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0年05月05日发布
他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出版家，曾担任《苏南农村青年报》总编辑、《新少年报》编辑主任。1953年底进少年儿童出版社，历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1978年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党组书记。1983年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他是“科普编创学科带头人”，主持编辑出版《十万个为什么》《新十万个为什么》等多种影响深远的科普类书籍。他还是爱国统一战线事业的辛勤开拓者。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担任馆长期间，创办《上海文史》杂志，主持创办全国文史馆系统内第一本由中央文史馆与地方文史馆共同主办的刊物──《世纪》杂志，以亲见、亲闻、亲历的“三亲”标准和存史资政的鲜明特色，广受好评。同时还在中央文史研究馆领导支持下，动员全国各省市文史研究馆参加，编辑出版了一套“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今天是王国忠逝世10周年，我们将新一期《新闻出版博物馆》“追忆王国忠”栏目文章摘录刊登，以志缅怀，并飨广大读者。
洪祖年、高孝湛、沈飞德、王楚光、傅春然、俞子林诸位先生的撰文，从不同的视角记述王国忠对新闻出版所作的独特贡献。
01 他贡献了《十万个为什么》
洪祖年 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编审
王国忠同志在出版战线，业绩赫赫，然而，最为闪耀的要数一套十分有名的图书──《十万个为什么》！
王国忠在20世纪50年代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三编辑室主任（后任副总编辑），带领编辑们编辑出版了不少有益的科普图书。但是，他并不满足。他是一个具有极强事业心的人。他常常同编辑们议论当时少儿读物的现状，总认为很不尽人意。
王国忠与编辑室同志议论这种状况时，明确提出：要立志为中国少年儿童编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有分量的、知识内容充实丰富的、可读性强的科普读物。
就这样，当时尚处在风华正茂年龄的王国忠，带领同样年轻的5个编辑人员──三十出头的曹燕芳，二十多岁的张伯文、黄廷元、潘勋照、洪祖年着手开始探索。
指导思想明确了，王国忠就带领同事们，同时进行收集题目和撰写样稿。在两三个月中，发动几十所中小学、少年宫、少年科技指导站等方面提问题（发出了几百份征求题目的文件，收到了大量的“为什么”问题）；请几十位科技工作者及大专院校教师出题目；编辑们也同时从大量的科技书籍中收集题目。这样，“三管齐下”，最终共计收集到了四千多个“为什么”问题。接着，严格地从“为什么”角度进行取舍。随后约请了两百多位作者撰稿。同时，王国忠亲自带头写样稿。经过半年多时间，选用了一百多位作者的稿件，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陆续出齐了第一版的8个分册，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理矿物、农业、生理卫生。共收1484个“为什么”篇目，140万字。
▲198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35周年社庆，王国忠（前排左三）与《十万个为什么》编辑曹燕芳（前排左二）、张伯文（前排右一）、洪祖年（后排左一）、黄廷元（后排左三）、潘勋照（后排右二）合影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本
▲《十万个为什么》获1987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
02 我所认识的王国忠
高孝湛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辑
1978年1月，上海市委决定恢复 “文革”前的出版系统体制，人民社各个“编辑室”升格恢复独立“出版社”。市委宣传部和局领导决定选派王国忠同志到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在个别谈话时询问他，愿意到文艺出版社还是科技社？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技社。1月18日，王国忠就任科技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
王国忠在科技社的工作方法和作风，不是代替别人出主意、出题目，但是他对自己看准的重点都会给予支持，在需要他处理时，毫不犹豫地亲临第一线。
他支持出版“数理化自学丛书”，并为它进行高层协调，保障必要条件。科技社为配合国家恢复高考而再版重印这套书，是对改革开放的一大贡献，许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1977年八九月间，科技室理科编辑组组长徐福生在苏步青那里听到国家有关恢复高考的消息，想到可把科技社“文革” 前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全套17册再版重印予以配合，然而组内疑虑犹存，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当时分管该组的室领导蔡明，对这套书极为了解，当年原版就是她组织出版。她敢于承担，决断拍板，批准“上马”。该组突击重排，室领导则组织室内外后续部门跟进，结果1977年冬开始陆续出版，正能赶上知青备考的大形势，一举成功。科技室升格为“社”，王国忠主事之后，对这一项目大力支持。1978年5月30日前已印出147万套，仍不能满足全国对它的渴求。而上海纸张极其短缺，已经到达无法适应这套书正常出版的地步。他为此亲自出面，并布置人员，与出版局有关部门、印刷公司、纸张公司商讨协调。他们专门到江西、浙江寻找造纸厂，解决造纸原料，包括各种化工原料，费尽周折，终于解除上海燃眉之急，最终合计印行435万套，共六千多万册。而外地的需求，只得由他们租型造货解决。尽管本社和上海的印刷发行因此得利都减少许多，他还是从全局出发做出这个决定。
