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赴京向边春光局长陈述

蔡世金的委托书

我3月17日（星期天）晚上9点赶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家礼士宾馆，次日早晨直奔国家出版局。照理说登门拜访要预约，可预约也难，我直接前往。到了大楼传达室，我自报家门说：“上海岀版局局长要我送文件给边春光局长。”门卫见我汗流满面，又听说是上海客人，便打电话通报，没有叫我出示证件，便让我进去了。一见边局长，虽是首次见面，他一听是上海来的客人，又是王国忠局长介绍前来的，很是热心，还亲自为我泡茶。边局长说：“国忠局长昨天给我打电话，你今天就到了，上海人办事效率真是高！”我说：“日本华侨催得紧，他认为捐赠的房子、资金一到位，出版社便可宣布成立。他不了解国内的具体申报程序。”他叫我将委托书和协议给他看看。

这天是星期一，边局长特别繁忙，他搁下其他文案，仔细读了蔡世金的委托书，委托书前言说：“为振兴中华而竭尽心力，我志于绍介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书籍，特委托上海文汇报社社长马达以文汇出版社的名义岀版‘翻译丛书’。”边局长看了这一段后说，爱国华侨的建议是好的，符合国家政策的。接着，又一字一句念了3项捐助条款以及要求。读后便问，房和钱款到位了吗？我说到基本到位了，还差几万元，如有可能，会超过20万人民币。

看了协议书，边局长略带责问的口气问我，出版社还没有批准成立，怎么就同人签约了呢？这不是先斩后奏吗？万一没有批准，不是要被动了吗？再说资助就资助了，对方又提出“经费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要求干嘛？是否你们甲乙双方有合营的意向？

在会面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边局长办公室来了两批客人，连续接了三次电话，尽管如此，他还是专注于我们的申报事宜，包括编辑人员以及印刷厂等办社条件──询问。我见他工作那么紧张，也不敢过多打扰他，只好长话短说，幸好，边局长秘书石峰也在场。

我当场对局长的疑问作了解释说，主要是日本的华侨蔡先生的爱国心切，他想在有生之年办件好事。因为钱、房到位了，不签协议，对方不理解，催得很急；倘若出版社万一没有批准，上海出版局表示同意采用变通形式来岀版“翻译丛书”；至于有关“经费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条文，主要出于对资助款的监管考虑，对方主张专款专用，不得移作他用；出版社的经营形式是国营性质，对此宗旨我们是坚定不移的，绝不会同对方合作进行合资经营。

听了我的上述解释和说明，边局长表示可以理解，他说，文汇出版社能否批准，待我们研究研究再说，会尽快给上海出版局批复。边局长没有明确说行与不行。可“研究研究再说”一句让我顾虑重重，不知所措，因为“研究研究再说” ，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同意的托辞，经过“研究研究” ，好事情反而可能变黄。后一句“会尽快给上海出版局批复”又给我带来希望, 我想，办事之前，研究先行，把研究做好了，才决定主意，这是实在的领导作风。我在猜度中，石峰同志猛然推了我一下，我才觉得谈话可结束了。至此，边局长公事缠身，又见我言犹未尽，便要我同他秘书石峰找地方谈谈。

石峰带我到他办公室，一见四周的书堆积成山，就知道石峰是爱书人、读书人。他早在1972年就在国务院出版口工作，对出版社了解，对图书熟悉。我递上了我的著作《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这是一本快样书，我说：“这是《中国宣传史》先秦卷。下面还有三卷。”他翻开正文，一见是宋振庭先生作序，赞叹说：“宋振庭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朋友，能够得到他的肯定并作序，可不容易。”他又说：“中国宣传史，特别是先秦诸子的宣传思想，论题很新鲜，在你之前没有人涉及过，你算是开山第一人，这是填空白之著作，我感兴趣，得好好拜读。”一本赠书一下把我俩的关系拉近了。我知道秘书虽是“幕后角色”，但是秘书是“顺风耳、千里眼”，具有当家作主的作用。我又在他面前诚恳、详细申述文汇出版社的筹备情况以及旅日华侨蔡先生的迫切愿望，我说：“马达社长向汪道涵市长当面汇报后，汪市长认为创办文汇出版社的建议和做法很好，这对开展侨务工作有利，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有好处，应马上操办。”石峰同志接过我的话题说：“汪道涵市长那么重视文汇出版社的创办，这是很好的条件。最好请他出面同朱穆之部长通个电话，由朱部长给边局长打个招呼。”这是贴心的话，也反映当时的工作程序。

