在批评特权上。看来，特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东西，自从有了它之后，人们才千方百计地反对它。

4月12日　星期日

上午，去爬山。我们和所里的几位同志，沿着小山溪，顺着山坡，翻过了一个山梁，到了另一个山沟。这个小山沟，真是世外桃源，桃花、杏花刚刚开放，绿竹抽出新笋，农民在劳动着。像这样山村里的人，也能知道外界的大事吗？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斗争，似乎也没有波及到这个山沟里的村庄，政治斗争最好不要来干涉这样的山村，让他们安静地生活吧。

这里的孩子有书读吗？看上去孩子没有读过书。

下午，访问武胜和马德顺。这是我们在这个所的最后一次访问。惭愧，有些心不在焉了。

4月13日　星期一

告别了902所，回院部。回来的时候，经过安县，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并不高，石头都很怪。是青色的石块，有圆的，有长的，有方的，有的光滑，有的被雨水洗出一道道沟痕，真像小盆景一样。那泥土就像小盆景中的泥土，小得可怜，但是农民还是在那小得可怜的地块上种了庄稼。

中午过绵阳，吃了午饭，下午回到院部。

4月14日　星期二

给国防科委政治部副主任周吉一打了电话，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并打算到二十基地去。他热情支持，并要我们注意身体。

把多余的书寄回家去。

给仲英信。

4月15日　星期三

找九院孙书记谈，他说：

我原来在五机部搞常规武器。开始调来北京，不知道搞什么，后来才知道搞核武器。九院机关是局级的架子，没有人，只有研究室。当时的室主任是陈能宽，还有吴永文、钱晋、吴益三。工作开始时，在长城脚下试验，由外爆到内爆，要解决由平面波向球面波转化的问题。那时对科研人员还很尊重，宋任穷找万里，搞了一些吃的，给科研人员开小灶，科研工作是一轮一轮的，逐步升级，打多少炮就进行总结，打炮成功了，就去游泳、钓鱼。1961年到了青海，开始在化工厂当厂长，即是后来的第二生产部。每人每天分给八两面粉，吃水要到河里去提，早晨进厕所，发现有几只狼在里面。第一个春节，给我们一盆土豆，我们煮了，沾点盐吃下去。每天都感到饥饿。自动离职的也不少，有的回家做小买卖，有的干脆不辞而别。有的走到半路就死了，被狼吃了。下马风波及到处级干部以下。试验锅炉没有，6吨的大锅炉要用盆子端水。党政干部有很多是部队来的，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信、靠不住、思想太活跃、有动摇性。刚分来的大学生，要进“劳动实习大队”锻炼。

4月16日　星期四

和刁书记交谈。刁书记名叫刁筠寿^①，兼任二机部的副部长。

他是安徽含山县人，家庭是工商兼地主，青年时代在南京读书。高中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他想到一个既能抗战又能学习的地方。没有找到，就自己组织游击队，参加了革命。

解放后搞过飞机厂工作，后又调来搞原子弹。现年65岁。

我说：请你给我们说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事情。

刁书记说：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我在221厂当书记。221厂是原子弹总装厂，产品从221厂装配成功才能送到核试验基地。当时，我们总装了两颗原子弹，一个是做试验用，一个是备份。试验时，两颗原子弹都运到试验基地。备份的那一颗没有进实验基地，为了安全，把它放在乌鲁木齐。在总装过程中，故事很多。产品在我们这里要进行温度试验、运输试验、粘接试验、炸药相溶性试验，技术人员都表现出了他们的智慧。产品对保温要求比较严格，车间温度要保持在20度，还要保持恒温。但是产品要从装配车间到炮场，两地相距60多里，一路上如何保温呢？技术人员就在包装箱里面吊上热水袋，再给产品套上小羊皮缝制的外衣，保温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运输减震问题，当时减震也没有好办法，我们就动员科技人员、机关干部去铺路、修路。这样还不放心，他们就把我办公室的一对沙发搬去放在汽车上，把产品固定在沙发上。第一个整球试验产品就安全运到炮场，大家还戏称这是“原子弹花轿”。还有些搞机械的人，为了安全，怕铀—238核材料放在车间里弄丢了，就把包装好的铀—238抱到宿舍去，其实我们安全保卫工作做得很好，放在车间怎么会丢呢？这是一种责任心。陈能宽发现了这件事，到宿舍去告诉技术人员这是有放射性，怎么能放在宿舍里呢，赶快送回车间。这种故事是蛮多的。

