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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刊 | 《文化老人话人生》编辑记事 2024-01-11

微信公众号2021年10月14日发布

又至重阳日,重阳话老人。

 

当社会拥抱老龄化,银发产业悄然兴起,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也逐渐获得文化行业的聚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实用生活类图书《老年生活指南》面世后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又计划推出一本面向中老年读者的思想性图书,拟邀请一批“文化老人”谈论人生体悟。该书即为1992年出版的《文化老人话人生》,由资深出版家、作家范泉主编,巴金、冰心、华君武、柯灵、施蛰存、陈伯吹、蔡尚思、贾植芳等80余位文化界老前辈为此书供稿。除作者稿件之外,书中还使用作者的生活照片、手迹、书影等大量图片,原貌地留存了他们的“所历、所想、所为、所爱”。

 

《文化老人话人生》的责任编辑孙为先生曾在我馆馆刊2009年第2期发表《〈文化老人话人生〉编辑记事》一文,回忆编辑该书的过程中与主编范泉、与各位老作者的互动和交往,介绍图书如何“凝聚近百人心力和智慧”而告成。

 

值此重阳佳节之际,我们分享此文,从中回望文化老人们晚年生活的片羽,也向编辑前辈学习如何编一本好书。

 

在我个人有限的编辑生涯里(前后约22年),1991年至1992年与资深的出版家、作家也是老朋友的范泉合作编辑《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的过程,是一次永远难忘的经历。

▲《文化老人话人生》书影

 

选题由来及调整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已经显现,退离工作岗位赋闲在家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既需要有日常生活方面的科学指导,同样需要精神生活方面的积极指引。80年代中期,我曾依靠上海市的一批老龄科学工作者编过一本比较实用的生活类图书《老年生活指南》,颇受老年读者的欢迎和老龄科学界的认可。因此,我一直有意再编一本具有思想性的老年图书,作为对前书的一个补充。此计划经社领导原则同意后,我便决定邀请时任上海市老龄委员会副主任的金国正同志担任此书的主编。我在书中特意设计了一个名为“名人论老年”的专栏,打算约请一二十位生活在上海的文化名人担任作者,谈论他们的人生经验和对老年生活的看法。老金很赞同我的想法,还建议不如将这件事委请我们共同的好友、作家范泉来做。范老一听我们的设想,就欣然接受,但认为仅邀请一二十位名人撰稿规模似乎过小,提议增加为四十人左右。这样一来,原先的设想有了发展,我立刻把这些意见带回出版社与总编江曾培同志商议,老江当即表示支持,还说只要选择作者的标准不降低,人数即使再多些也无妨。稍后,他又在出版社的领导班子内商议,认为这个选题很好,完全可以独立成书,并议定将其作为来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40周年的重点图书,正式请范老担任此书的主编。

 

关于编委会人选,我提议应力求精干,以五个人为好,主要考虑便于进行工作。范老亲自提了两个人,一是市作协的彭新琪同志,另一个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孔海珠同志(老作家孔另境之女)。后来的事实证明,范老确实是知人善任,这两位女性都很干练,而且作风踏实,工作十分主动、出色,对完成这本书的组稿和编辑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出版社方面也定了两人,一是副总编郝铭鉴同志,还有责任编辑我。

 

作者对象的确定稍稍花了点时间,排出的初步名单人数不少,总共为101人,他们是:夏衍、沙汀、周而复、施蛰存、于伶、戈宝权、陈沂、贾芝、陈荒煤、赵家璧、钱君匋、李霁野、秦瘦鸥、赵铭彝、徐铸成、黄佐临、张瑞芳、孙道临、黄宗英、袁雪芬、筱文艳、白杨、巴金、王西彦、韦君宜、张骏祥、万籁鸣、张乐平、贺绿汀、朱践耳、苏局仙、冰心、萧乾、蒋孔阳、华君武、贾植芳、陆诒、程十发、俞振飞、夏征农、蔡尚思、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于光远、蒋学模、苏步青、舒同、启功、赵朴初、吴阶平、姜椿华、钟敬文、艾芜、杨绛、冯至、楼适夷、端木蕻良、陈白尘、臧克家、柯灵、伍蠡甫、郑逸梅、赵超构、欧阳山、张庚、季镇淮、骆宾基、蹇先艾、朱雯、许杰、吴组缃、王朝闻、蔡仪、徐盈、冯牧、汪曾祺、季羡林、碧野、徐迟、秦牧、魏巍、孙犁、艾青、姚雪垠、王元化、侯宝林、杨沫、王辛笛、严文井、黄裳、陈伯吹、吴祖光、曹辛之、金克木、朱屺瞻、陈残云、张光年、叶君健、马烽、周振甫。由于作者的近况尚不清楚,大家都清楚这只是初定的名单。

