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1年01月21日发布
2015年11月，《书韵流长——老三联后人忆前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被称作“老三联人”的，是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书刊结缘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出版人。该书的封底记录了这样一段话：“老三联人的生命，活在他们著述、编译、出版的书中，活在他们子孙后代的心里。一些故事，在后人记述中能够看到。……这些记忆或许能说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启蒙远未结束。”
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曾用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早年在叔父戈公振培养下做新闻记者，为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周刊》等进步报刊供稿。担任过《新生》专栏作者，武汉《新华日报》编辑和编委；为《抗战》三日刊、《读书周报》撰稿。1941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同时参加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编辑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部委员、《世界文学》和《译文》编委。译著有《普希金文集》《高尔基小说论文集》等，研究专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等。
我馆2020年第二期馆刊“三联后人谈”栏目刊登了戈宝权之女戈小丽撰写《爸爸与“开明”和“读书”》一文，在此与读者分享，走近这位“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在战火硝烟中坚持介绍外国思想、作文学启蒙工作的几位热心学者之一”。
“开明”：开卷有益
Reading enriches the mind
家里曾有不少开明书店的书，装帧很醒目，是因为它们的店标。
爸爸戈宝权很喜欢开明书店印在书背面的店标，说那个店标非常容易使人产生联想。那是一本打开的书，敞开的书页面向一个光芒四射的半圆形太阳，书面上写着“开明”两个大字。这店标总让他联想起“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同时也使他联想到书是知识源泉，会给人带来智慧，启发人去追求光明。在爸爸的青少年时期，开明书店给予他不少启示和教益。最初，爸爸是开明书刊的读者，后来竟成了开明的好友和撰稿人。
开明书店成立于1926年，爸爸当时13岁，还是个在老家江苏东台的初级师范生。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的小小少年，爱上了开明的《一般》杂志和《文学周报》，更喜欢它出版的书籍，尤其是夏丏尊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喜欢书中感人的文字和丰子恺的插图。这本书伴随爸爸多年，得而复失，失而复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居然还常置北京家中案头。开明出版的书刊，把光明带到了当年风气和文化还很闭塞的爸爸的老家小县城。
1928年夏，15岁的爸爸入读上海大夏大学，酷爱书籍的他常去逛“书店街”四马路（现福州路）。在那里买到赵景深主编的第七卷第三期《文学周报》，读了他写的《小泉八云谈中国鬼》（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恩•赫恩，是加入日本籍的爱尔兰和希腊人后代）。他在1887年写的《几个中国鬼》一书中介绍了六个中国民间故事和传说。爸爸看完当即在9月22日给赵景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文中未能查到的关于织女的神话，实即董永卖身葬父路遇织女之故事，没想到这封信竟在《文学周报》上刊登。爸爸做学问一向特别认真，他写过不少这样的信，也收到不少向他探讨和商榷学问的信，他都认真核实并一一回复。而这封1928年给赵景深的信却是他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短文，同时也成为他后来为开明撰稿的开端。