我当天（3月18日）下午返回上海。晚上9点到了单位，马达还在办公室，他惊叹问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将同边春光局长及其秘书石峰同志见面的情况作了汇报。我主要讲了两件事：一，要我们尽快向文化部出版局正式发文提出申请报告，此报告应由上海岀版局转送。二，请汪道涵市长与朱穆之部长通话，由朱穆之向边春光催办。

马达即刻表示说：“第一条，申请报告由你小郭起草并跟踪落实。第二条，我会同汪道涵市长通电话，要汪市长向朱部长打个招呼是没有问题的。”马达见我有些疑虑，便向我说了汪、朱之间的关系，他说，汪、朱是同年（其实差一岁） ，同时也是战友。1937年朱穆之曾任《金陵日报》编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部任职。1938年汪道涵也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团长等职，又说，汪道涵市长最大的个人嗜好就是“逛书店”。上海的大大小小的书店里，经常可见到市长的身影。他有句名言叫“读书就是生活”。汪市长认为创办文汇出版社是个好建议和好办法，马达说，同汪市长电话联系的事，他会办的。说办就办，这是马达的速度。我见他拿起红机子就给汪市长挂电话，此时已是晚上9点半了。汪市长一口答应会给朱穆之打电话的。马达的作风就是像一部机器那样高速转动。过了两天，3月21日，马达告诉我，汪道涵市长回电讲，朱穆之尚未收到上海方面的报告，收到后当会尽快批复。3月22日，我打电话告诉石峰同志：汪道涵市长已致电朱穆之部长了，朱表示会尽快办理。石峰说，尚未收到上海方面的报告。

05 边局长和王局长的实地考察

文汇报工作情况通报（1985年12月7日）

上海的报告迟迟没有送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等候蔡世金给爱建公司亲笔函件，后来直到4月5日才收到，6日联系妥当，5月1日启用捐赠的办公用房。其二，等候随蔡先生去香港筹款事，以完成20万元的捐赠数。当时拟派报社办公室主任缪剑秋先生代表马达随蔡先生去港，因蔡先生生病住院，也就迟迟没有成行。其三，出版社人员正在调集中，文汇报已确定由陈根宝先生负责行政事宜（副社长），由郭志坤先生负责编辑事务（副总编辑），社长、总编辑由马达兼任，翻译人员也正在物色中。其四，翻译书目正与国内各有关部门联系中，直到3月底4月初才提出一批出书目录。其五，等候汪市长的正式批文，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直到4月1日才收到汪市长的批文，原先都是口头的表示，这次汪市长批在申请创办出版社的报告上，批示指出：“此建议和做法很好，对开展侨务工作也颇有利。”

马达虽是急性子，可办事相当认真扎实，他说，办事要旗开得胜，要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特别是汪市长的批文，这是关键。4月1日收到汪市长的批文后，即于4月2日向文化部出版局打报告，此信是我草拟，经马达修改，最后经上海岀版局审定、发岀。给文化部出版局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东京著名爱国华侨蔡世金先生在本报总编辑马达于今年二月访日期间向马达同志郑重提出，他在上海投资购得的房屋及一笔款项，捐献给上海文汇报，建议并要求文汇报办文汇出版社。翻译、绍介有关中日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书籍。蔡先生说他酝酿此事已有多年，考虑再三，拟请马达同志促成此事。经我们向上海市委、市府汇报后，汪道涵同志认为这一建议和做法很好，对开展侨务工作也颇有利，即批准成立出版社。现已签订蔡世金先生的委托书和双方协议书（印件附上），请文化部出版局予以审查并望批准本报成立出版社为荷。