▲王国忠（右三）、高孝湛（左一）接待日本出版界人士
▲王国忠书法作品
03 文史笔丛留辉煌──怀念王国忠先生
沈飞德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世纪》杂志主编
王馆长甫到文史馆工作，特别重视文史馆与市政府参事室联合开展的文史资料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其时两家单位在思南路41号一幢楼办公，组建有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领导并继续推进《史料选编》（内刊）和《上海地方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史料选编》在1981年出版了三辑后就停顿了，王馆长要求继续编辑出版，发挥馆员撰写回忆录的积极性，以此推动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故而从1987年至1988年接连出了三辑。在王馆长来文史馆之前，日常馆务由副馆长徐常太主持，其时文史馆已着手筹备一本以发表馆员撰写的文史资料为主的馆刊《上海文史》，但进展缓慢。
王馆长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又担任过出版局局长，对文史馆敬老崇文的办馆宗旨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认为文史馆应该办一本有文史馆特色的综合性文史期刊，公开出版发行，扩大社会影响，为文史知识的普及做点贡献。他亲自抓这件事，组织编辑班子，确定办刊方针，可谓紧锣密鼓。考虑到一下子要公开出版拿不到刊号，他决定分两步走，先出内刊，同时积极争取早日公开出版发行。他一上任就抓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和《史料选编》的编辑出版，为《上海文史》的创办积累经验，打下了基础。彭古丁（1919—2006）馆员年轻时有办报刊的经验，热心负责编辑《史料选编》，又积极参与刊物的筹备，故担任编委和责任编辑。1989年1月，由王国忠主编的《上海文史》半年刊创刊。这当中彭古丁馆员不顾年高，不计报酬，做了大量的工作。
▲吴孟庆先生所撰挽联
▲《上海文史》创刊号封面，刊名由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胡问遂先生题写，馆员陶烈哉先生设计封面
▲王国忠（前排中）在《上海文史》公开出版发行座谈会后与编辑等合影，后排右一为沈飞德
▲王国忠在《世纪》创刊后看望编委柯灵（沈飞德摄）
04 良知益友王国忠
王楚光 中央文史研究馆原常务副馆长，现为《世纪》杂志顾问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各地文史馆纷纷创办刊物，拓展文史业务，其中上海馆创办的《上海文史》尤为出色。然而，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却没有一本自己的刊物，使萧乾馆长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我到任不久，他即将此任务交代予我，要我想方设法，尽快筹办一本属于中央馆的公开发行刊物。可是，当时正值报刊杂志泛滥，国家新闻出版署痛下决心，严加控制，不批准任何新的公开发行刊物的刊号。虽经我不断活动，努力争取，还是无果而终。这时萧乾馆长想起了上海文史馆，亲自出面与国忠同志商量，建议停办《上海文史》，借用它的刊号，中央馆和上海馆共同新办一本全国性的文史刊物。如此“割肉”，国忠同志仍以全局为重，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萧乾馆长的建议，同意停办《上海文史》，另起炉灶，共同创办新刊物。
两馆共同创办的这份文史杂志就以“世纪”之名横空出世，沿用至今。为了办好《世纪》杂志，两馆精选出馆员中顶尖的文史专家，组成刊物的编委会。萧乾馆长还邀请著名的文学家冰心先生出山，与他连袂出任编委会主任，请我担任编委会的副主任，国忠同志则担任刊物的社长兼主编，全面承担刊物的编辑出版和经营工作。《世纪》杂志创刊号面世之日，在北京建国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邀请全国各大媒体记者出席，由国忠同志介绍创办此刊的背景与宗旨，通过宣传扩大社会影响。
国忠同志不负萧乾先生之重托，倾其全力，在上海寻觅房屋、筹措经费、精选人员，组建起精干的《世纪》杂志编辑部，挂牌运营。他慧眼识珠，知人善任，挑选了两位青年才俊分别担任杂志的常务副主编和副主编：一位是多才多艺，擅长新闻摄影的谢震林；另一位就是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沈飞德，由其承办杂志的编务工作。沈飞德既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有开拓进取之精神，从杂志创刊之日起，不弃不舍，辛勤耕耘27个寒暑，从副主编干到主编，团结编辑部的全体同仁，把杂志办得越来越有特色，在“强手如林”的文史刊物阵地中，争得一席之地，成了一本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纪实性文史杂志。它所刊载的文章，经常被《作家文摘》转载，深受读者的欢迎。2016年又在网上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有的文章点击数可达百万之上。
▲《世纪》杂志创刊号