20世纪30年代初爸爸在望平街（现山东路）的《时事新报》工作，这时开明在福州路开了一个很大的门市部。爸爸常去买书。那时他一度热衷于日本文学，把开明出版的多种日本文学作品的译本，如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菊池宽、谷峙润一郎等人的集子都买来读。这与他当年想去日本留学有关。他最初学的外语是日语，原本想去日本学医。虽然后来他成为俄文翻译家，但对日本文学的爱好仍然不减，这些日本文学翻译书籍一直极好地保存在家中，甚至逃过了“文革”的“洗礼”。我14岁时开始阅读这些他曾热爱的日本文学，不断告诉爸爸“这些书真是非常好看呀！”日本女作家樋口一叶的作品，那寥寥数字却显笔触的细腻和她惊人的观察力，让我在家里看得哭成了泪人。在几乎相同的年龄，我也成了热衷于日本文学的读者。爸爸很高兴我步了他的“后尘”，耐心听我的读后感，回答问题，纵深讲解并分享他的感受。后来我喜欢日本文学和电影绝对是受了爸爸的影响。
1935年初，爸爸作为天津《大公报》记者和上海《新生》周刊与《世界知识》的特约通信员前往苏联。他特别欣喜并珍惜这次深入学习俄文和进行俄国文学研究的机会。那时爸爸与为开明书店做封面设计和美术装帧的钱君匋先生早有交往，经常请他代购开明书店的书。在爸爸曾有的藏书中，有一本杨荫鸿、杨荫渭合译的美国都兰著《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想》，他在扉页上写道：“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十二日于上海，钱君匋先生之介绍，以七折购得。”另一本开明出版的书，是胡仲持先生翻译的美国约翰•玛西著的《世界文学史话》。扉页上写有“公振先生指正，胡仲持”，这本书是译者送给我的叔爷戈公振的。这些书同美国房龙写的《人类的故事》《房龙地理》和《艺术》等对爸爸启发很深，他一直收藏着。爸爸去莫斯科后，钱君匋先生还经常给他寄书，其中有一本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中译本，爸爸在扉页上写道：“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于莫斯科，钱君匋兄自沪寄赠。”所有这些珍藏下来的书一直是爸爸对开明书店的最好回忆。
1938年爸爸不顾他人为他安危着想的好心劝说，毅然决然从苏联回国参加抗战，进《新华日报》工作。初到武汉时，爸爸高兴地见到不少开明书店同仁，如丰子恺和傅彬然等人。抗战期间，开明书店的编译所最初设在广西桂林。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根据党中央保存和隐蔽文化界力量的指示，大批文化界人士被转移到外地。爸爸在当年3月秘密经贵阳到桂林，暂住榕湖畔小旅馆。想不到开明书店的办事处就在附近，因此爸爸常去拜访傅彬然先生，并在他帮助下终于买到从桂林飞香港的机票。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爸爸又无比惊险地经广东东江游击队的帮助回到桂林。他借住的叶籁士先生家恰在开明书店办事处对面，因此爸爸常去看望开明的老友。爸爸和丰子恺先生都特别喜爱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名著《草枕》，后来丰子恺先生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取名《旅宿》。1945年抗战胜利，“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书店雇了两条木船，运送书籍和纸型去汉口，爸爸搭上此船，想不到同船的又有傅彬然先生。爸爸同他在汉口相识，又在桂林相见，抗战胜利后又同船东下，爸爸常说他和傅彬然真是“三生有缘”啊。
回上海后，爸爸先后在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的编辑部工作，并经常为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和《开明少年》撰文和译稿。当时爸爸常与叶圣陶先生书信来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茅盾《苏联见闻录》时，叶圣陶先生在3月11日给爸爸的信中写道：“宝权兄，今送上茅盾之日记部分清样，敬请批览，并选取适用之图片惠借为感。此清样将据以付印，阅后仍希掷还。”爸爸当即搜集了不少有关图片，供开明书店编辑采用。
自1947年初，爸爸开始为《开明少年》译稿和写稿。在当年的刊物上，爸爸初次发表了他翻译的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首童话诗后来成为爸爸著名译作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不仅出版了单行本童话诗画册，还由中央广播电台录制成音乐广播剧。我当时正上小学，每当电台播出时我都骄傲地趴在收音机旁听爸爸翻译的童话，心里充满喜悦和温暖。家里还有这个广播剧的唱片，我们父女俩常放这张唱片。金鱼的配音员声音清脆而娇嫩，我特别喜欢，常告诉爸爸，我很想当那个“鱼娘娘”。
