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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刊 | 协助马达创办文汇出版社(下) 2024-01-11

微信公众号2022年05月15日发布

1985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华侨资助、以译介科技图书为主要任务的文汇出版社由文汇报社创办,于1985年5月15日正式成立。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郭志坤曾任文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是文汇出版社创办期间的直接操办人和初创时期社务的日常负责人。他曾撰文《协助马达创办文汇出版社》回忆从无到有创办一家出版社的往事,分上下两篇刊登于我馆馆刊2017年第1期和第2期,其中上篇主要讲述作者被委任操办建立文汇出版社的经历,以及1985年5月15日在衡山宾馆举办成立大会之前,文汇出版社初步获批的过程。

 

三十多年前的文汇出版社成立大会前后,马达、郭志坤、刘延州等人如何充分发挥能动性,以敏锐嗅觉和果敢手腕推动出版社的创立?他们与资助人华侨蔡世金如何沟通互动,又如何理解他的情怀?文汇出版社成立后,初创的出版社如何打造优势,占领市场?在此分享下篇,一代出版人的创业之路于今日或仍有启迪。

对文化部批文的解释

成立大会是在还没有接到文化部的批复情况下举行的。这也是马达办事的胆略和气魄。当时有人提醒:“原则同意”并非完全同意,也许内有不测因素的存在,建议收到正式批文之后再举行成立大会为妥。马达对曰:“这是有道理的话,但又是不知情的主意,资助方在病榻上心急如焚,若不以争分夺秒,快快宣布成立,若有变卦,那就前功尽弃。”我是知道马达的策略,尽快宣布来个先声夺人,“生米煮成熟饭”,事情已经做成了,不能再改变。我算是知情者,完全同意马达的意见并积极参与各项筹备工作,以尽早举行大会宣布成立,并多方作解释工作。成立大会半个月之后,才收到文化部文件。文件全文如次:

文化部文件

文出字(85)第857号

同意成立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出版局:

沪版局(85)出字第012号文悉。根据中央宣传部批复文化部《关于中央和地方报社要求建立出版社的情况和意见》的精神,经研究,同意成立文汇出版社,社号455。

该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适合我国四化建设的科技图书,其经济体制不能是集体所有制,必须是国营经济性质,可以接受海外侨胞的捐款资助。希加强对该出版社的领导,配备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足够的专职编辑人员,建立健全的编辑、出版机构。要投资扩建印刷厂,提高现有的印刷生产能力。根据《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制定长远的出书规划和年度出书计划,报上报领导部门审核,送我部出版局和上海市出版局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1985年5月31日

 

抄报:中央宣传部

抄送:上海市委宣传部,文汇报社,新华书店总店,中国版本图书馆

▲文化部“同意成立文汇出版社”文件

下达的文件不见“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类图书”这一项。这样一来,把我们的出书范围限制得太窄了。此前,王国忠局长特别关照我说,出版宗旨和范围很重要,不能局限在翻译上,要去北京文化部进一步申述,除了出版“翻译丛书”外还要写明如新闻传播以及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图书,以凸现《文汇报》的特色。局长的意见是经验之谈,也是他对支持创办文汇出版社的贴心建议。我向马达转述了王国忠局长的建议,马达认为,这是金点子,要我马上乘飞机去北京。5月8日(星期三)中午到了北京,直赴国家出版局,下午二点半在走廊上巧遇边春光局长,他很是热情,招我进他办公室,问我有何“贵干”,我开门见山地说,希望对文汇出版社的出书范围要宽广些,不要局限在翻译上。他爽朗地说:“国家出版局会尊重你们的申请报告的,具体的可同石峰同志商讨。”我见他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深谈,便去找石峰同志商议。我同石峰谈了《文汇报》以及上海出版局局长王国忠的意见,石峰同志表示理解,认为这是正当的合理要求。他当即在文件稿上草拟了一段让我看,我清晰记得石峰同志是这样写的:文汇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适合我国“四化”建设的科技图书以及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我见了有“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这样一条,出书范围就宽广多了。我来北京的愿望实现了。关于5月15日宣布成立事宜,石峰同志经请示后告诉说,可以先宣布成立,有关“同意成立文汇出版社”的文化部批文要缓些时日下达。离开办公室时,石峰同志诙谐地说:“你们是先斩后奏啊!”我回应一句说“这是边斩边奏”。于是,我满怀信心地返回上海。没想到后来这一项被删去了。

