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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刊 | 文化抗战中的新知书店 2024-01-11

微信公众号2020年08月29日发布

1935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钱俊瑞、徐雪寒、薛暮桥等一起创办了新知书店。

 

文化抗战一直是全民抗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知书店与邹韬奋等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李公朴等1934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后改为读书出版社),积极宣传党的团结抗日和救亡图存的主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一致对外主张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新知书店和“老三联”的后人,沈建林曾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发表《文化抗战中的新知书店》一文,缅怀前辈们在抗日救亡中的革命精神和感人事迹。85年过去,我们仍应不忘那段峥嵘岁月,重刊此文,以志纪念。

▲由上至下:钱俊瑞、徐雪寒、薛暮桥

在抗日救亡中诞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东北沦陷。在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和阶级矛盾异常复杂的30年代,中华民族已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文委领导下,钱俊瑞、薛暮桥等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赢得了关心中国命运的广大读者的好评。1935年秋,新知书店诞生了。新知书店从创办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编辑出版社会科学书籍,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按企业原则经营管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中国农村》

新知书店随即出版了钱亦石等著《意阿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孙冶方译述《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吴清友译《帝国主义论》(增订本)、吴大琨译《大众政治经济学》、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薛暮桥著《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以及钱俊瑞、姜君辰、徐雪寒、王亚南等合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20余种书籍,旗帜鲜明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和农村问题的基本知识。此外,还出版了《中国农村》《新世纪》《语文》等刊物。新知书店从创建之初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编辑出版的这些书刊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从而认识到只有反抗外来侵略、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也是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1936年)

▲《通俗经济学讲话》(1936年)

在奋斗中成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上海沦陷。根据党的决定,新知书店西迁武汉,并且在这一抗战重镇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党的湖北省委主办的襄阳书店的业务和干部并入了新知书店。随后,党的长江局决定,将新建立的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任务交由新知书店承担,新知书店也多以“中国出版社出版,新知书店总经售”的形式出版发行图书。从1938年初到1941年初3年间,在武汉、重庆两地印行中国出版社的图书大约四五十种。这些书籍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对抗日救亡和革命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成仿吾、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就是这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著《论持久战》的出版,对战略相持阶段的抗战决策影响巨大,甚至国民党政府的上层人物,在阅读了这部著作后,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不得不深为叹服。中国出版社的书籍,后来多由长江局和南方局从延安运来纸型,由新知书店在武汉或重庆印制,在大后方广为发行。但也有的是长江局或南方局编辑或撰写的,如毛泽东著《毛泽东救国言论选集》和《关于团结救国问题》、吴玉章著《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凯丰编写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还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等。延安的《解放》周刊,也在国统区按期由新知书店用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印行。为了扩大影响,广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也有选择地印行中国出版社的图书,《解放》周刊也在香港大量印行,向港、澳地区和东南亚销售,让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有机会及时听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和祖国人民抗战的声音。

▲由中国出版社出版、新知书店总经售的《马恩论中国》(1938年)

▲由中国出版社出版、新知书店总经售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38年)

武汉时期以新知书店名义出版的图书,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这部著作原是延安抗大的教材,共分十章,由徐懋庸、徐冰、何干之等十位同志分工执笔撰写,全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什么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性质和任务等问题,多作了较通俗系统的阐述,因此很受读者欢迎,后来还在桂林、上海等地一再重印。不久,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吴大琨著《怎样做战地工作》、罗琼著《怎样动员妇女》、光未然著《街头剧作集》、薛暮桥编撰《战时农村宣传材料》第一、二辑以及《救中国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也都深受读者欢迎。《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也从长沙迁到了武汉,仍由新知书店出版发行。

 

武汉时期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战较好的时期,中华民族全民族奋起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社会各界读者对新知书店出版和经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抗日救亡书刊,求购心切,十分欢迎。这时,新知书店还组织专人从上海陆续运来大批书刊,旋即销售一空。一批批进步书刊,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大计方针,又对广大读者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于党的关怀,徐雪寒等领导人审时度势,新知书店在武汉时期的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全体干部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相继在广州、重庆、襄阳、宜山、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和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店或办事处,还与读书出版社在贵阳联合经营了读新书店,把抗日救亡的火种传播到祖国的广大城乡和东南亚地区。

▲重庆民生路新知书店分店(1938年)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经徐雪寒等一再计议,决定将新知书店总管理处迁往桂林,以便在大后方坚持宣传出版阵地,继续传播团结抗战的声音。武汉沦陷前夕的10月22日,钱歧同志负责押运一批纸型、纸张和书籍等物资,乘“新升隆号”轮船西撤。当天下午3时,突然遭到四架日机疯狂轰炸,俯冲扫射达半小时,钱歧同志壮烈牺牲,成为抗战爆发后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中殉职遇难的第一人。

 

在桂林文化城,新知书店设立了总管理处和桂林分店,组织和加强了经营管理,使出版工作在严峻的形势下得到继续发展。新知书店在桂林时期的出版工作很活跃,它既在桂林出版书刊,又在重庆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毛主席著作和《解放》周刊,通过各地分、支店和进步同业广为传播。

 