1947年7月至12月，爸爸还在《开明少年》上发表了另一首普希金童话长诗《牧师和他的工人巴尔达的故事》，并连载苏联高尔基研究专家鲁兹杰夫写的《高尔基的故事》。1948年的2月至4月，爸爸又发表了他写的《诗人普希金的故事》和翻译普希金最长的一篇童话诗《沙皇萨尔丹的故事》。当时负责编辑《开明少年》的叶至善，经常到爸爸工作的“时代出版社”去约稿、取稿和送校样，爸爸对他当年的关切一直念念难忘。
1947年2月，爸爸在《中学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5首普希金诗歌：《我的墓志铭》《至察尔达耶夫》《荒原中的自由播种者》《先知》和《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从1948年1月到7月，爸爸开始为《中学生》撰写《西洋音乐欣赏》，连载数期。爸爸自幼爱好音乐，青少年时读过丰子恺先生写的几本有关音乐的读物后，深受启发，认为应该让中学生都能欣赏外国音乐。他一连写了《音乐——生命的乳汁》《怎样欣赏音乐》《怎样听音乐》《听些什么民歌》《听些什么艺术歌曲》和《你认识哪些乐器（上、下篇）》。爸爸还到福州路272弄的开明书店编辑部办过一次“如何欣赏外国音乐”的讲座，并带去一大包唱片，当场做示范放给大家听。之后爸爸一直保持和开明书店的老友和编辑同仁的来往，直到1983年他还应叶圣陶邀请，参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举行的《中学生》老朋友茶话会。
1985年爸爸已72岁，自称年逾古稀，而称开明书店是“快满花甲之龄”。他经常回忆同开明书店的缘分，开明书店记载了他连续不断的同仁友情交往和意义非同反响的文字生涯的开端。他更感激开明书店给予他事业和生活的启示和教益。
“读书”：书友成林
Companionship of Books
1938年5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出版了《抗战文艺》。同时茅盾在香港为生活书店主编《文艺阵地》。胡风先后在武汉和重庆编辑《七月》。1939年5月初，重庆几次遭日军飞机大轰炸，刊物不能按时出版。这时读书出版社的黄洛峰有意要创办一个新文艺刊物，这就是1940年1月开始出版的《文学月报》。黄洛峰担任刊物发行人，编辑者为文学月报社，孔罗荪任主编，爸爸是编委，具体协助孔作编辑工作，范用任校对。由于日机轰炸，导致经常停电，晚上只能点着油灯工作。抗战的热情在胸中燃烧，他们从不感到疲累！
为编辑这本刊物，爸爸经常到冉家巷读书出版社去看黄老板，或去孔罗荪家商量细节。1940年1月15日，《文学月报》的创刊特大号终于出版了。这是一本16开本的大型文艺刊物，第一期封面上的题字选自鲁迅的墨宝，还印了李可染的钢笔画《游击队》。“创刊辞”中指出：“本刊不是同人杂志，乃是一切努力于当前文艺运动的工作者的共同的园地。”刊物每期内容包括论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在外国文学方面，从第一期起就连载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姐妹篇《暴风雨所诞生的》。此外每期刊物的封面和封底，都印有中外文学作品的插图。孔罗荪为创刊号写了《抗战文艺运动鸟瞰》，爸爸几乎每期都写稿，第一期写了《1939年苏联文坛剪影》，第二期写了《关于奥斯特洛夫斯基》，第四期写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第五期写了哈萨克民间歌手江布尔的自传。爸爸还翻译介绍了苏联儿童的集体创作《我们是伊加尔卡的孩子们》，并用“叶林娜”的笔名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夏伯阳之死》。
就在《文学月报》创刊后不久，黄洛峰代表出版社于1月24日晚在国泰饭店宴请在重庆的作家，当天参加这项活动的有老舍、姚蓬子、胡风、潘梓年、李辉英、光未然、罗烽、白朗、王亚平、黑丁、曾克、宋之的、凤子、方殷、梅林、子冈等六十余人。老舍和胡风致词，郭沫若和阳翰笙最后到场，郭沫若写了“文学月报社招待在渝作家晚餐会题名”，还挥毫写了一首诗：“目愁寇已深，有旅众如林；横扫期无敌，雕龙万古心。”签名和郭沫若的题诗，都印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二期的里封上。在《文学月报》创办的两年中，编辑部还编了各种特辑，如《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特辑》《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特辑》《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辑》和《俄国大诗人莱蒙托夫诞生一百二十四年纪念特辑》，1940年12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五期还编了《苏联文学专号》，所有这些特辑都各具特色。