文汇报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

我在原稿上写“汪道涵同志……即同意成立出版社” ，马达改“同意”为“批准”。我当面对马达说：“批准是中央文化部的职权，用‘批准’会引起文化部的非议，还是改为‘同意’吧！”马达是强势者又是固执人，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同意与批准不是一样的词汇？不要争论了，马上送出。”尊重他的意见，我亲自送去出版局出版处，自后，几乎每天打电话催办，出版处审核文稿时，他们一致认为“汪道涵同志……即批准成立出版社”中的“批准”用词不妥，先后两次来电建议改为“同意”, 我说，上级对下级的申请表示同意，就是批准，我也用马达的口气说“不争了，马上送出”。4月15日（星期一）岀版处经办人洪时洁女士告诉我，文汇岀版社的报告已于4月13日由上海岀版局局长王国忠签发，报送文化部了，因局长出差在外，拖了多天。近日可以收到。隔了3天，我又打电话给石峰同志询问收到了没有？他说，报告收到了，朱部长同边局长商量过了。他们认为，对出版社成立的条件还要作进一步考察。估计月底边春光要来上海开会。

我和陈根宝等在私下议论出版社难产的原因：是否在报告的行文用了“批准” 两字而冒犯了文化部出版局。这显然是我的猜测，不料这个猜测隔天就传到马达耳朵，马达又找我去批评一顿说：“你们是小心眼，要来考察，这是领导认真办事精神的体现，来上海考察更好，怎能说是我改为‘批准’就冒犯人家了。若是这样，你高明，你来当社长。”我听同事讲，马达很会训斥人，果然是。这是我第一次遭马达的训斥。我当场没有顶撞他，给自己留下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要随便议论和猜测，要警惕惯于搬弄是非的人。自后，我说话更小心了。

挨骂归挨骂，我还是尽职干自己的事。我一直打听边春光来沪的时间和下榻的宾馆，上海出版局图书处的同志不太清楚，也许有所不便，我直接同石峰电话联系，石峰告诉我，他同边局长于4月28日到上海，下榻在东湖宾馆，我说，马达社长要见你们一面。边局长欣然表示同意，而且要到文汇报社来考察。时间约定在4月29日（星期一）上午9点，要我们派车去接。马达听到这一消息，他哈哈大笑起来，说：“文汇报哪有办不成的事！”旋即又神气十足地说：“不得疏忽。你们一要热情接待，二要准备好材料。接待由根宝负责，材料由小郭负责。他们来文汇报社考察就意味成功了百分之八十，现在形势大好，不要功亏一篑！”那天，我八点三刻就在宾馆门口等候。9点半，马达在文汇报社贵宾室接见边局长和石峰同志一行，此时上海出版局局长王国忠已在贵宾室等候了。其实，国家出版局局长是和上海出版局局长相约一起来考察的。

会见时，马达作了介绍。边局长对蔡先生的爱国精神一再表示赞赏，他详细询问了本报印刷设备以及承印力量情况。马达说，文汇报社原有的印刷厂设备陈旧，除印报外，难以胜任大批印书任务。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拟在成立出版社之后，重新安排印刷力量，并在外地联系了印刷点，同时，正千方百计想办法筹集资金，扩建印刷厂。我在会见时简介了“翻译丛书”的书目以及翻译人员和编辑人员的情况。

边局长当场问王国忠局长：“如果国家出版局批准了文汇出版社的创办，对你们有压力吗？”王局长爽朗回答：“压力是有的，已有两家报社老总给我申报了，他们也要成立出版社。我认为文汇出版社情况特殊，正如汪市长批示所说的那样，对开展侨务工作也颇有利，同时翻译先进科学技术的图书正是‘四化’建设需要。有压力，我们会做好工作，我支持文汇出版社的创办。”边局长说：“有你鲜明的表态，我们的压力也减轻了。”接着，两位局长到文汇报社的印刷厂去察看一番后，建议我们尽快改建和扩建印刷厂，以解决图书的印刷和装订。中午在东湖宾馆设宴款待他们一行，王国忠作陪。席中，他们看了我们准备翻译的一批书目后，认为首批翻译出版的图书内容是不错的。边局长最后说，创办文汇出版社，原则同意，但办文有个过程。听了边局长“原则同意”的许诺，我心里乐开了花。马达对我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愈接近成功的时候，愈要认真对待，我们要抓紧做好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