▲1995年4月6日在上海召开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编辑工作总结会（左起：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慕尧，市委统战部部长王生洪，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副馆长王楚光、原副馆长吴空，上海文史馆馆长王国忠）
▲1996年9月20日，中央文史馆在北京举办“全国文史研究成果展”，王楚光主持开幕式，后站右二为王国忠
05 王国忠与“新编文史笔记”丛书
傅春然 中央文史研究馆文史业务司原司长
1989年初，萧乾继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之后，多次表示要改变文史研究馆“以养为主”的形象，充分发挥老年知识分子的余热。这年10月正好在京举办全国文史研究馆书画联展，其间中央馆分别召开各馆来京馆长座谈会，就如何发挥馆员作用进行探讨。上海馆馆长王国忠根据自己的文史专长和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多年的经验，结合本馆实际，提出联合全国文史研究馆力量，编辑出版文史笔记的设想。后与中央馆副馆长吴空多次沟通，并请示萧乾馆长。这个想法正好符合萧馆长的心意，一拍即合。经过酝酿决定先召开京、津、沪三个文史馆领导人座谈会，听听意见。
1989年12月9日，以中央文史研究馆名义邀请上海馆馆长王国忠、北京文史馆副馆长宁玉环、天津文史馆副馆长孙竞宇和副秘书长王大川等来京开会。萧乾、启功、吴空出席，我做记录。会上，王国忠就编写“文史笔记”丛书的设想作了详细说明，大家进行认真讨论，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致同意并补充一些细则。会上，拟定成立编辑办公室，设在中央文史馆，编辑部设在上海文史研究馆。会后，由中央文史馆向全国32个文史研究馆发出倡议。
王国忠馆长配合吴空副馆长出点子、想办法、抓落实。王馆长主动提出承办第一次全国文史馆“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编辑工作座谈会，经过精心筹备，于1990年6月22日至26日在上海市政协召开。主编萧乾、副主编启功、吴空、王国忠及参加第一辑12本的16个文史馆馆长和五十多位工作人员出席。萧乾在会上讲演，提倡写短文，并形象地比作上海小笼包“皮薄馅大”。吴空、王国忠分别就这套丛书的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怎么写好编好这一套丛书作了分析和说明。这次会开得很成功，对推动丛书的编写起了重要作用。
经各馆共同努力，在王国忠领导的编辑部同志的辛勤工作下，第一辑正式出版。于1992年6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办了出版发行座谈会。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相关人员出席，萧乾主编讲了话，丛书受到社会关注。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试编本《新编全国文史笔记·掌故今话》封面
▲萧乾（中）与上海书店编辑刘华庭（左）、“新编文史笔记”丛书特约编审刘北汜在桂林漓江合影（1991年6月）
▲王国忠（左一）在“新编文史笔记”丛书桂林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沈飞德摄）
▲中央文史馆领导在北京接见参加“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工作会议的上海文史馆馆员（左起：中央馆萧乾馆长，上海馆王国忠馆长、钱君匋，中央馆王楚光副馆长）（1992年6月22日）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部分）
▲1990年1月，傅春然陪同吴空（右二）、王国忠（左一）看望百岁文史馆馆员苏局仙（左二）
06 他们倡导的事业永在
俞子林 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
王国忠馆长在编辑文史笔记之余，也关心着我们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曾介绍一些书稿给我。其中有一本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沈立行先生写的《上海特工战》，这是专写汪伪76号特工部的，展现了抗战时期汪伪、重庆国民党与中共三个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
另有一本是讲述国民党军队为抗日远征缅甸的。这本书就是《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当时美国方面是史迪威将军，中国是孙立人将军。据说孙立人后来去了台湾即因派系斗争被蒋介石软禁。刘放吾将军英勇抗敌真相终被揭开，大量史实得到澄清，他本人得到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见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亲笔签名感谢信，感谢他50年前解救被围英军和美国人员。
因历史原因，1949年后对国民党战场很少谈及。对出版此书我原是有顾虑的。在王国忠馆长的支持和鼓励下，此书出版了，对恢复历史真相和抗战研究是有益的。此书作者即刘放吾将军之子刘伟民，彼时他为美国企业家，正投资上海，也是一段因缘。
▲王国忠致俞子林函（1999年9月17日）
▲ 沈立行著《上海特工战》书封
▲《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封面
▲“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出版座谈会，左起：谢丽娟、王国忠、俞子林（1995年6月）
▲王国忠主编“历史现场”书系之张令澳《侍从室回梦录》书封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20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