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月刊》就是以这样强大的作者队伍开创它事业的首页。以后，这大群的第一流作者便始终簇拥着它，一直到它终刊。有些老作者，将他们最末一篇佳作寄给月刊后，悄然离世。也有少数作者跟不上刊物前进的步伐，渐渐远离了它。但同时，大批中青年作者在月刊上崛起了，如陈祖芬、肖复兴、张辛欣、祖慰、蒋巍、王润滋、黄蓓佳、陈冠柏……他们之成为文坛中坚，与《文汇月刊》是颇有关系的。

那时，即使是《人民文学》，所拥有的作者队伍，也难以同《文汇月刊》媲美。在我当编辑的时候，就好几次遇到过红得发紫的大作家宁可将稿子给月刊而不给《人民文学》的事。我想，他们真是将月刊当成了自己的刊物。而《文汇月刊》一遇到好作者也总是抓住不放，如前述的曾卓，自创刊号后，就不断发表他的同类作品，到次年，干脆开设了专栏“听笛人手记”（名称从其在创刊号发表的散文《笛声（外一章）》衍化而来）。专栏延续了好多年，不少读者至今还常常回味等待盼望读他新作的心情；当年曾有人声称是因为有他的文章才订这份刊物的，闻之信然。陈祖芬的报告文学，月刊总是放在极突出的地位，而且可以连续刊出，毫无忌讳。一个作者写出好作品时，刊物不光组织大篇评论，还在封面登载作者照片，与作品同时推出。当然，对第一流作者“抓住不放”，有时也显得过于残酷。刊物主编梅朵连过年都不回家，呆在北京成天与作者们缠，逼着他们交出好稿来。汪曾祺、王蒙等都不堪其苦，王蒙遂有“梅朵梅朵没法躲”之叹。80年代初，电话尚不普及，编辑部盛行“电报催稿”，半夜三更摩托声大作，许多作者就知道月刊又来讨债了，谁受得了天天如此、夜夜如此？于是不得不埋头拼命。

寻求大作者，抓紧大作者，培养和推出大作者，这是《文汇月刊》成功的秘诀。它使这本附属于一家报纸的、用粗陋新闻纸印制的杂志，成为中国当年最有声望，也最雅俗共赏的大刊、名刊。

▲创刊号刊登曾卓的文章

贰 《文汇月刊》的编辑队伍

这支队伍成员的名气未必很大，但构成极有特色。刚创刊时，编辑部才三五个人，主要靠主编梅朵、副主编谢蔚明和小说编辑萧关鸿等日夜奔忙，而刊物竟也一期期办下来了，可见能量之大。随后，干将们陆续调入。到我加盟时，已有15人的编制。其中组稿编辑约10人，全部是作家，但作品都不太多，也不十分“走红”。大概这样的作家最适合当编辑吧，太“红”了往往不会安心，而毫无创作经验，又难以敏感地把握作品。其中，两位主编创刊时已年届花甲，他们是40年代走上文坛的，50年代初都曾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工作，与老作家及高层次文化人有相当广泛的联系。后来进入编辑部的周嘉俊和水渭亭，是50年代开始写作的“工人作家”，他们与活跃于60年代的作者们关系密切。周遵攘是老文艺记者，对文史颇有兴趣，在文学艺术界交往很广。两位继任的副主编萧关鸿与罗达成，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以前就已发表过若干作品，《文汇月刊》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天地，他们与活跃于新时期的作家们很快取得联系，成为极好的朋友。另外，周玉明和余之，一个是文艺记者出身的报告文学作家，一个主要兴趣在诗评、影评和有关影星们的采访写作（当时余之还兼任《文汇电影时报》的副主编），他们与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各界保持了联系。美术界自有美编负责联络。另一位小说编辑嵇伟，刚从大学毕业，自己也写小说，她与各地后起的年轻作者，包括那些有现代派倾向的作者们，有更多共同语言。我进编辑部时，兴趣正从小说创作转向散文随笔和理论批评，所以，除协助编辑一部分报告文学外，主要联系杂文、评论和随笔的作者。这样，各个年龄段、各个创作领域的作者，都有了着重联系的编辑。这有点像报纸的分工──条块分明。主编梅朵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论何种年龄、哪个领域，只要真是好作者，是受读者欢迎的，他都要求你紧紧抓住。一旦哪里冒出一个好作者而月刊竟未将其网罗进来，他就要责备编辑失责──这又有点像报纸的不能漏新闻了。

编辑部所有成员中，最重要的还是带头人。试想，如果创刊时不是梅朵、谢蔚明任正副主编，而是其他年龄段的编辑，那《文汇月刊》也就不会是后来的模样了。由他们联系的主要是50年代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他们自己也横遭“错划”），以及活跃于40年代甚至更早的作家和学者。新时期之初，当“知青作家”还未成气候，更新一代的作家还在大学或中学里学习时，这些中老年作者无疑是文坛上最有深度也最有文化的撰稿人了。《文汇月刊》正是靠他们打开了天下。以后虽然不断补充新的生力军，但基本格局，即以“文坛上最有深度也最有文化”的作者们支撑刊物的原则，却再也没变。这是刊物保持高水准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