边局长在浙江考察后，5月2日又回到上海。5月3日，马达和我在东湖宾馆又再次同边春光局长会面，主要是征询宣布成立的时间，边局长说，华侨捐助岀版社事业，是破例的，算是第一位，文化部出版局将尽快研究批准事宜。马达接过破例的话语说：“你边局长能否也来个破例，参加地方出版社的成立大会呢？”马达明确讲5月中旬宣布成立，他说，蔡先生催得很紧，连举办酒会的钱都汇来了。边局长笑了，说：“好啊！你们找到了大老板，有了这个靠山，事情就好办！”马达说：“正是考虑蔡先生的愿望，我们想早点宣布成立，届时当依照蔡先生出具的名单请汪道涵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爱建公司董事长刘靖基，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以及秦怡同志等到会。”边局长对成立的时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只是再次希望我们把事业办得更扎实一点，要把排印力量抓起来，这样才能出好书、多出书。

06 文汇出版社成立大会

蔡世金给文汇出版社的贺电

马达的意见，成立的时间就选定在5月15日，这是5月5日的决定。他还要我去北京向出版局汇报一次，并催批文早日下达，再次邀请边局长参加庆祝文汇岀版社成立酒会。5月8日（星期三），我又去了一次北京。

5月15日上午如时在衡山宾馆举行了招待会, 宣布文汇出版社成立，汪道涵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爱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靖基，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以及秦怡同志等两百余人到会祝贺。

汪市长原先已有接待外宾的安排，欣闻文汇报社要在衡山宾馆举行招待会，宣布文汇出版社成立，他说：“这个会议重要，一定要参加。”并要他秘书将接待外宾的时间推后。会前汪市长亲笔为出版社题词：“祝贺文汇出版社成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

10点半，汪市长准时到会。文汇报副总编辑张伏年宣布招待会开始并介绍了出版社筹备经过。会上还宣读了蔡先生给文汇出版社的贺电：

    欣闻文汇出版社已获文化部出版局的批准，并于今日举行成立大会，谨致以衷心的祝贺。

    我深感振兴中华，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而绍介国外科学技术法律和教育等方面的书籍，又是一条捷径。为此，今年二月商请上海文汇报社长马达先生建立文汇出版社，出版“翻译丛书”。

    数月来，马达社长及其同事，夜以继日地进行筹备，汪道涵市长两次批示，寄以关心，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也给予热心协助，经阅贵社寄来的筹备简报，内情尽知，深为感佩。

    此事是我多年之愿望，我已年近古稀，能为贵社成立和今后的事业，而尽有限的心力，甚感快慰。

    值此喜庆之日，特向关心文汇出版社成立的汪市长、国家出版局边春光局长、上海市出版局王国忠局长，爱建公司诸同仁，表示感谢。

    我希望文汇出版社的工作不负众望，也希望国内外专家和翻译家以及广大读者能给以支持和爱护，使它成为具有特色的翻译出版国外有益书籍的园地。

蔡世金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 东京

贺电全文宣读完毕，与会代表深为蔡先生的爱国热情而感动，全场报以热烈的鼓掌。按原定程序是宣读蔡先生贺电之后请汪市长讲话。汪市长说，我已有祝贺词了，我就不说了，让其他同志讲讲。接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爱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靖基讲话，他说，蔡先生向来关心祖国“四化”建设，过去为国家做了不少好事，这次又为文汇出版社赠送一套住房，并捐了一笔现款，这又一次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好事，上海市出版局局长王国忠即席发言，他说：“我衷心祝贺文汇出版社办出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出版事业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最后是文汇报社长、总编辑兼文汇出版社社长马达讲话，他向到会各界人士致谢，并表示将扩大出版社的印刷能力，多出书，出好书，在会上，他特别感谢蔡先生的支持，说：“今天文汇出版社能够创办起来，我们要特别感谢蔡先生的热情支持和资助。”

席间，汪市长认真翻阅了蔡先生从东京寄来的部分日文书籍，他边看边对我说：“将来我离休后，也为文汇出版社‘翻译丛书’提供译稿。”还特地要我将联系地址和电话告诉秘书，以便直接联系。我表示衷心感谢。

会议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到12点整宣布结束。这次招待会除极少数因公因事缺席外，实到人数202位。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为出版社题诗：“爱国华侨蔡世金，捐资创社出书林，他年四化功成日，文泽长滋万众心。”为祝贺文汇出版社成立书写的题词和画作当时就收到20帧。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