把产品从221厂运到马兰核试验基地，也有许多故事。“596”是分两次运往核试验基地的。第一次是596—0，这个产品是作为试验练习用的，第二次运的是596—1和596—2，这两个是正式试验用的产品，596—2是备用产品，如果596—1试验失败了，596—2就跟上。

在原子弹试验高潮时，虽然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大家的情绪昂扬向上，队伍比较好带。去年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两弹结合处于稳定状态，对武器的研制已经告一段落，核工业要转向和平利用时期，但是在建设核电站的问题上，刮起一股从国外引进的风，这对我们影响很大，在这种危急关头，王淦昌给中央写信，认为引进核电站的决策是错误的。风向有了转变，上个月，国防科工委与二机部在张爱萍主任的主持下，联合提出了“核工业应在保证军用的前提下，把重点转移到为国民经济服务上来”，我们面临着“保军转民”的历史性战略转变。但如何转变，现在还没有理出头绪，科研人员的思想也较乱，处于非常时期，队伍不好带。

当年，刁筠寿也是热血青年。“一二·九”运动时他在南京参加进步活动。后来就借武器，组织江北游击队先遣团，国民党抄了他的家，他的父亲已去世，母亲被抓去坐牢。1939年有了正式队伍，打起游击了。

4月17日　星期五

访吴益三副院长。他是行伍出身，原在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工作，在上海创办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后来就是手工业局。他也是二赵制造假案的受害者。说他盗了两卡车炸药，输送到全国，准备搞全国性的爆炸。小孩原来被分配到上海电子管厂工作，因为他的问题，被弄到小菜场去卖肉，卖了7年肉，后来考上大学。正是由于他和上海有着这样深层次的关系，和我谈得特别亲切。在第一次核爆炸时，吴益三任九院试验部党委书记。他说：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进展到第二次冷试验阶段，研究人员对光靶结构做了创新与改进，使一发弹的试验能获得两发弹的光测数据，加快了试验进度，表明有把握进行全尺寸出中子试验。1964年×月×日，我们决定进行全尺寸爆炸模拟试验。在实验的前一天，九院领导吴际霖、陈能宽乘车勘查道路情况，遇到坑洼处当即修补。那天一大早，我和陈正宜带队把试验核装置送到试验场。当时刘杰、刘西尧在西宁，试验那天带着几位总工程师赶到试验现场，九院的李觉、吴际霖、陈能宽也来了。经过检查，陈能宽认为可以起爆，李觉下达起爆命令。炮打响了以后，等了一段时间，等铀放射产生的尘埃沉降一会，人才能走出碉堡。这次冷试验用的是铀—238，如果出中子成功，将来就可用同样的装置运到核试验基地，换上铀—235裂变部件，一定可以实现核爆炸。这次冷试验的成败，决定着整个核试验的进程。炮响之后，刘杰、刘西尧及李觉等人都在会议室等待出中子的消息。在大家焦急等待的时刻，唐孝威、胡仁宇他们冲进会议室，大声报告说：“测到信号！测到信号！”这次试验成功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奠定了基础。第二天晚上，刘西尧在草地上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庆贺宴会。

给刘旦宅信。

信中写了四川风物，动员他能有四川之行。

4月18日　星期六

上午8时，离开九院，由刘树青乘车送我们到绵阳，10时半，又乘上由绵阳到兰州的火车。

告别九院，心中有些依依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