6月10日,马达读了文化部文件后又找我到他办公室,说:如此批复,限制了出版社的出书范围,这就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他要我马上去北京交涉,原定6月12日,因我的小孩16岁生日,难得在一起过生日。于是,改为6月13日(星期四)我乘飞机去北京,没有预约,直奔石峰同志办公室。我的突然出现,石峰同志不觉惊讶。对于出书范围,石峰同志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在复核时有关领导将“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删去了,认为加上这一条,文汇出版社将成为无所不包的综合性出版社了,这不符合中央文化部对新成立出版社的审批原则,也不符合《文汇报》申请报告的内容。最后,石峰同志同我解释,文化部同意成立文汇出版社,这一根本目的实现了,文汇报社以及蔡世金先生的愿望也达到了。至于出版范围不用担心“太狭窄了”,文件上讲了“主要任务”,你们可以开拓“次要任务”,这个“次要任务”就包含“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石峰同志还说:“文汇出版社的成立比较特殊,出书范围有些超越,上级管理部门也不会兴师问罪的。我想,上海出版局的管理也是宽宏大量的。”虽然这些都是安慰话,可也是实际的情况,顿时让我从心理上得到满足,这不是阿Q式的自欺欺人,而是对现状的理解,我明白这点逻辑推理,有“主要任务”,也有“次要任务”。有了石峰同志的解释,我便有恃无恐,在介绍文汇出版社时这样写道:“文汇出版社创办于1985年5月,它注重出版介绍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科普读物,以及出版与《文汇报》宗旨相关的文、史、哲、经各类学术著作。”同事有些疑虑说,“翻译”两个字也没有了,这样扩大出书范围,上级管理部门会出面干涉吗?我说,不会的。“介绍国外的东西”就等于翻译,再说这样表述也是有根据的,文件说有“主要任务”,显然“主要任务”之外必有“次要任务”。

不出所料,出版局图书处处长倪墨炎同志出来干预了,他打电话要我到出版局面谈出版范围问题。走进出版局倪处长办公室,平常笑容可掬的他,板起一副严肃面孔,开门见山向我指出,文汇出版社应该遵循文化部的批复文件精神,介绍文汇出版社的出版宗旨和出版范围。近期有关文汇出版社的介绍同文化部出字(85)第857号文件精神相悖。局领导有意见了,要提醒你们改正。我说,同文化部文件精神不悖的,有“主要任务”也就有“次要任务”,边春光局长的秘书石峰同志说,可以出版“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但不宜超越主要的任务。我搬出了国家出版局的意见,虽然没有“拉大旗作虎皮”吓唬、蒙骗之意,但是打着国家出版局的旗号,多少有些“镇以声威,慑其顺服”作用。倪处长马上改口说:“只要上面没有意见,上海出版局也不会有不同意见,倘若局限在翻译丛书上,那成了译文出版社了。”听话听音,言中之意,倪处长也是认为单纯翻译就为难文汇出版社了,出版与《文汇报》内容相关的文史哲经类图书,才是文汇出版社的特色。

出版社的第一批翻译类图书

 

文汇出版社宣布成立后,确实以翻译出版为主要任务,不到半年,就翻译出版了《怎样使孩子聪明起来?》(日本石井威望编著,梁传宝等译,定价0.70元),《三百个为什么?》(美国阿凯迪•利奥库姆编著,孙延生等编译,定价1.50元),《自然避孕法》(美国M.诺夫切格著,戴齐章等译,定价0.35元),印数均在3万至5万之间,经济效益属于保本。可以说是旗开得胜,上级管理部门认为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符合文化部批准的出版宗旨。为了进一步强化“主要任务”这方面的选题开拓,以示遵守上级管理部门对出版范围的管理,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其一,发挥驻外记者作用。当时国内读者对世界的最新著作,如奈斯比特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以及名人的最新传记,如《萨特传》等甚感兴趣,我社认为,翻译出版的范围比较广阔,选书时不一定局限在名著名传上,凡最为畅销又适合我国读者的,尤其是先进科学技术类图书均可考虑。文汇出版社有其自身的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出版周期短,一般说来,发稿到见书两个月就行了。第二个优势有各位驻外记者不断提供信息。为了抓准选题,获得最佳译本,我们迫切需要驻外记者提供信息。出版社请他们简要介绍所驻国家最为畅销的热门书三至五种,并提出他们的意见,尽快寄来,让我们选定后,再请他们直接购买,这样可以节省外汇和争取时间。

