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为《现代家庭》创刊号题词

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做事。《现代家庭》编辑部从《为了孩子》编辑部抽调的三位，吴庆棠是“文革”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林华是恢复高考第二年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潘顺祺毕业于“文革”前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自幼喜爱画画，当时已小有成就。这个阵容，于原来杂志社而言，就是强大的了。

1984年夏天，编辑部急于招聘新人，几番周折都无进展。考虑到新刊尚不为人知晓，要招到优秀人才不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解放日报》在招聘夜班编辑，应聘者中有未被录取的，我即托人带去那里，在对方提供的资料中挑选几位。那时，自主应聘离职还是新鲜事物，许多单位都持否定态度，就是不放人，所以还是不顺。其中一位刘辛培，自学考试成绩突出，“文革”中曾被借调去当时的市委写作班一段时间，“文革”结束后回到内河航运局的拖轮队上做工人。我去十六铺码头的董家渡旁边的竹行码头街，找那个拖轮队的人事部门，希望他们能同意把刘辛培调到杂志社工作。跑了好几趟，总也不同意，也不说理由，当时真是非常生气。后来知道，拖轮队上工作艰苦，常常要住在船上，招人很不容易，也就轻易不肯放人。最后还是他自己托人找到内河航运局党委书记，才最终办成了。

那时还调进了摄影杨元昌，是大隆机器厂的，当时也是痴迷摄影小有成就的，我去江宁路桥附近大隆机器厂和工厂人事部门谈，很顺利。

初创时这5位，后来各自有成就。之后《现代家庭》招聘的年轻人，编采业务方面亦多出类拔萃者，有人戏称我们杂志社是黄埔军校，走出一期又一期。自然这是玩笑，但杂志社想要最优秀的专业人才，的确是一以贯之的。

为了庆贺创刊，《现代家庭》编辑部在美琪大戏院（当时称北京影剧院）举办了三场现代舞晚会。策划和组织者主要是潘顺祺，从筹钱到找演员、排练、找演出场子等。后来编辑部同仁都参与了一些具体工作。晚会以舞蹈为主，伦巴、探戈、华尔兹、桑巴、吉特巴、恰恰、迪斯科、美国现代双人舞等，还有几位流行歌手的独唱，唱《敲敲门》《我一见你就笑》等，以中外爱情歌曲为主。这些节目，在当时多少有点另类。经费由一些企业单位资助，回报方式就是在一纸门票的背面打印出单位名称，在当期杂志上登出“在此谨表谢意”。

那时做事，没有多少框框，很多演出服就堆在编辑部地板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节目没有预先审查，甚至没有像样的彩排，那样一张极其简陋的“请柬”和一张普通戏票，我们就寄给了多位市妇联和市级机关的领导，到时他们就来了，自己对号入座。现代舞很“现代”，基本是外来的，有的穿着紧身衣，扭来扭去，引起震动，甚至有人称之为“群魔乱舞”。演出结束被拿来在会上讨论，受了批评。但也很快就过去了。现代舞引起的反响却经久不息，很多年后亦常被提起。一位当年来观看过演出，后来去了中央的领导，在上海一个活动中遇见，有人介绍我是《现代家庭》杂志社的，他立即说“哦，你们有一个现代舞”，然后大笑起来。

▲《现代家庭》杂志用一整版报道“庆祝《现代家庭》创刊现代舞晚会”

精兵强将 内容为王  

《现代家庭》创刊时，按照市委批复的意见，先是“试刊”，出版5期后反响颇好，第6期就把“试刊”两字拿掉了。发行量从20多万起步，逐渐上升。1985年7月，荒砂和孙毅因为年龄原因，也是响应中央希望老同志让位的号召，离开了工作岗位。我以副社长、副总编身份主持杂志社所有编辑、出版、发行工作，顿感压力倍增。当时，《现代家庭》一些栏目已成型，诸如“万家灯火”“家春秋”“海外传真”“社会问题观察”等。栏目只是对文章归类，重要的是要能物色到好作者，要有好稿子，这个努力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由于物价上涨、纸价上涨、人员工资上调后直接成本的上涨，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的杂志社有经济压力。《现代家庭》自1985年第7期起，即将原来每册定价0.32元调至每册0.45元。出刊半年便涨价，对杂志的发行有影响。至下一年，原先市财政每年几万元的补贴也就停止了。

期刊是定期的连续的出版物，能不能稳定持续地呈现内容品质，是期刊的生命。要保证源源不断的有品质的内容，编辑是关键。编辑的岗位责任、知识结构、社会活动能力等，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调动编辑的积极性，自1986年起，《现代家庭》实行责任编辑制，三位编辑轮流，每人编一期，直至1988年编辑部主任吴庆棠去其他单位任职前，两年多都是这样安排。这段时间，是《现代家庭》的蓬勃生长期。编辑的行话：内容为王。即便今天来看《现代家庭》那些印在发黄发脆的纸上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其真实、真诚和质朴、丰富的魅力，回忆起当年阅读这些稿件的欣喜。

当时担任责任编辑的林华，活动能力强，审美趣味倾向文学性更多些，按她自己的说法，约稿几乎找遍了上海所有知名作家。《现代家庭》刊登过多位作家作品，如王安忆的《关于家务》《关于家庭》，梁晓声的《初恋杂感》，赵丽宏的《给儿子》，赵长天的《在这块屋顶下》，陈村的《第三者》，叶辛的《家庭琐记》，陈丹燕的《上帝的剥夺》，王小鹰的《异有异的情趣》，戴厚英的《儿女情长》《光明的阴影》，蒋丽萍的《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话题》，等等。还有作家撰写的纪实报道文章，如叶永烈的《在“苍蝇专家”家里》，卢新华的《我接触到的第一个华人家庭》等。从革命斗争年代开始，直到新中国开始建设的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舆论一般认为，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生活再大也是小事，于是不食人间烟火是正面形象，更不要说面对个人面对内心的诚实对话。而作家往往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描述个人生活体验开掘很深，写人状物时有情怀氛围，对婚姻家庭、生活日常，总有非同一般鞭辟入里的评点，引人入胜。这些文章很受欢迎，也提高了杂志的阅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