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948年7月1日，《小说》月刊创刊。

杂志发起人及主要编委周而复，在评价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小说》月刊时曾表示：“我们都是深信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而中国人民今天正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我们不敢妄自菲薄，决心在这伟大的战斗中尽我们应尽的力量。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本份，也是我们的工作，同时又是我们的学习。这，既然是我们的志愿，当然也就是本刊的态度和立场。”

“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立场，折射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些正是中共香港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小说》月刊所肩负的任务：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士，争取早日实现宏伟的解放目标；宣传并在可能范围内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

在今天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日里，我们借由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于强老师为我馆馆刊《新闻出版博物馆》撰写的《〈小说〉月刊的香港岁月》一文，与读者一同回顾，中共香港文委领导下的《小说》月刊，在港一年间如何以文学的形式宣传解放区的成就，在文艺阵地上有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参与共和国文学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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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月刊的创办，刊物的发起人、主要编委周而复在《〈往事回首录〉之一：空余旧迹郁苍苍》中提供了许多细节。周而复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参与创办《文学丛报》，担任“左联”小说委员会出版的《小说家》编委。大学毕业后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担任文学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作为边区文协与八路军总政治部派遣前方文艺小组第五组组长，赴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参加百团大战，并进行文艺创作。1943年，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创作多篇作品。1944年冬，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编辑党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新华社、《新华日报》特派员身份，随军调处赴各地采访，写了多篇报告文学。1946年末，国统区形势恶化，周而复受周恩来指派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参加中共香港文委，先后担任委员和副书记，做文化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在香港，周而复重操编辑旧业，主编以刊载解放区作品为主的文学丛刊《北方文丛》，并同冯乃超、邵荃麟等筹办中共文艺理论刊物《大众文艺丛刊》。

当时香港还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月刊、秦似编辑的《野草》，以及中间和进步报纸的文艺副刊，但容量有限，中长篇小说难以发表。周而复想办一种大容量的文学刊物。他首先找到了住在九龙的叶以群与楼适夷。叶以群当时主管“文艺通讯社”，负责把解放区、国统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寄往南洋发表。有了叶以群的文艺通讯社，解决了稿源问题。叶以群任左联组织部部长时，是《北斗》和《青年文艺》的主编，后来还负责编辑过《抗战文艺》、重庆《文哨》杂志、上海《文联》月刊等，有着丰富的办刊经验。叶以群很赞成周而复的建议。与叶以群同住的楼适夷更是积极。他能写会译，在参加“左联”“文总”党团工作时编辑过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和《文学导报》，抗战时曾协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月刊。就这样，周而复、叶以群、楼适夷，构成了编辑队伍的雏形。

刊物要打开市场，赢得读者，最快捷的办法就是邀请名家进入编辑和写作队伍。周而复、楼适夷、叶以群对香港、东南亚包括国统区的广大读者而言，还是略嫌陌生。他们想到了同在香港的茅盾。茅盾不仅长于创作，也擅办杂志，他创造了《小说月报》的辉煌时代。周而复和叶以群拜访了茅盾，力邀其主编《小说》月刊。茅盾对办杂志之难深有体会，说：“先是人办杂志，后来就变成了杂志办人。”出于对小说期刊的钟爱，茅盾认为在香港办一个文学月刊非常有必要，但他只想写些文章，没有时间主编。周而复建议茅盾“任主编，适夷任副主编，具体编务由适夷负责。茅盾不赞成挂空名，再三谦辞，推举适夷主编。适夷谦辞再三，希望茅公挂主编名义，他实际负责协助。茅公要适夷直接出面主编，他可以参加编委。适夷感到有茅盾参加的编委，由他出面主编，不妥”。

作为折中，周而复建议不设主编，由楼适夷负责实际编辑工作。因为他在文艺界熟人多，《小说》月刊从筹备到约稿几乎都是楼适夷奔走。于是，楼适夷成了不是主编的主编。历时半年，1948年7月1日，《小说》月刊在香港创刊。郭沫若专门为《小说》月刊写了长篇回忆录，第一期刊载的是《涂家埠》，以后陆续发表了《流沙》和《神泉》等。创刊号发表了7篇短篇小说，其中有茅盾的《惊蛰》、沙汀的《选灾》、巴人的《一个头家》、蒋牧良的《老秀才》、西戎的《喜事》等，还有周而复的长篇小说连载《白求恩大夫》。《小说》月刊出版以后，受到港澳和南洋一带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在上海等地发行。