办简报动态组稿

虽然事前已经做过一些组稿工作,但正式起步则在5月份。5月22日,举行了编委会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因为要赶在1992年6月1日的社庆40周年前出书,期限确实相当紧迫。第一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迅速将组稿任务分工到人,经协商,孔海珠同志分了15位作者,彭新琪同志分了16位,因她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任务已不算轻了。我是责任编辑,在委员中是唯一专职的,分了21位作者。范老当时已76岁高龄,竟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其余的49位作者,显示了他身先士卒、踏实苦干、勇挑重担的精神。

 

做过图书编辑工作的人都了解,单一作者的图书组稿工作并不复杂,多作者尤其作者如果在10人以上,情形就大为不同了,其工作量会成倍增加。此书的作者多至百人,又是全国性大规模组稿,其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虽然眼看大家都毫不懈怠地在进行活动,但作为主编的范老,不久也感到了任务的繁重和形势的严峻,他与我个别交换意见,最好能采用一种比较特殊的组稿方法,即除了大家分头与作者联系外,还要赶紧编印一份不定期的小报,来增强作者与编者、包括作者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基本上静态的组稿活动变为动态,使之产生一种像滚雪球一样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作用。听了范老的建议,我觉得这个想法颇有创意,当即就向出版社社长孙颙同志作了汇报。孙颙同志听后认为此事可以特办,当场就核准了这个做法。

 

刊名由范老拟定为《〈文化老人话老年〉编辑工作情况》,以简报的形式印行,按先后程序定为:“简报第一号”、“简报第二号”……当月底便出版了第1期。也是按照范老的建议,每期简报印刷180份送给所有作者外,出版社内除了编委还分送给各有关的领导,出版社外则分送给主管单位和相关部门,以求互通消息,并扩大此书的影响。范老每编完一期后先送我复核,然后由编辑室主任顾承甫同志签字付印。从5月底出第1期起,至翌年1月共出7期,平均每月1期,然后休刊。

 

采取这种组稿方法的实际效果非常之好。举例说:在“简报第一号”上,我们曾把初定的101位作者的名单详列出来,让大家都知道此书的洽稿对象是哪一些。也许是由于提高了“透明度”的缘故,有的作者当即来信欣然表示接受。如全国美协副主席、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师华君武回信给我说:“示敬悉,要我跻身于许多前辈大家里面,实在有点害怕,只好试试再说。……何时交稿,因为我七月十七日将去北京,盼示”。老作家施蛰存在给范老的信中说:“范泉兄:《简报》二期收到。你办《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了几十期简报,害我多写了不少废话。这一次又来一个《文化老人话老年》的编辑工作简报,可知你对编辑《简报》,乐此不疲。你已成为简报专家,而我则被你害得又将背一身文债”。有些被邀作者因有某种特殊原因当时无法写稿,都委婉地回信说明原因,老戏剧家曹禺当时正因病住院,但仍抱病给范老写了回信说:“范泉老连收你两封信,又得到巴老的信息,十分感激。我想写,但我现在无力,写不出任何东西。‘话老年’活动,想得好。可惜我真老了,动不了笔,连执笔异常困难,仿佛举泰山那样,无能为力”。老戏剧家陈白尘给范老回信说:“范泉兄:九日信得,但我三年前就搬了家。……在搬家前即得了病,头脑不灵,行动不便,同时便搁笔了。……一个作家到了不能执笔,是比死还痛苦的。……”这两封信都曾刊登在简报上,相信读过它们的其他作者,必定也都会为之感动的。在简报第2期发出时,便已收到包括冰心老人在内的8位作者的稿件。到简报出第5期时(9月),又陆续收到了来稿28篇。短短不到4个月间,就完成了整个组稿量的五分之二(最后的截稿数为82篇)。实践证明,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稿方法,的确收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