在《文学月报》创刊的同时，读书出版社又出版了《学习生活》半月刊。黄洛峰任发行人，楚云和赵冬垠两人任主编；另外，胡绳和史枚还主编了《读书月报》。爸爸也为这两刊写过稿，如给《文学月刊》写稿的内容取材于当年苏联的一些大事，总称为《苏联科学故事》。第一篇是《“祖国号”飞机的长途英勇飞行》，第二篇是《“乞留斯金号”的人们是怎样被营救的》，第三篇是《莫斯科的地铁是怎样建设的》。爸爸因此被称为“多产作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查封了“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书店及分店，逮捕不少书店的工作人员。为保存在重庆和桂林的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共产党中央将他们转到香港和南洋一带。邹韬奋和茅盾等人去了香港，“生活”“读书”和“新知”的负责人徐伯昕和黄洛峰等也随后抵达香港。爸爸是3月去的香港。在离开重庆时，孔罗荪为爸爸在邮局弄到一张邮政车的座位票，再由读书出版社的万国钧把爸爸送过嘉陵江，在海棠溪登上邮政车，坐在司机旁边，就这样秘密离开重庆。到达香港时，《华商报》已出版，邹韬奋正在筹办《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笔谈》，张铁生主编《青年生活》，爸爸忙着为这几个刊物写稿和译稿，同时协助叶以群创办文艺通信社，向海外的中文报刊供稿，整个香港和南洋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然而这只是短暂时光。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于圣诞节前占领香港。爸爸与茅盾夫妇和叶以群等一批文人一起，在广东东江游击队护卫下，1942年1月9日，在铜锣湾登上预先安排的小船离开香港，他高兴地见到多日未见的韬奋先生。第二天清晨，爸爸一行人偷渡过海，穿过九龙和新界，抵达白石龙的东江游击队司令部。爸爸曾在龙岗圩同邹韬奋等人住过一段时期，于当年4月离开游击区，想不到同韬奋先生的这次话别，竟成为永诀！
爸爸回到重庆后，继续在《新华日报》工作，同时参加“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书店的编辑工作。读书出版社的《文学月报》出到第三卷第二、第三期合刊时，在1941年12月被迫停刊，但《学习生活》半月刊仍能继续出版。于是爸爸和黄洛峰就利用这个刊物，每隔一期出一个文艺版，代替《文学月报》。爸爸手边曾保存一本1943年4月1日的《学习生活》第四卷第四期，上面有吴伯萧翻译的海涅《哈兹善旅行记》，有爸爸翻译的察科夫斯基《诗人海涅之死》，封面上印的是林仰峥的木刻海涅像。
不久，叶以群的《文艺阵地》被国民党查封。他靠邵荃麟和葛琴的帮助，取得桂林已停刊的《青年文艺》的登记证，在重庆重新出版新一卷的《青年文艺》，实际上是继续在办《文艺阵地》。在出版的六期中，从第二期起连载了爸爸翻译的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这本书后来被收入曹靖华主编的中苏文化协会《苏联文学丛书》，并经黄洛峰同意，于1946年7月由读书出版社出版。书封面的美术字，是由出版社的范用写的。1946年春节，爸爸回到上海，进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部工作，但他和黄洛峰及读书出版社还经常保持联系。
1948年，“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书店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黄洛峰担任了三联书店领导人之一。1949年初，爸爸欣喜地在哈尔滨和沈阳等地见到1949年2月用三联书店（东北光华）名义印的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这本书在1950年9月印了第三版，1951年又印了第四版和第五版，而且都是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作为这本书中文版的首位译者，爸爸甚感欣慰。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查询了史料并回忆爸爸曾经讲过的旧事。这里写的是我还未出生时的爸爸，而我熟识的爸爸是温文尔雅的文人爸爸，但在这篇文章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爱国热血青年。爸爸的同事和好友向我印证了这样的爸爸，他们告诉我，抗战期间爸爸通过读书出版社的《新生周刊》这一专栏连载介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荷马史诗《奥德塞》，热切地渴望中国读者能粗浅地知道这些智者贤者的思想主张与德行。由于爸爸发表众多译作和文章，他被学界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在战火硝烟中坚持介绍外国思想、作文学启蒙工作的几位热心学者之一。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