在桂林,新知书店广泛地团结了一批作者,支持他们的创作事业。为此,曾采取预付稿费的办法,使他们能够在战争时期维持生活,进行写作。桂林初版的新书,有冯雪峰的《鲁迅论及其他》,夏衍的《心防》《小市民》,薛暮桥的《经济学》,梅雨(梅益)译的《对马》,林淡秋译的《巧克力》等书。从图书内容来看,经济类书籍仍占很大比重。《经济学》原是薛暮桥在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的教科书,通俗易懂,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一再重版。邓克生著《新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物价与币值》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农村动态》也都深入浅出,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这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一些历史和时事政治作品,有陈昌浩(程昌浩)著《近代世界革命史》,伯伯夫著、孙亚明译《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简史》,钱俊瑞著《苏联外交政策研究》《论战争》,思慕著《欧战纵横谈》等。除此之外,还出版了一些文艺书籍,陈原编译的《苏联名歌集》《抗战新歌初集》、夏衍著《小市民》(剧本)等,再加上一批再版书,为西南文化城和大后方读者供应了一批精神食粮。

▲薛暮桥著《经济学》

设在贵阳的读新书店发行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出版的马列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也曾公开发行。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胡绳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都深受读者欢迎。这些书籍虽不断再版,仍供不应求。有的书籍如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被国民党当局查禁,随即改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书名重新发行。读新书店发行的抗战读物还有新知书店印行的《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和《支部工作纲要》。《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政府三大动员方针》《陕甘宁边区抗日军人优待条例》和《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宣传了党的政治纲领及团结抗日的政策。《支部工作纲要》是根据党的指示,由新知书店出版后秘密发行的,它介绍了党的性质、纲领、任务、纪律和基层组织的工作等有关知识,为迫切要求进步和革命的读者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在桂林,新知书店还由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安排,和生活书店、文化供应社等合资接办了西南印刷厂。该厂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逐渐完善了管理制度和必要的机器设备,为新知书店和同业印制了大量宣传抗战、宣传革命理论、传播文化知识的书刊,在当时的桂林出版印刷界享有一定信誉。“皖南事变”后,新知书店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三家兄弟书店,除重庆一地外,在各地的机构全部遭国民党政府查封。从这时开始,由沈静芷担任总经理的新知书店便隐蔽在西南印刷厂内工作。为谋求生存和发展,设置副业机构,既开发了土纸生产,为新知书店和同业提供了出版用纸,又积累了资金。但后来在桂林沦陷前夕,新知书店的资产在金城江车站遭日机轰炸被毁,损失惨重。

 

1940年8月,周恩来两次在重庆邀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领导谈话,指示去敌后根据地开展出版发行工作。随后,三家兄弟书店联合派出王益、李文、朱晓光等同志分别负责在苏北根据地设立大众书店、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和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等地开设华北书店、在皖南新四军中设立随军书店,将书刊直接运送到根据地和抗战前方。三家兄弟书店在解放区联合设店,也为后来进一步联合并建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打好了基础。

▲太行辽县(今陕西省左权县)桐峪镇华北书店(1941年)

坚持斗争迎来胜利

上海沦陷后,苏州河以南原英租界和法租界地段,还没有被日寇占领,被称为“孤岛”,许多爱国者都在这里进行抗日活动。新知书店也委派干部到上海设立办事处,恢复新知书店在上海的业务,出版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新闻封锁,上海党组织将延安《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发表的有关材料编成的《时论丛刊》和稍后的《大陆》月刊,以及宣传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和政策的书籍,交给新知书店办事处秘密出版发行,向生活在“孤岛”的人们报道抗战消息和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皖南事变”后,徐雪寒、华应申等奉命撤出上海“孤岛”,他们在1942年5月,以远方书店名义在上海出版了梅益译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长篇名著曾经激励和引导中国青年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和繁荣富强奋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译者梅益在相隔半个世纪后撰文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在地下搞革命出版工作本身就是战斗。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不为名,不为利,随时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这没有吓倒他们。他们一样有父母妻儿,但没有什么工资,更没有什么奖金,一本好书的出版就是他们得到的最高奖赏。

 

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后期一面以远方书店等名义,继续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一面则经营副业,设立了海上运输业务。开始时主要是从上海敌战区运输图书到苏北、浙东等根据地去,返回时运来根据地的棉花、食油等土特产,在上海销售。后来除了运输图书外,还为根据地运送印刷器材、采办医疗器材和药品,甚至运输硝酸盐等军用物资。1944年7月,担任海上运输工作的王福和同志,从浦东押运物资到苏北根据地,在海面上遭遇日舰拦击。他临危不惧,英勇还击,终于寡不敌众,在用完子弹和手榴弹后,纵身跳入大海,壮烈殉职,他是新知书店又一位为抗战英勇牺牲的忠诚战士。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46年版)

1944年,日本侵略者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大举进犯湘桂,桂林失陷。按照周恩来指示,新知书店分两路撤退,一路向广西突围,一路向重庆转移。新知书店在重庆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作,团结同业,建立新出版业联营书店,成为国统区革命出版工作的重要力量。国统区的出版业,这时期几乎都集中在重庆。党指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负责人,配合当时斗争形势,积极开展出版业中的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三家书店在黄洛峰等同志的领导策划下,以生活、读书、新知为主体,推动重庆17家书店(抗战胜利后发展到54家)在自愿的原则下,建立了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后又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通过联营书店,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家兄弟书店的抗日救亡书刊得以广为发行,并且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对参加新联总处的成员,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并举办座谈会等活动。在此基础上,还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揭露和抗议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扼杀进步出版业的罪状。进步的出版工作者凝聚在一起,战斗在一起,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与全国人民共同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全民抗战的艰苦岁月,我们的前辈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出版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真理,唤起民众,鼓舞斗志,吸引无数爱国者走上民族解放的康庄大道,他们为革命出版工作创立的光辉业绩及其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并发扬光大。

▲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新知书店(1947年)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