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的大女儿，出生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父亲把我从上海接到香港时，我正好进小学念一年级。由于年幼，记忆虽然是朦朦胧胧的，但还记得每隔十天半月，总会有一些父亲的友人来我们位于湾仔峡道的家聚谈，家里便热闹起来。我平时少见父亲身影，他们聚会便是我最开心的时刻。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抗战时期《世界知识》的一种独特的约稿方式，最早是创始人胡愈之提倡的。那时编辑部只有两三个人，而写稿的国际问题专家都是兼职的，因此最简便的约稿方式是聚会。《世界知识》每隔两个星期召集国际问题专家开一次碰头会（也是聚餐会），大家座谈国际形势，确定选题，然后各自回去撰写。聚会的地点经常变化，有时在某会议室，有时在某饭馆，有时在某一编辑家中，我们家就是约稿人聚会最多之处。我记得伯伯叔叔一般是傍晚来我家，有个子高高的乔木（乔冠华），有亲切和蔼的邹韬奋，还有张明养、邵宗汉、羊枣、张铁生、郑森禹、胡仲持、张仲实、刘思慕等。他们先是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接着是选题分工，会议结束即开晚餐。我的祖母是烧菜的能手，能摆出一桌可口的家乡菜肴，朋友们赞不绝口，父亲也因此得意欣慰。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41年3月，韬奋伯伯从重庆脱险来香港后，我们家的聚会变得更频繁，更活跃了。这类聚会，就是韬奋伯伯戏称的“马戏班”的约稿会。父亲的友人们都是写稿的行家里手，像马戏班的演员们一样各怀绝招，各显其能，又配合默契。他们每人都很欣赏韬奋伯伯的这一命名。我觉得，“马戏班”的聚会每次都充溢着战友间亲密无间的氛围。他们就像一群同心合力拉纤的纤夫迎着风浪，乐观地吼叫着迈过一个个险滩。这正是他们肩负神圣使命具有坚定信心的表现。在香港的几年，真是《世界知识》难忘又稳定的几年。

为《世界知识》撰文的一批国际问题专家，是父亲志同道合的战友。从杂志创刊到抗战胜利，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着。韬奋伯伯与父亲相识在生活书店。两人的国内外政见一拍即合，父亲颇受韬奋的爱国热情和进步思想激励。他俩共同编了多种报刊。1942年香港沦陷后，邹伯伯一家还从九龙到香港我家住了几天。两年后，父亲失去了这位作为自己表率的兄长，十分悲痛。60年代，父亲牵头在上海筹划拍摄电影《邹韬奋》，但受阻挠未能实现，令父亲愤慨。

我听父亲谈起最多的是胡愈之，他是《世界知识》的创始人。1933年上海正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召集进步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部分成员，在某银行会议室聚会，商定创办一个刊物，用先进的思想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指明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战斗才有前途。这个刊物就是《世界知识》。胡愈老在“文革”后撰写的《忆金仲华》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从这一时期起，我们成为反帝、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独裁的亲密战友了。”父亲对胡愈老尊敬如兄长。1968年，父亲在“文革”中含冤去世，消息被封锁。“四人帮”倒台后，胡愈老好不容易找到我，问明了情况，极力支持我上书中央，要求平反。一直到1978年父亲才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再一位朋友就是冯宾符，抗战胜利后《世界知识》在上海复刊，就是由金仲华、冯宾符、王德鹏三人组成核心实施的，他们克服困难，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冯叔叔开朗风趣，我们家经常响起他爽朗的笑声，父亲成天把“仲足、仲足”（冯叔叔的别名）挂在嘴边，只要有时间，他俩总在一起探讨时局和杂志发展的方针大计。工作之余，还一同出游，留下不少合影。新中国成立后，《世界知识》搬到了北京，父亲虽留在上海工作，但他只要来京，总是要到《世界知识》杂志社找他的好友。还有就是郑森禹叔叔，他和我父亲的友谊也是贯穿一生的。郑叔叔从《世界知识》创刊就为它撰写国际问题文章，杂志在香港出版时，他协助我父亲做了许多工作，同时还在父亲任副院长的香港新闻学院任教。

金仲华（右）与胡愈之在匈牙利多瑙河畔（1954年）

金仲华与《世界知识》主编冯宾符（右）在交谈（1947年）

“纸弹亦能摧敌”

