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0年07月06日发布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3月31日，教育部发布公告，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2020年全国高考统考延期一个月举行，考试时间调整为7月7日至8日。
明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这不由得让人想起40多年前，中断11年的高考重新恢复后，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曾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978年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理科编辑室（“文革”后期恢复出版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曾一度以科技编辑室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仅突击重排“见证了一代人的奋斗之路”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还陆续出版《拓扑学引论》《计算几何》等学术专著。2010年，曾担任理科编辑室主任的徐福生为我馆馆刊撰稿，记述了令他难忘的“科学的春天”，在此分享这篇旧文，感谢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出版人为科教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为考生们加油，祝你们金榜题名！
▲部分《数理化自学丛书》书影
01
春天，万物复苏，朝气蓬勃。1978年的春天，对当时近40岁的我来说，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春天。30多年后的今天，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依旧清晰。
1977年八九月间，我去复旦大学看望苏步青教授。苏教授刚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集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回来，他告诉我，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决定了一个重要事项：年内恢复高考。会上小平同志推翻了“文革前17年科技教育战线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估计。“两个估计”的否定和恢复高考，不仅解开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镣铐，而且鼓舞了上亿的青年及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看到了公平公正的机会和前进的希望，这是何等重大的喜讯呀！这次座谈会是“春天来临前的惊雷”，使当年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理科编辑室主任岗位上的我，内心兴奋不已。
▲科技编辑室理科编辑组徐福生（左一）陪科技室负责人王国忠（右二）、蔡明（左三）、姚允详（左二）和老编辑张致中（右一）拜访苏步青教授（右三）（1973年）
02
我首先想做的是，一定要尽快为考生们提供合适的迎考读本。由于此前我先后深入江西上饶和淮北阜阳地区，对知青作过调研和函授教育，知道知青们大多只是名义上的中学毕业生，并没有受过系统的中学教学训练。所以，经反复权衡，我下决心组织编辑室同志突击重排《数理化自学丛书》(十七册)。这套书累遭“四清”“文革”批判，所保存的全副纸型已通通焚毁，那时还没有激光照排，排版印刷工艺采用的仍是传统的“热排”，工序繁杂，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发排后不足一月就陆续出版上市了，且千方百计地按当时最低的每印张0.08元、全套11.73元核定书价。丛书重排本出版发行的消息传出，各地新华书店顿时排起长龙，广大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亲友犹如久旱逢甘霖，激动、企盼和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们接连安排重印，仍供不应求。为便于各地及部队租印，出版社破例拷贝了13副纸型提供方便。据不完全统计，这套丛书共印了435万套，合计6000多万册。为了向读者推介，我撰写的《不露脸的老师──介绍〈数理化自学丛书〉》刊发媒体。如今，我仍然珍藏着读者给我的部分来信，也收集了许多相关的信息。很多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回忆文章里时常会深情地提及《数理化自学丛书》，它见证了一代人的奋斗之路。读着这些，我的内心至今仍充满了成就感。
▲徐福生手持印有《数理化自学丛书》报道的《联合时报》（图片来源于2017年上观新闻）
03
1977年7月9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了该报记者采写的《坚持不懈 攀登高峰──记老数学家江泽涵为发展我国拓扑学事业刻苦著书的事迹》，文中有这样一段：“新的考验等待着江教授。江教授几年前编写的一本拓扑学教材的第三分册，原来一家出版社已答应出版，这时突然把原稿退回了。它像一盆冷水泼在江教授火热的心头。事实告诉他：这就是搞基础理论的结果！”文中所指的出版社，正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那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出版社正是工宣队进驻、编辑下“五七”干校、出版社撤消的特殊时期，所存书稿被统一处理(退回作者)，江教授的原稿就是其中之一。1977年秋，北大校长周培源教授将该书原稿经国家科委、上海市科委转交于我社。我将江教授的第三分册稿件与先前已出版的第一、二分册一并合为完整的《拓扑学引论》，赶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前出版，封面上书名用的是电化铝烫金。该书出版后，1981年7月26日接到由中国科技大学熊金城、北京大学姜伯驹等各地10所大学的14位教授致我的签名信，信中说，因“各地新华书店均已售缺，……我们殷切地希望贵社尽早重印这本书！”我没有辜负教授和学生们的企盼，同年10月《拓扑学引论》重印本出版。当江教授终于能把自己编写的我国第一部（代数）拓扑学教科书献给全国科学大会和广大师生时，我的内心感到无比感慨和欣慰，觉得自己在为国家的科技教育事业添砖加瓦。
▲《拓扑学引论》书影
▲姜伯驹等14位教授致徐福生签名信
04
我十分敬佩苏步青教授能在1973年那样的逆境中披荆斩棘，联系生产实际，坚持理论研究，造福后人的精神。1979年10月我去苏步青教授家，提议他能否将1973年去江南造船厂“劳动”期间所取得的“船体放样”经验，与此后总结而成的、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仿射不变量”方面的学术论文结合撰写成《计算几何》。我的组稿意图是写一部以“船体放样”为实际背景，“仿射不变量”学术论文为指导的引论性的CAD入门读本。苏老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并说将会与其学生刘鼎元合作。23万字的《计算几何》1981年元月出版后，初版1.2万册一销而空，一印再印，获得极好的评价。《计算几何》是一本有独到学术见解和实际应用价值，又具有国际水平的理论专著。它是苏步青教授自1973年起在江南造船厂、刘鼎元讲师自1976年起在沪东造船厂从事船体数学放样实际经验的总结，书中所反映的理论成果，已在我国造船、飞机和汽车生产部门得到广泛的应用。它既被许多院校选作教材、参考读物，又被选为中央机关工业部委多次举办CAD短训班的教材。中文版一出版，我们就将《计算几何》的英文版版权卖给了美国Academic Press。1981年8月，该社来函称我们的《计算几何》得到了他们专业编辑的高度评价。《计算几何》在1982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1977－1981)评选中折桂。
▲《计算几何》英文版书影
05
1980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把自己珍藏多年的、被“文革”扼杀的一批有影响的书稿，如苏步青的《射影共轭网概论》《微分几何五讲》，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下），华罗庚的《典型域》，关肇直的《线性泛函分析入门》和叶彦谦的《极限环论》（第二版）等一一出版。同年4月起，我还抓紧落实、恢复组织由中国数学会主持，华罗庚、苏步青、江泽涵和关肇直分别任编委会正副主任委员的《现代数学丛书》；约请由北大江泽涵教授和北师大赵慈庚教授主编，北大、北师大和复旦数学系撰稿的《大学基础数学自学丛书》（共十二种）；组织《计算数学丛书》首批选题十余种等。
30多年过去了，当我坐在案前重新翻阅当年自己撰写的“理科编辑室一九七八年工作汇报”的书面材料时，思绪万千。那是多么“爽”的时代，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多么好的出版环境，是令人放手大干事业的氛围……想着想着，自己仿佛又沐浴在了“科学的春天”阳光中！
▲苏步青（左四）、刘鼎元（左五）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郁惟铭（左一）、姚允详（左二）、王国忠（左三）、吴限（左六）、徐福生（左七）合影（1982年）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