其二,发挥高等院校老师的作用。早在筹备阶段就在复旦大学、上海外语学院、华东师大、社会科学院以及各专业研究所、情报所物色和组织翻译队伍,经单位推荐并征得本人同意,我社初步确定了36位同志作为我社“翻译丛书”的特约翻译和审校人。如:

日语翻译人员有陈森保、谭晶华、周明、梁传宝、周平、莫邦富、徐鼎、陶希先、许传钢、夏敏、余先予、童适平等。

英语翻译人员有卢允中、王勤、邱懋如、曹建民、王中一、徐本泰、何勤华、施正康、刘南平等。

德语翻译人员有江雪松、孙秀民、包建明等。

俄语翻译人员有郑泽森、张超人、吴克礼、顾伯林、李霖芳、倪家泰等。

法语翻译人员有张裕禾等。

以上人员均为单位推荐,他们外文好,对国外的新著信息了解,他们均有译著出版,具有较高的翻译水平。这支队伍在文汇出版社初创阶段起了极大的作用。

其三,明确“翻译丛书”以编译为主。以某一专题为中心,或以某一本著作为重点,集纳世界的研究最新成果。如《二十一世纪科学奇观》《血的神奇》《长寿的奥秘》等均属此类。以专题编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挤去原著的水份,吸取其精华,使信息容量增大。第二,避免与兄弟出版社图书重复,从而减去一道手续。第三,可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需求,不仅适合于中低层读者,对高层读者也起着“索引”作用。如《世界成语典故词典》的编撰出版就是此类。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读者对外国知识需求日益增长,外国的成语典故是我们了解其文化、历史、民俗等的窗口,对学习其语言也是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通道。该书收词近6000条,总字数100万,收录英、俄、德、日、法、西班牙、拉丁文、阿拉伯语等主要语种的常用成语典故。1985年12月16日约稿,1987年1月交稿,1988年5月3周年时出版。

其四,以“丛书”形式集中推出,形成特色,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以“丛书”形式一次推出,影响较大。经多方面征求意见后,先确定第一套《开开眼界》丛书。此丛书既可出翻译书,也可出非翻译书。它要求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俱佳。如《二十一世纪科学奇观》(编译,10万字)、《长寿的奥秘》(苏联,12万字)、《大脑的开发》(编译,12万字)、《血的神奇》(编译,10万字)、《怎样改良你的生活环境》(编译,10万字)、《当好爸爸妈妈的“诀窍”》(苏联,10万字)、《种粮不用地——未来的粮食生产》(日本,10万字)、《在游戏中启迪孩子》(日本,10万字)、《大学生学习方法指导》(美国,15万字)、《配色与魅力》(日本,10万字)等。

其五,注重对先进科学技术的通俗介绍。如《文汇探索丛书》(1985年10月份列选,1989年8月出版),这是一套以介绍自然科学领域未解之谜为内容的科普读物,本丛书共8本,它们是《宇宙之谜》《地理之谜》《动物之谜》《人体之谜》《植物之谜》《物理之谜》《化学之谜》《海洋之谜》,每本提出、介绍了近百个本学科长期争论不休的课题,有的是千古不解之谜,有的系科学家反复探索似有所悟但尚未解开的课题,有的是已有定论但在科学日益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新矛盾的专题,如特异功能是怎么回事,飞碟是否存在,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植物有没有感情,等等,本丛书出版后,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认为这套书确实是大中学生、大中小学教师增长见识、广拓思路的参考书,又是有关研究人员探索奥秘、寻得研究课题的索引,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看了本套丛书后说:“这是同《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别具一格的好书,对启发学生钻研科学很有好处。”

驻日记者刘延州的汗马功劳

 

在文汇出版社的创办过程中,驻日记者刘延州先生做了大量的工作,立下了汗马之功,绝不可淡忘。若不是刘先生的竭尽全力、诚心诚意做了蔡世金的工作,创办之事难以实现。

▲蔡世金给马达的信(1985年5月20日)

刘延州先生在采访蔡世金先生时,最早得悉蔡先生有志在中国大陆创办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图书。当时蔡先生对刘延州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大批国人走出国门去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这要花费多少外汇啊!为何不把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图书翻译出来,让国人学习!”