▲《小说》月刊创刊号封面

▲《小说》月刊创刊号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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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发刊词》中说，“这一小小的刊物可以说完全是几位兴趣相同的朋友惨淡经营的结果。”要想了解《小说》月刊的性质，先要对“几位兴趣相同的朋友”，即《小说》月刊前后10位编委略作考察。

茅盾（1896—1981），时为文协香港分会常务理事。1949年后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周而复（1914—2004），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中共南方局文化工委委员，副书记。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楼适夷（1905—2001），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作协理事、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等职。

叶以群（1911—1966），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香港文化通讯社负责人。1949年后任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副局长。

巴人（王任叔）（1901—1972），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

葛琴（1907—1995），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同丈夫邵荃麟到达香港，时为南方局文委委员。1949年后任中央电影局编剧、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职。

孟超（1902—1976），1927年组织“太阳社”时已是中共党员。1947年赴香港，任《大公报》《新民报》文艺副刊编辑。1949年后任出版总署图书馆副馆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等职。

蒋牧良（1901—1973），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任总政文化部创作员、《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主任等职。

聂绀弩（1903—1986），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到香港，为《文汇报》《大公报》写社论或短文。1949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张天翼（1906—1985），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赴香港疗养。1949年后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除了茅盾，其余9位编委都是中共党员，茅盾也是长期从事左翼文化斗争的民主人士。他们大多是中共文艺工作的领导人，有的还是文坛领袖。《小说》月刊的编委和众多1948年前后来到香港的内地文化界人士一样，他们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对中共抱有希望。他们在香港等待这场胜负已分的战争最终结束，再奔赴新中国。香港虽然是过渡地区，但聚集于此的左翼力量充分利用便利的言论空间，大办报刊，报道战争进程，传播左翼思想。

所以《小说》月刊的创办不仅如茅盾、周而复所说，“一来是看到纯文艺的刊物实在寥寥，二来是我们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总希望作品有个地方发表，而且希望这一块园地相当整齐，不至于太叫读者失望。”更是因为在历史的转折点，《小说》月刊也要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我们都是深信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而中国人民今天正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我们不敢妄自菲薄，决心在这伟大的战斗中尽我们应尽的力量。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本份，也是我们的工作，同时又是我们的学习。这，既然是我们的志愿，当然也就是本刊的态度和立场。”

“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同中国人民一道“创造自己的历史”，《小说》月刊的态度和立场折射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这些正是中共香港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小说》月刊所肩负的任务：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士，争取早日实现宏伟的解放目标；宣传并在可能范围内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

《小说》月刊以相当篇幅刊载了表现新人物、新世界、新风格、新气息的解放区作家作品。比如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喜事》，就是解放区青年作家西戎描述一对青年农民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自由恋爱，新事新办。作品风格明快，生动反映出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爱情和婚姻”这一传统主题在小说中得到崭新的表现。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选、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节选，都是书写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展现农民翻身得解放的情形。土改这一历史大变革，通过艺术形象第一次展现在港澳地区和南洋的读者面前。此外还刊载了周而复的长篇小说《燕宿崖》、李纳的《煤》、刘白羽的《血缘》、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人物特写《农民老李》（夏衍翻译）等来自解放区的作品。

《小说》月刊选登的作品虽说不能完全反映解放区的文学成就，但在广大读者面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反映了全新的生活，表现的是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格调高昂，色彩明朗。无论是写人写事，都能激发读者积极向上的情感，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这与解放区爽朗明快的文学基调分不开，同时也和作家的思想感情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作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示精神，长时间地深入生活，有些作者本身就是革命工作者，他们熟悉要表现的对象，能够从丰富的生活矿藏里提取大量生动的素材。这些作品富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几乎不事雕饰，以它表现生活和人物的真实性打动读者，具有朴素的感染力。如《农民老李》《白求恩大夫》等就是真人真事。作者比较注意群众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学习运用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创作。从这些作品中，解放区外的读者不仅可以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文艺发展所达到的成就，而且可以了解解放区的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新生活。

