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诗歌》创刊号版权页

《人民诗歌》从第一卷第一期到第六期，基本栏目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根据形势需要，增加了两个专辑，如第三期增加“反轰炸特辑”，第四期增加“华东农村生产救灾的诗歌选辑”。第五期有一“编后”，提出：“来稿多是长诗，因为篇幅有限，无法容纳，希望多写些短诗来，同时更欢迎多反映各地诗歌运动的报道文字，还有上海音乐界目前需大量的歌词，也希望写诗的朋友在这方面大批制作，只要内容能符合当前政治的要求，如克服生产上的困难，救济失业工人，鼓励生产，宣扬国际主义等等。”而在同一版面上，还有一篇刘北汜的短文《跨向前去》，文章在回顾上海一年来的诗歌成绩后说：“在蓬勃的诗歌运动中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处理澄清的问题。譬如，有些诗歌工作者为了赶任务，配合政策，因而在表现手法上不免草率，在内容的思想性上显得肤浅，不深刻，看到的只是新社会事物的表面现象，这自然是要克服改进的”，刘文与“编后”的内容似乎不甚协调。第三期上有“本志重要启事：本社为减轻读者负担计，特自本期起，缩减篇幅，同时将行数字数增加，以期内容丰富，零售每册减售基价一元四角”（原价为三元）。页码从四十页减少至十六页，但字体变小，行距紧凑了。第六期上有三个变化，一是印上了本期印数五千册（以后各期印数一直稳定在四千册左右）；二是版权页上增加了“代表人劳辛、吴越”一栏；三是在“编后”中写道：“本期是第一卷最后一期，我们将过去的编辑工作检讨一下，发见缺点太多，很不满意，现在只好希望从第二卷起尽量设法加以改善。读者有什么意见也希望告诉我们，让大家共同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些。从第二卷起将由自己发行，另出‘人民诗歌丛刊’，仍由中华书局发行。”不知何故，后来的“人民诗歌丛刊”并未交中华书局发行。而同期“编后”后面，有发行单位中华书局一启事：“本局因业务关系，本志自下期起，编辑及发行概由‘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负责，今后读者有事接洽，请直函该会。至于本志未满期定户，拟定退款办法三项……”可能就因为“诗联”与书局方面在刊物发行上未达成一致，导致此后《人民诗歌》暂停了8个月。

1951年3月1日，《人民诗歌》以二卷一期复刊号的新面貌出现。刊物版式变了，封面设计也不一样了，刊名“人民诗歌”改以书法行书题写，上印“上海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南京诗歌工作者联谊会合编，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复刊后的《人民诗歌》不设栏目，“目录”下就是诗文标题，复刊号上诗歌作者有陈雨门、赵瑞蕻、孙望、沙金、任钧、丁力、丁耶、白夜、方殷等，诗译者有屠岸、黄药眠等。复刊号亦没有“复刊词”，有着类似“编后”的文字：“因为某些问题，停刊了半年。现在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量，办好一个诗歌刊物，决定把南京诗联原拟出版的《诗红旗》和上海诗联的《人民诗歌》合并，经过大家的讨论，仍用《人民诗歌》。这个诗刊，虽是由南京及上海诗联编辑，但它是大家的园地，诚挚地希望各地诗歌联谊会同志大力支持我们，使它能够办成一个为大众所需要的诗刊。毫无疑问的，我们这刊物的方向是工农大众的方向。在这原则下，我们主观愿望是多发表有现实内容、有大众思想与情感的创作。同时，为了想促进诗歌创作热情与提高作品的水准，我们也打算挪出相当多的篇幅来登载一切有建设性的理论与批评文字。为了交流各地的诗歌运动经验及写作上发生的问题，也极欢迎一些有意义的报道与通讯。”这里，复刊号再一次强调了刊物的办刊宗旨。当年，南京“诗联”由副总干事赵瑞蕻（总干事为陈山）与上海“诗联”进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