刘先生解释说:“翻译要钱,编辑出版也要钱,出版社出版此类图书要赔钱!”

蔡先生以试探的口气说:“那我出钱来办个出版社,行吗?”

刘先生把握十足地回答说:“行啊!可以委托《文汇报》创办?”

蔡先生充满信心地说:“好,我从你刘先生身上,就可以想见你的上司是干实事的人,能否请文汇报社社长来东京会面,交换意见?”

刘先生进一步询问:“先生准备资助多少钱创办出版社?”

蔡先生慷慨地说:“我愿捐赠一两套房和三五十万人民币,用以创办一个出版社。”

刘先生当夜9点打电话给文汇报社社长马达,通报蔡先生有这么一片爱国情怀和具体的捐赠项目,诚望文汇报社来操办此事。马达听了,喜形于色,走到夜班编辑部,对编辑赞叹说:“我们的驻日记者不仅给我们发了好新闻,还给我们抱回金娃娃。”

马达很快准备赴日。2月8日到了日本东京,蔡世金迟迟没有接见马达,这究竟是蔡先生的商务繁忙还是着意考察?刘先生认为,这也许是一种考察。直到第三天才邀请马达吃饭。蔡先生问马达在东京这两天出去游玩了吗?

马达说:“没有出去,一直在等候蔡先生的会面。”

蔡先生马上意识到马达是位不图游玩,而是专心致志干事业的社长,顿时升腾起对马达的事业心和才能的信任感。此时,蔡先生把自己的心愿和盘托出,他说:“我志愿将我购得爱建公寓一套住房,永久、无偿作为文汇报出版社翻译丛书的翻译人员用房,同时捐助20万元人民币作为办公房设施以及聘请翻译人员费用,对购买外国书籍的所需外汇由我承担。考虑再三,我郑重委托您社长操办此事,行吗?”

马达愉快地回答说:“承蒙先生的信赖,我将同您一样为了振兴中华而竭尽心力,设法创办出版社,绍介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不辜负蔡先生的期望。”

蔡先生问:“我的愿望能实现吗?有困难吗?”

马达充满信心地向蔡先生表示说:“万事开头难,困难是有的,但我会千方百计去克服。我回上海后马上会向汪道涵市长报告。前来东京前,我向汪市长报告了您的意愿,他很支持,要我代他向您致谢。我想,有市长的支持,困难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您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蔡先生惊讶地问:“汪市长也知道我的愿望了!”

马达坦诚相告:“刘先生知道您的愿望后,当夜9点就打电话告诉我,9点半我向汪市长便报告,汪市长说:‘这个建议很好,要尽快落实。’所以,我马不停蹄赶来东京与您会面。”

刘先生在旁插了一句:“马达马达,飞转的马达,他名如其人,办事快捷神速。”

蔡先生赞叹:“早有耳闻,亲眼所见,果然如此。”

这顿晚餐进行时间比平常要长,因为双方有说不完的话。交谈过程中,刘延州始终在旁,不时记下蔡先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快就概括出了委托书和双方的协议书的若干条款。当场念给蔡先生听,蔡频频点头。蔡先生让马达将自己的口述条文带回上海再条理化。

马达回上海后,刘先生不断通报信息,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刘先生说,当蔡先生决定捐房捐款后,遭到某些人的反对,说什么办出版社是政府行为,要你华侨瞎起劲。又说什么蔡先生钱款捐出去了,出版社不一定能办起来,因为出版社是国家特许的行业,不是你说要办就办,到头来蔡先生的愿望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针对这些非议,刘先生一方面做好蔡先生的思想工作,鼓励他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催促上海方面抓紧筹建,尽早成立,以遂意愿。他说,蔡先生身体欠佳,一直住院治疗,担心病危或病故,愿望难以实现。刘先生办事是相当认真的。有封来信可见:

从医院回来,见到你五月十三日信。信中所说,我都明白,从一开始对此事我都有个较全面的认识。目的,我也清楚。(因为你说过,因没有出版社,用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还要给他们回扣)为此,我在蔡贺电中未用“委托”字样。我明确地写明是“翻译丛书”,出版社自然可以出版其他图书。“翻译丛书”可以是五本、六本。是翻译的书,而不用“翻译丛书”的名义出,也自然可以。

 

