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05月27日发布
73年前的今天，上海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版界的许多进步力量即已从大后方回迁上海。当解放军一路南下，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在黎明前的上海，出版界亦在高压局势之下为新中国文化建设做种种准备：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为解放后的接管详细调查国民党政府官办书店、印刷厂；三联书店、新民主出版社和群益出版社秘密印刷出版毛泽东著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林出版社编审欧阳文彬曾为我馆馆刊撰文《上海解放前后我参加的出版活动》，讲述其黎明前后亲历的开明书店、上海译协、妇女书刊出版活动。在此分享此文，纪念出版界重焕新生、朝气勃勃的一段岁月。
上海解放前夕，出版界在地下党的领导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上海解放后立即出版了大量符合时代需要的书刊。当时我参加的一些出版活动，至今记忆犹新。
面向大众的“我们的书”
我于1945年在重庆参加开明书店工作。抗战胜利回到上海，先后做校对、图书推广、《中学生》杂志编辑工作。当时开明书店的同人大部分住在虹口永丰坊后面的开明新村内，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得十分融洽。
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渡江战役打响之后，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负责开明书店编辑部工作的叶圣陶先生及全体开明人为之感到格外兴奋。1949年初，叶老应党中央的邀请，与一批民主人士一起，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转往新解放的北京。叶老为了表达对新时代到来的喜悦之情，在北京编辑了一份《进步青年》杂志。在上海的开明书店同人为迎接解放，策划了一套丛书，名为“我们的书”。在后记中明确了开明书店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亲爱的读者们：为了迎接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贡献了这部‘我们的书’，我们希望这几百种小册子，能够在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上，尽一点小小的力量。‘我们的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艺故事三大类，我们希望它多少能对您有点用处，能帮助您认识宇宙、世界、历史、社会，或者认识新时代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丛书主要由开明书店同人执笔，也约请了开明的一些作者参加，以向新解放区的人民介绍各种新的知识。在语言学家吕淑湘、资深编辑周振甫带领下，青年同人踊跃参加。吕淑湘写了一本《中国字》，向广大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字的沿革和基本知识。周振甫写了《横渡长江》，讴歌了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伟绩。开明青年编辑王亚男写了一本《白毛女的故事》，王洁撰写了《怒吼吧中国》。我也写出了我的第一本书《斯大林》。从斯大林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真实的友谊”。这本人物传记，现在已很少有人记得了。当年为了写成这册文字不多的传记，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又得到开明前辈与同人的帮助，凭着一股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一份力量的热情，我认真、勤奋地投入了写作，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写成了《斯大林》一书。丛书面向大众，力求做到通俗、易懂，用四号字排版，小三十六开本，薄薄的每册不超过三万字。丛书从建国初的1950年开始陆续出版，至开明书店迁京、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为止，共出版27种，为读者及时送去了新中国的精神食粮。
▲《斯大林》书影
上海译协与《翻译》月刊
上海刚解放时，我还在开明书店工作。当时党员的身份公开后，我编入市中区委领导的党支部，与翻译家董秋斯一起过组织生活。他与我谈一些翻译出版方面的想法。他翻译的《士敏土》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向我谈起，解放前夕，地下党文委想改变上海翻译界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现状，要将翻译工作者组织起来，有目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把这一任务布置给他。在董秋斯的奔走联络下，已经邀集到巴金、姜椿芳、冯雪锋、冯宾符、林淡秋、胡仲持、吕叔湘、罗稷南、草婴等四十多位翻译家作为发起人，开展翻译工作者协会的筹备工作。6月19日，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召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董秋斯被选为译协主席，我担任秘书长。在会员队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光是审查会员资格这一项工作就够董秋斯忙乎的。因为搞翻译的人大多是单干户，没有组织和单位挂靠，审批入会时就很难了解到实际情况。有时因一个会员历史问题不能了解清楚，审批就会犯难。而董秋斯在最后拍板时说：译协是群众团体，是翻译工作者自己的组织要求参加的人多是好事，译协不能把入会的标准定得太高。他还说：历史只能说明过去，人家现在主动靠拢我们，我们就应该欢迎，至于业务水平，是可以提高的，译协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会员提高业务水平。到1950年，译协已经拥有会员150多名，通过会员之间互相辗转介绍，队伍就像滚雪球似地迅速扩大。协会还吸纳了不少外地翻译界名家参加，北京、南京、广州等地都有，实际上会员的范围已扩大到全国，成为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翻译协会。但是，译协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也没有专职工作人员。译协的联络处暂时设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开明书店编辑部，一切信件均由我负责收转。
▲董秋斯