 

▲简报第三号(右为范泉手稿)

建立作者档案

我编本书的初衷,是想编一本具有思想性的图书奉献给我国的中老年读者,而文化老人恰恰是这方面的“智者”,因此也是最理想的作者。但范老的想法却不止于此,他认为这些文化老人在传承我国宝贵的思想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我们国家的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财富。因此,凡他们所历、所想、所为、所爱,都值得将其保持原貌地留存下来。他特别强调此书要有大量的图片,内容包括作者本人所珍爱的生活照片、本人的手迹和书影,代表性作品的图片资料,等等。概括地说,本书不仅是一份珍贵的文字记录,还应是一份珍贵的图像资料,使其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我听了范老的叙说后,不禁为之深深折服,感到他不愧是位老出版家,不仅立足点高,思考周密,而且具有极可贵的历史眼光,对此极表赞同。当时两人作了粗略估算,认为此书的图录很有可能会达到四五百帧,其工作量应该也是不小的。

 

向近百位作者征集几百张照片,想象中应当不是件很难的事,但最终还要毫发无损、一张不缺地归还到作者手里,却并非易事,也没有绝对的把握。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给每位作者都建立一个临时性的小档案,由我独自掌管,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将出错的“机会”减到最低。

 

具体措施是:给每位作者设置一个有编号的大文件袋,收到文稿就放在这个大文件袋里(纸袋的面积较大,不论什么规格的稿纸全可不折叠平放在里头)。大文件袋里还放了两个小文件袋,一个放照片,另一安放作者小传或书信等。大文件袋的封面上写上概况,说明稿件是否收到、照片数量或有无书信等。这个“档案袋”仅在范老和我两个人之间传递,主要为了掌握组稿动态,以及是否尚有要向作者催要的东西,等等,以求做到心中有数。

 

1991年年末,编辑工作终于进入“收官”阶段,不久便可付梓了。这时,将征集得来的照片分工退还给作者的工作也进入了集中阶段,结果还算让人满意,在征集得来的500多张照片中,出现问题的仅有一张,其余都毫发无损地物归原主,基本上实现了范老与自己设定的预期要求。

 

出现问题的一张照片是由我联系的作者华君武的。他曾寄我一张个人生活照(可能是提供作题头照用的),我送给范老去看,后来他找了两次都未发现,我只能据实去信向华老说明情况并致歉意。华老十分宽容,给我来信说:“示到,请范老不必着急,我另找了一张照片打太极拳的。我不爱照相,也不喜受人摆布作欢笑状。照片虽多,大都是合影,登了也没啥意思。”针对我们希望作者多提供些照片的要求,华老回复:“现仍检出五幅,请编辑剪裁使用,说明均详照片背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我总觉得对华老很过意不去。

详尽细致的作者工作

要编好一本图书,认真做好案头工作固然重要,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同样不容忽视。很巧,范老与我早年都做过工会工作,对搞好群众活动的意义和作用都很重视(范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担任过上海永祥印书馆的工会主席)。所以,两人都主张在编书过程中,要尽量与作者多接触联系,做到互通情况。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

 

记得组稿工作的启动阶段,我们得到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帮助,曾于1991年5月22日在上海丁香花园举行了一次以推动写稿为主要目的的小型作者活动,当天到会的除了主编范老外,还有柯灵、许杰、施蛰存、赵超构、朱雯(偕夫人罗洪同来)等几位在沪的老作家。他们相互都很熟悉,但平日见面的机会却并不多,一旦相聚,顿时欢声笑语,畅谈不辍。像当时已91岁高龄的许杰老人,由于已提前完成写稿任务,神情悠闲舒朗,显得分外高兴。不久,其余各位也都先后完成了各自的写稿任务。

▲丁香花园聚会合影(1991年5月22日)

从左至右:柯灵、施蛰存、许杰、赵超构

5月底,联系作者的面更广了。编者与作者之间信息互动、书信往来,好不热闹。简报刊发后范老对我说,为了编好此书,他已经写了好几百封信。我听后,觉得这话肯定并非夸张,因为他当时已动手编纂另一部真正的“鸿篇巨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该书规划字数达2000余万字(1997年获得第3届国家图书最高奖项──荣誉奖),正忙得废寝忘食。当时他写好了许多封给作者的信,却没有时间去付邮,只好拿到我们出版社来要我帮忙。有一次,我一气帮他寄了50多封信。我比范老联系的作者要少许多,根本没法与他所做的“通联工作”相比,但至今也还保存着本书作者寄给我的来信20余封。