为出版社事,这几个月,我去医院见蔡先生至少十余次,他的想法我已大体清楚。从好的方面说,他要出书,最基本的是一辈子没文化,吃了不少苦头,他想在死之前办件文化事业。其他什么投资,人人会办,他完全无兴趣。他认为,我们访问外国的人很多,太浪费了,不懂外语还不如在家看点翻译的图书。他希望国内把事办得更好些。

▲刘延州给郭志坤的信(1985年5月13日)

刘先生对蔡先生的性格脾气也摸透了。他认为,在经费上不宜提出过多的要求。当时我们有“多多益善”的意识,认为捐钱越多越好办,申办出版社的成功率越高。当时马达要我以他的名义再给蔡先生写信,言明迟迟没有得到批复的原因在于《文汇报》的印刷条件较差,意在希望蔡先生追加资金投入,于是我遵嘱草拟了一封信。

马达给蔡先生的信,寄刘先生转呈,刘先生反复读了这封信,从字里行间中意识到信中含有要蔡追加捐款以扩建印刷厂的用意。他心怕引起蔡先生的猜疑而变卦,所以一直搁着,没有及时转呈蔡先生。刘先生对捐款一事非常慎重,把握得度。他认为,要蔡先生拿出更多的钱,去扩建一个印刷厂,是有困难的。此前,蔡先生曾对刘先生说过:“你们要搞印刷厂可去找包玉刚,我办不到。”所以,刘先生始终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一切顺其心意。他说,从一开始,蔡先生并未想再从日本往国内捐多少钱,以往捐出不少钱了,再多,他不肯也拿不出了,因为蔡先生身边也没有过多可动用的现金。同时蔡先生有一种成见,即认为国内有些人一直想揩他的油。所以,他对捐款卡得很紧,他同意捐20万元就是捐20万元。这是他仅存于大陆的钱,全数捐出,不想给国内亲属留一分钱,房子也是如此。蔡先生在刘面前说过多次,捐的钱只能供出书,也就是补助一部分稿酬和制作成本,把书价降低一些。

刘先生知道蔡先生的心愿,鼓励他的爱国热情,同时又保护蔡先生的一片爱国心。当初,蔡先生几次提出要把他购得的爱建股票和往后股息全部捐给出版社,合起来也有三四十万,这是一笔巨款。捐出来对出版社的兴建当然有极大的作用。可刘先生再三考虑之后,觉得这样做,有所不妥。因为蔡先生是爱建公司的董事,倘若撤股,会引起公司的不满。再说捐了股票,从整个国家来说,也只是换换账户而已。刘先生劝他不要捐股票。经刘劝说后,蔡先生更加感到刘先生以及出版社的同事并不是在“揩油”,而是为了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意愿。

刘先生为了文汇出版社的创办可谓煞费苦心,他千方百计、费尽心血地谋划,对蔡先生的心愿明白了当,对其性格亦了如指掌。蔡世金先生对刘先生也信赖无猜,蔡的许多信函都是由刘先生依他口述整理而成的。刘先生既要为蔡代笔书写信函,又要给《文汇报》写信通报,仅3个月时间里写给我的信函就有20余封。我们也不断将筹备出版社的情况向刘先生通报,并向蔡先生转达。在那紧锣密鼓的筹备阶段,蔡刘之间几乎隔天通电话,3个月时间里,刘先生去医院探视蔡先生不少于10次。从中不断通报出版社的筹备情况,并消除各种疑虑,以落实各项捐赠许诺。刘延州先生对创办文汇出版社的功劳有必要记上这一笔。

▲刘延州给郭志坤的信(1985年10月18日)

 

领导班子的确定及十大出版“方略”

当时鉴于出版尚在初创阶段,不宜一下子把摊子拉得太大,先采用特约编辑的办法来解决编辑力量:向社外特约和向社内特约。凡社内特约的编辑必须经报社总编辑批准,并使用业余时间。社内特约和社外特约编辑一样按国家出版局稿费规定支付编辑费,不打折扣。

出版社成立后,社长总编由马达兼任,建立社务会制。出版社的行政级别相当于《文汇报》各部主任级别,享受处级待遇。社务日常工作由郭志坤负责,重大事项召开社务会讨论决定,具体分工如下:

陈根宝同志协调编辑、出版和发行等方面工作。郭志坤同志负责编审工作。苏定福同志负责排印出版工作。戚家柱同志负责发行工作。沈国祥同志负责编务兼审读。朱志鹏同志负责出版社办公室工作,把稿酬、样书分发、档案文书等各项工作管起来。