父亲写文章，首先要占有翔实的资料，从实际出发，让事实说话。他还很有预见性。早在1934年10月，他就撰文说“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激荡不安的中心，一个是远东的太平洋，一个是西方的欧洲”，我国是远东风云中最受到祸害的一个（《远东风云中的北太平洋》）；1935年底，他又明确指出：“目前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1935年2月16日《海军会议和世界形势》）；到了1939年2月，他更进一步预言：“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可能的地方还是在东南欧。”（1939年2月1日《一九三九年几个问题》）。父亲分析了亚洲和太平洋的形势后指出：“它（日本）的方针离不开独占中国，控制南洋，准备向世界做更大规模挑战的企图。”（1939年6月1日《国际的新形势与太平洋的新政策》）；“美日的矛盾绝对无法缓和，美日经济将会不断加剧而演进到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阶段。”（1940年3月16日《日美在太平洋的经济战》）；“客观的局势指示着日美两国确是在走向战争。”（1941年3月16日《论日美斗争》）。父亲准确预见了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必然性。

《世界知识》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易读易懂。每期都有多幅针对时局的漫画、配合战局进展的战线图、统计表等，使人对时事一目了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世界知识》封面都是木刻漫画，给人一种凝重的印象，像匕首和投枪刺向法西斯战争贩子。许多著名的漫画家都为这本杂志做过画，我在父亲遗留的照片中，看到他陪同斯诺在香港参观画展的一张，其中就有叶浅予、丁聪、张光宇等著名画家，可见他与这些画家交往甚密。在报刊上运用形势地图，配合文字分析国际形势发展，在我国是《世界知识》开的先河。父亲经常说：“研究国际问题是离不开地图的，读者了解国际形势也离不开地图。对发生战争的地区，我们读报纸固然可以把握形势发展纵的联系，如果一面读报，一面看地图，就会帮助我们对形势发展的空间范围有一个横的认识，那就会在我们脑子里形成一个立体的概念。”为此，他曾培养过三位绘图专家：沈振黄、金端苓、朱育莲，后两位专门为《世界知识》作图，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每期《世界知识》都有多幅形势地图，由父亲撰写文字说明。把时事和地图联系起来，这也是《世界知识》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原因之一。同样在文章方面，《世界知识》也力求大众化，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例如1945年，父亲在每一期刊物上都发表一篇以对话形式来谈论时事的文章，设计了三个人物：客甲、客乙和美国记者，他们在南京玄武湖的游艇上相聚，谈论时局，话题从司徒雷登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开始，引到外交问题，这种风格的文章读者很爱看，给刊物增色不少。

父亲三次赴港，我在后两次都随他同去，但那时自己年龄太小，记事不多。四十多年后，我又去了香港，我的目的全在追踪，很想知道父亲这样一位老报人能给香港留下什么痕迹。所幸当年的报纸在香港图书馆里已制作成缩微胶片，保存完好。于是我一头扎进香港文化中心旁的图书馆里，收获很丰。令我激动不已的是，收集到父亲在港3年所写的大量文章，除为《世界知识》写的稿外，还找到了他为《大众生活》《华商报》《星岛日报》《时代批评》《国讯》等报刊写的文章。粗略统计竟有近700篇之多！这700篇文章还是父亲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间隙写的。写文章一直是他倾心投入的事情，正如父亲在《星岛日报》1939年8月1日社论《在新闻战线上一年》中写道：“这过去的一年，在中国新闻事业上正是最多变迁而也是最呈现光芒的一个阶段。我们欣幸能在这伟大的时间担起新闻工作的任务。”“有位新闻记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纸弹亦能摧敌’。这句话最能显示新闻事业在抗战中所表现的重要作用。”不难想象，父亲这样奋笔疾书，就是用笔作刀枪，参加抗日救国的战斗。《世界知识》仅是他作战的阵地之一。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世界知识》复刊。复刊词中写道：谈到反动政府勒令《世界知识》“永久停刊”时，“大家感到的是快乐而不是悲哀，是骄傲而不是恐惧”“本刊的生命是永远的”。这话应验了！《世界知识》直到今天仍在出刊。

《抗战形势发展图解》（1937年12月生活书店出版）

金仲华陪同斯诺观看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举办的漫画展（1939年）。左起：叶浅予、斯诺、爱泼斯坦、金仲华、张光宇、丁聪、陈宪錡

沈钧儒（前排中）与《世界知识》同仁合影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前排左起：沈兹九、金立敏（金仲华之女）、沈钧儒、胡愈之、邵宗汉；后排左起：金仲华、沈志远、刘思慕、冯宾符、胡仲持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