 

做作者工作也并不光是开会、互通信息和书信来往等几种形式,有时还要家访、面谈甚至座谈等。我曾独自去夏征农、陆诒、筱文艳等几位作者的寓所直接拜访。集体访问作者也有过几次,比如我曾跟范老一起去拜访老作家柯灵,又与他一起去复旦大学拜访过蔡尚思和伍蠡甫两位先生;我还与范老、彭新琪去南汇牛桥访问苏局老,去上海越剧院与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一起座谈。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完成了组稿任务,还密切了作者关系,增加了相互间的感情。

▲拜访蔡尚思合影(1991年冬)

自左至右:孙为、蔡尚思、范泉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受大家尊敬的巴老那时辍笔已有3年,经范老婉请,他为此书破例动笔。虽然由于受疾病影响,一天仅写二三百字,但他仍坚持为本书写了题为《向老托尔斯泰学习》这篇一千三四百字的“长文”。另一件是本书编委彭新琪同志,通过细致的工作,邀请前辈女作家陈学昭写下了一篇虽仅长194字的《可贵的痕迹》,却是作者本人的最后一件作品。此文情真意切,让人肃然起敬。陈学昭是位仪容出众的女作家,到老年仍然风姿动人。彭新琪不仅取来了由本人提供的她80岁生日时的一人近照,还亲手为她拍了在其生命即将抵达终点前的最后一张存世近照。这一文一照,弥足珍贵,堪称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两件难得的史料。

难释两遗憾

经过三百来天的努力,凝聚着近百人心力和智慧的图书,于1992年2月中旬告成了。一天上午,范老兴冲冲地来告诉我:他已将样书送给巴老去看了,巴老很称赞,说这本图书编得好。看着范老兴奋的样子,回想他近一年来的奔忙与辛劳,我真为他感到高兴。

 

这年的三四月间,在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的支持下,出版社在上海丁香花园举行了一次“新书发布会”。被邀参加的除了各新闻媒体的代表外,在沪作者中又增加了夏征农、蔡尚思、贾植芳、蒋孔阳、陈伯吹、陆诒等几位。会议间隙记者们纷纷围着这些文化老人,要求他们在自己刚领得的新书上签名,气氛十分活跃。

▲新书发布会合影(1992年3月)

前排自左至右:范泉、蒋孔阳、朱雯、夏征农、许杰、陈伯吹、蔡尚思、贾植芳、陆诒

我手头一直保存着书出版以后的几件作者来信,如女作家杨沫的信上这样说:“孙先生、范老:……前寄来《文化老人话人生》一本,非常感谢,书的编校印刷质量很高,充分表现您们几位老作家、编辑工作认真负责的老传统。又如提供的照片,均先后主动退回,看来这似乎是每人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可是目前已不多见了!即祝编安  杨沫2月23日。”

 

一晃眼,十几年过去了。本书的作者估计有近半数已先后谢世,连主编范老本人也已作古。但这些往事却历历在目。面对这本陈旧的图书,我不禁会联想起老出版家赵家璧先生的那句名言:“书比人长寿”。是啊,书比人长寿,由此我更深切地体会到范老当年的远见卓识。

 

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我想此书除了其成功的一面,也有两点遗憾:其一,此书原定的作者有101人,但实际完成写稿任务的为82人(少数几位是以信代稿)。在这些未能参与写作的作者中,有的是极有影响的文化老人,如宗教界的赵朴初,书法界的启功,曲艺界的侯宝林,昆曲界的俞振飞等各位先生。俞老是由我负责联系的作者,当时我已写好了洽稿信,也准备去拜访他,但突然听说他已病重不能会客,只好作罢。但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其二,此书的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前期的投入也很可观,但后期的出书质量,却实难令人满意。除了封面装帧、彩色图版尚差强人意外,其余在用纸、印刷、黑白照片等方面,都只能算作是中等水平。作为此书的责任编辑,我没能事前过问,据理力争,也应承担责任。总之,我深感愧对本书的作者们,这也是自己至今难以释怀、无法再弥补的一个遗憾了。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