马达主持第一次的社务会,他在会上说,若要动用《文汇报》的力量支持,由陈根宝同志负责协调,但陈根宝不具体参与文汇出版社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由郭志坤负责,相当于“副总编辑”,对外可以这样宣布,目前作为“编辑部主任”。对此任命,我没有过多的考虑,无论“副总编辑”或是“编辑部主任”,名誉不一,实质工作是同样的。凡是出版局或宣传部召开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都由我代表马达参加。若要填报职务,我就填“副总编辑”。

在实际工作中,我代表马达履行总编、社长的职责。近一年来,文汇出版社出书10册,共发行116.1万册,获利15万元。5月6日举行了第十次出版社社务会。我就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10条措施,经马达审阅时认为这是初创时的真知灼见,心得来之不易,凝成工作经验可照此实施一段时间,他赞此“十大措施”为“十大方略”,显然是鼓励之言。

(一)多渠道发行。出版工作以发行为王。出版的图书除新华书店发行外,要进一步搞好自行办理邮购、集体、个体户批发、组织供应等多渠道发行,使出版的各种图书得到畅销。

(二)文汇印刷厂承担排印。这是国家出版局的批文里明确的。考虑到目前文汇印刷厂任务较紧,为了争取出版时间,可送一部分到协作单位(印刷厂)去排印。为了保证出书质量和时间,本社印刷厂应有两人专门负责排、拼出版社的书稿。1986年2月以前解决老五宋排印问题,文汇报印刷厂对文汇出版社的书稿实行承包制。

(三)“翻译丛书”以编译为主。以专题编译有3个好处:第一,可以挤去原著的水份,吸取其精华,使信息容量增大。第二,避免与兄弟出版社图书重复,从而减去一道手续。第三,可满足多层次读者的需要,不仅适合于中低层读者,对高层读者也起着“索引”作用。

(四)出版系列工具书。近年来工具书一直热销,且为各类书中最具生命力图书。本社将在近两年内出版若干本工具书:《幼儿教育手册》《中小学生科技实验手册》《老年人生活实用大全》《现代厂长经理经营大全》等,以上按年龄段,按专题编写的工具书,如销售情况好,将出版多方面系列工具书。

(五)以“丛书”形式集中推出,给读者以深刻的烙印。过去的一年所出版的图书显得零星、孤独,没有形成特色。以“丛书”形式一次推出,影响较大。经多方面征求意见后,先确定第一套《开开眼界》丛书。此丛书既可出翻译书,也可出非翻译书。它要求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俱佳。

(六)加强编辑出版前的论证工作。每出一本书要从书稿质量、读者面、本社排印条件以及成本核算等,多方权衡、会商,防止盲目发稿。同时,要尽量缩短出版周期,此为争取好稿的关键。书稿移交、往来实行签收制,并认真填写进度表。

(七)加强同驻外记者的联系。4月初对驻外记者发了5封信,希望驻外记者推荐所在国家最畅销的图书,现已收到本报驻日本、美国和墨西哥记者来信,推荐了7本书。经讨论拟采用两本:《配色事典》(日本)、《奥斯卡内幕》(美国)。有驻外记者提供信息,系文汇出版社的优势之一,应进一步发挥这种优势。

(八)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目前销售量最大的仍为面向中小学生的教学参考书。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出版局联合发文,规定出版社不得擅自编写、出版、销售学生复习资料。此类图书须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上月已同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获得两三本畅销书选题,应尽快落实,争取明年上半年出版。

(九)要有自己的基本编辑队伍。目前出版社工作已全面开张。1986年出版20本,1987年出版30本,编辑任务甚为繁重。原来的特约编辑的审稿和编辑时间同本社的出版时间要求不合拍,报社领导决定加强编辑力量。为了调动《文汇报》编辑、记者的积极性,应订出合理的奖励制度。

(十)周年纪念宜简约。1986年5月15日是文汇出版社建社一周年,为了扩大文汇出版社的影响,将举行两项活动:一、在报社会议室召开以作者、编者和出版发行各四五十人参加的两个茶话会,并送一部分出版社书籍;二、举行一场电影招待会。

▲文汇出版社第十次社务会纪要通报(1986年5月7日)

这10条,马达建议在《文汇报》内部参考摘要刊发,也作为往后若干年内的工作思路。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