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编第七期的时候，看到吕叔湘先生有一个讲话，是在全国语文报刊协会上的一个讲话。他讲全国的语文报刊有两百多种，但这些语文报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搞语文研究的，类似《中国语文》，学术性很强；还有一类是专门配合语文教学的，这类刊物特别多，它是随着语文教学的节奏来安排的，其中大量教辅刊物。吕先生说，现在恰恰是社会语言文字出现了混乱，这次混乱是空前的。过去的混乱，比如说新中国建立初期，都是写了错别字、语法不通，这些还是在局部范围内，而且主要是老干部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语文学习。后来就在《人民日报》上连载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了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文风出现了混乱，语言非常贫乏，但非常粗暴，“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文风非常单调，特别是一些“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都是这种充满杀气的语言。“文革”一结束，这样的语言自然而然慢慢消失了。吕先生说，改革开放以后，语言文字的混乱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不仅仅是有错别字，不仅是有词语错误、语法错误、逻辑错误，整个语言文字应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现象，不仅仅是文化不高的普通老百姓会用错，连读书人、文化机关都出现了差错。现在这些书本、报纸、刊物，还有哪一家没有差错！文汇报的陈虞孙先生曾经发了一篇文章，叫作《现代的出版界已经没有一块净土》，全都是有差错的。我看了吕先生说的这个话，好像就是呼吁有没有谁敢于挺身而出，办一本面向社会语文应用的刊物。我看到这个报告以后怦然心动，自己正在发愁印这个内部小报，成本越来越高，社里开始很支持，到后来觉得是很大的负担，又要编，又要印，还要花钱邮寄，每天邮发的资料就一大堆，觉得负担太重。电光火石间我脑子闪过一个念头，出刊物，这本刊物肯定有市场。我马上把要做刊物的想法跟孙颙说了，那是1994年。他说文艺出版社，主要分工是出文艺图书的，但现在社会有需要，你有兴趣，你就想一想怎么个搞法。他还是很开放很宽容的。当时社里面没有人专门搞这件事，我跟孙颙说，如果一时找不到编辑，我就自己干。我就开始策划搞《咬文嚼字》。这便是这个刊物的背景：一场考试引起大家对语言文字的关注，然后吕叔湘的讲话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就开始酝酿要出这么一个刊物。

▲郝铭鉴（中）到日本考察学习

Three  刊名、发刊词创刊亮相

正式进入策划刊物的阶段，碰到的难题还是很多的，并不像我想象得那么简单。第一个，这个刊物到底能不能用“咬文嚼字”这个名字，我当时主张用这个名字，但听到一片反对的声音。大家觉得你内部资料随便用用没有关系，公开用不行。为什么？因为“咬文嚼字”是一个贬义词，意思不好，不能用。我就给吕先生写信，请他帮我的刊物题词，吕先生给我写的话，没有人会反对。出乎意料的是，吕先生也不同意用“咬文嚼字”。他反对的理由倒不是贬义词，而是范围太窄，“咬文嚼字”的意思指向是文字，语文是一个大概念，不仅仅有字，还包括词、语法、逻辑、文风以及整篇文章的修改，如果限定在字的范围，这个范围太小，作为刊名不合适。吕先生说，如果你改一个名字，我来给你题这个刊名。我就问吕先生改什么呢？他给我说了四个字：说字评文。他说既有字又有文，这个范围大，你将来的用武之地可以非常开阔。我知道吕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是一片好心，帮我想了这么妥帖的一个点子。“说字评文”“咬文嚼字”，到底用哪一个？我把能找得到的全国的语文报刊都找来，发现我们刊物的取名实在太单调了，全国二百多种语文报刊，大量的刊名都有语文两个字，某某语文，我就想避开这么一个套路，要稍微有一点个性，不要跟人家太一样。

咬文嚼字到底能不能用？我觉得问题不大，成语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中国人对文字一向是很敬畏的，文章千古事，不能随随便便地遣词造句，读书人在写文章的时候，字斟句酌，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写两句诗要想三年，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那推敲，这种咬文嚼字就是好的。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根本没有人会为了两句诗想它三年，现在的作家写文章快得不得了，写完以后自己都不看的，非常粗糙地交到出版社来了，在这种背景下，咬文嚼字就成了非常可贵的一种文化精神。

此外，用“咬文嚼字”做刊名，也说明我办刊物的风格。人家讽刺你在咬文嚼字，我就是咬文嚼字，这是一种自嘲，敢于自嘲，正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以“咬文嚼字”为刊物名称，恰恰表示了编者的信心。外国有一个漫画刊物叫作《鳄鱼》，鳄鱼这个形象不太好的，中国有《大灰狼》，大灰狼的形象也不太好，照样可以作为刊名，贬义词作为刊名有先例，何况咬文嚼字也不完全是贬义的。至于范围的大小，我对吕先生说，那是编刊人自己的定位，不必受名称限制的。《咬文嚼字》的“文”，我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可以是文章，还可以是文化，我的范围可以扩大。王元化先生后来给我们刊物的题词，就把它解释成文化，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