除了刊载解放区小说，《小说》月刊还对国统区文学进行批评，着重选择了钱锺书的《围城》、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李广田的《引力》、汪曾祺的《鸡鸭名家》、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及徐訏和无名氏等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这些批评文章有别于《大众文艺丛刊》声势凌厉、“一棍子打死”的大批判腔调，多采用循循善诱、“帮”和“拉”的引导口吻，但在内容上很少论及作家作品在艺术上的得失，而是偏向于作家的创作倾向，特别是思想政治倾向。这些评论文章大多批评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求“文艺工作者从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阐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明确文艺批评要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些话语无疑都是来源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而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的严厉批判，对钱锺书、骆宾基、李广田等作家的善意“导引”，也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理论依据，根据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倾向和作品的“等级”， 进行“类型”划分，来确定团结、争取、打击的对象，进而为建立文学新秩序扫清障碍。无论是“批判”还是“导引”，都凸显了左翼文学界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实现文学形态“一体化”的强烈意愿。

▲周而复（摄于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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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日，《小说》月刊出版至第2卷第6期，随后就在香港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小说》月刊为何悄然离去？这个问题总会萦绕在那些曾经订阅但又无缘再睹的读者心头。

翻阅《小说》月刊第2卷第6期《编后记》，不仅看不出任何停刊的征兆，还能感受到编辑们踌躇满志：“冒一切最艰苦的条件”“克服无数的困难”，经过一年的努力，“本身基础”“渐趋稳固”。受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激励和鼓舞，编委们在《小说》月刊第2卷第6期，设想着如何在新一卷上作篇幅的扩大，内容和栏目的调整增加，全然一幅大干快上、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就在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小说》月刊突然没了声响。

1949年春天前后，“聚集在香港的作家像是南来的燕子，春暖花开时节，纷纷飞回北方去了——到解放区去了” ，或出席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或参加1949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而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编委会成员及其撰稿人先后离开香港，尤其是旗帜性人物茅盾与周而复、楼适夷这两位执行主编的离去，使得《小说》月刊无法继续运转。即便对刊物有再多的美好设想，因时局而生的《小说》月刊也只能伴随时代的旋律而中止。但这并不是《小说》月刊的尾声。

周而复1949年5月离开香港，经天津港上岸，在北平作短暂停留，被组织委派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虽然此时“编委分散在几个地方，而且都忙于各人的工作”，“茅公和适夷他们在北平，在上海只有我和以群”，但几经努力，1949年10月1日，《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在靳以的主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一度成为上海文协的机关刊物。复刊以后的《小说》月刊内容增加，篇幅扩大，每期120页左右，1950年10月成为上海文协的会刊。一直延续至1952年1月，在内地又发行了4卷共24期。并不是所有刊物都像《小说》月刊如此“幸运”。国统区相当数量的文艺刊物，包括原先的左翼文艺刊物多在1949年前后终刊。《小说》月刊漂洋过海重获新生，除了周而复、楼适夷等编委的中共党员身份赋予其复刊的合法性，还因为《小说》月刊在港1年，以文学的形式宣传解放区的成就，在文艺阵地上有力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然而，《小说》月刊的复刊更有着令人惊奇的一面：在编委未有大变动，栏目设置、刊物风格未作大调整的情况下，《小说》月刊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文学制度、“新”的文学环境中迅速复刊了。也就是说，《小说》月刊没有任何过渡就顺利融入新的文学时代。这也意味着《小说》月刊本身就参与了共和国文学的建构过程。

回顾《小说》月刊在港1年的历程，亦能印证这些推测。《小说》月刊受中共香港文委的领导，对朱光潜、沈从文、钱锺书等自由主义作家进行批判或“导引”，对左翼阵营内部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也“正面展开讨论”；同时大力刊载解放区文艺作品，并对这些反映新人新貌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一“破”一“立”完全围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文学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文学以歌颂为主，以思想政治为标准，以批评的形式推进文艺发展。而这些都成为1949年后文学的主流模式。

《小说》月刊的诸种行为，无论方式还是内涵，都可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在香港的预演。《小说》月刊通过学习、宣传、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积极参与到共和国文学的建构中来，在建设共和国文学形态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其自身的改造。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它就能在所谓“新”但丝毫不陌生的体制中续写新篇章，发展壮大。可以说，《小说》月刊在上海的复刊为它的香港岁月做了最精彩的注释。

▲《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封面（1949年10月1日）

▲《小说》月刊第3卷第1期目录（1949年10月1日）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7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