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黄洪年1919年9月生于江苏省吴江县，那一年，吴江洪涝，他便有了“洪年”的名字。两岁时生母因病去世，童年的父亲缺少关爱。当时祖父在吴江的邻县工作，公休日才能回家，因继母的不善待和学费不能及时给付，父亲读到初中三年级辍学。同年年底由他姑姑黄宝珣介绍，父亲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从练习生做起，由此出版工作成为他一辈子的事业，直到1983年退休。

——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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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时光

在上海生活书店工作的5年，是他人生中一段幸福的时光。初期父亲在书店的发行科工作，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科有6位同仁，父亲和陈文江做刻写蜡纸版（俗称刻钢版）的工作。陈文江是老店员，经验丰富，父亲认真学习，刻写的内容以读者通讯录居多。当时的《大众生活》全力支持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刊物发行量不断扩大，高峰时订数达到15万份之多。父亲他们8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没有一点空闲，有时还需要加班。

每天就是不停地刻写，看似单调乏味的工作，如何会是爸爸人生中的幸福时光呢？因为他在生活书店这个集体环境中，感受到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氛围，而且生活书店倡导的进步文化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为读者所信赖，身在其中有种荣誉感。父亲在90岁时回忆道：“生活书店内部称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社章三项原则是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对我影响很大，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催人奋进。”

在这里父亲结识了一些终生难忘的朋友。生活书店内有许多青年同志，他们都住在法租界的书店集体宿舍；宿舍距办公室较远，书店每月补贴2元车费，但他们都不乘车，结伴步行上下班，在路上就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中午，他们相约在书店附近的小饭店包餐，若干人一桌，菜品多样实惠。他在晚年还念念不忘，说当年小饭店做的菜味道真的很好。

父亲刚到书店工作时，月薪14元，他除了吃饭穿衣，每月工薪还有结余，有时还寄钱给爷爷，贴补家用。有心仪的工作，有朋友的相伴，自食其力，他体会到了生活的充实和快乐。几十年过去，每每回忆起上海生活书店的人和事，父亲的脸上都会露出幸福的微笑。

若干年前，我在父亲那里看到一本画册，里面是三联书店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是父亲和同事席地而坐。父亲说，那个同事叫徐启运，他们是朋友。那时他们都是独身，有时周日会结伴到生活书店收发室，替他人值班，收到生活书店订阅的刊物时，就有了先睹为快的便利。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有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大家午休时咏唱抗战歌曲，积极参加上海市各界的抗日游行示威活动。生活书店的青年有读书的便利，除了能阅读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还能看到从巴黎邮寄来的《救国时报》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这些新知识、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父亲，他有了追求民主，追求进步文化的信念。爸爸晚年回忆道：“当时，上海正处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时期。我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受到救亡运动的熏陶，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只知埋头工作，变为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为纪念‘五卅’运动而举行的示威游行我都参加了。1936年冬，有一次要去南京请愿，强烈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我和大家坐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开动。后来谈判结果，允许8个人作为代表去南京，其他人回书店工作。”就这样父亲把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融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中。到了1939年，父亲一个人负责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店务通讯》的刻写、油印工作。《店务通讯》是书店的内部刊物，使总店和分支店在业务上保持沟通。每半月一期，油印后装订成册，寄发给各个分店。这项工作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