此外，董秋斯早就开始筹备的《翻译》月刊，也在上海刚解放两个月时问世。编辑部也没有地方办公，社址只能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世界知识》社内。这样，董秋斯就得在译协和《翻译》月刊这两个地方来回转。作为主编，他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我当时虽然担任译协的秘书长，但也只是业余兼职,《翻译》月刊没有专职编辑，我的本职工作仍在开明书店。那段日子里，董秋斯因子女多，家境较贫困，有时几分钱的电车费也要省下来，步行上班。他住在虹口，距离我工作地点的开明新村不远，我们俩就常常步行，一起沿四川路向南过桥，去《世界知识》社处理《翻译》月刊的来信及编辑发稿事宜。因为他生过肺病，肺叶已切除了一部分，所以记得每次他爬四川路桥，累得气喘吁吁，非停下来歇一下不可。有时为了争取时间，他叫我先走，董秋斯他慢慢赶上来。在编辑过程中，他对每一件来稿来信，都要亲自过目，凡决定采用的稿件都要先找来原文，核稿校订后才编发，待校样排出来后，更是非亲自校阅不可。
▲《翻译》月刊
记忆中,《翻译》月刊是在1949年7月创刊的。我先后在《翻译》月刊刊出四篇译文，如翻译波兰作家索非亚·娜尔珂斯卡的《管墓人》，日本作家德永直的《马》等。1950年底，董秋斯调往北京出版总署编译局，主编《翻译通报》,《翻译》月刊也迁往北京，约出至四卷六期后停刊。董秋斯调京后，上海译协主席先后由姜椿芳与刘思慕继任。译协一度编入文联，驻会干事为沈肇基。后因翻译工作者的范围较广，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又从文联划出。以后就渐渐自然解散了。这样，上海解放后第一个翻译工作者协会及第一种翻译刊物就此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份妇女杂志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彭慧了，更不知道她还主编过上海解放后第一本妇女刊物《新民主妇女》。
▲彭慧
随着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在桂林对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日趋加剧，穆木天与彭慧夫妇也收到特务的恐吓信，全家不得不在1947年离开桂林到上海，靠翻译勉强维持生活，穆木天还在同济大学兼点课增加生活来源。
我认识彭慧十分偶然。1947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业余青年文学讲习班，这其实是上海地下党以教会为掩护，联系青年群众的一种方式。我看到招生启事中列出的教师都是进步作家，就慕名前去参加。这个讲习班是短期的，有好多位老师轮流为我们讲课，彭慧是其中之一，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那时候，我还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又因为热爱苏俄文学，一心想学翻译。彭慧是位作家，还从事翻译和理论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在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她出现在讲坛上时，给我的第一印象却出乎我的意料。齐耳的短发，阴丹士林旗袍，加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就像大学生似的平易近人。因我祖籍湖南，她那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当然，更吸引我的还是她讲课的神态，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娓娓道来，仿佛是和你促膝谈心。听她的课，真是一种享受。可惜讲习班不久就结束了，我本以为没有机会再聆听她的教诲，想不到她会主动上门找我。
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宿舍里整理笔记，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唤我的名字，那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仿佛是彭慧老师在课堂上点名叫我的声音。我还以为是耳朵的幻觉，直到邻居过来招呼，果然见到彭慧在院子里唤我，我不觉愣住了，她怎么知道我的地址呢？她笑道:“你在开明书店工作，又是从重庆来的，当然住在开明新村啦！”
彭慧告诉我，她和几个女友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自然求之不得。她说读书会每月座谈一次，下一次是这个星期天下午，在圆明园路女青年会宋元的办公室碰头，讨论屠格涅夫的作品，叫我直接去找宋元。我如约前往，从此成为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这个读书会的五名女性成员，年纪都比我大，工作经验、社会阅历比我丰富。例如宋元，笔名紫墟，30年代就开始发表诗作，并出过诗集。季洪、左诵芬、陶蕙英更是思想比较成熟、能力相当强的大姐。读书会上的主心骨自然就是彭慧，她身上仿佛有一团火，在她面前，你会感到温暖和亲切。
彭慧一贯重视妇女工作。她在笔耕之余，积极组织妇女活动，和曹孟君等一起，在各种场合向广大妇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在妇女杂志上写文章，引导妇女走向进步，争取民主，追求真理，投入力所能及的工作。
1949年春，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全国解放指日可待。4月初的一天，读书会用游览黄浦江的形式在船上进行活动，大家情绪高昂，预感到多年的愿望即将实现。彭慧让大家谈谈对将来工作的展望。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能在文化岗位上贡献力量。彭慧建议，办一个专门出版妇女书刊的出版社，以实际行动迎接上海解放。眼看解放军渡江的日子已经临近，大家说干就干，一致决定以个人入股集资的形式组建一个妇女出版合作社，我们六个人成了第一批股东，当场掏钱认股。有的出一万元（相当于她们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有的出两万元，凑拢起来交给季洪，让她先买一批纸张存放。因为当时反动统治即将崩溃，纸张特别便宜。经过大家努力，出版合作社认股的队伍迅速扩大，所需资金也有了保证。到了5月，解放上海的战斗已经打响。在读书会上，大家决定给出版社命名为“新民主妇女出版合作社”，并出版刊物《新民主妇女》。读书会的六名成员自动组成编辑部，开始了杂志的筹备和约稿工作。我特别记得彭慧对我的关心与鼓励。她在读书会上听我汇报了读书体会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不能光吃进去而不吐出来呀！”接着就在制订杂志选题计划时给我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让我写一篇解放三日记，她说到时候一定要认真观察周围的变化，捕捉动人的细节，才能写出真情实感。二是写一篇推荐解放区文艺作品的评论，向读者介绍这种新型的文艺。我后来写出了《虹口三日记》和解放区作品《夏红秋》一书的读后感，刊登在《新民主妇女》杂志上。当然这是我学步的初作，但彭慧对我的督促和鞭策是我终生难忘的。
▲“新民主妇女出版合作社”的六位同仁，彭慧（左一）欧阳文彬（右二)，摄于1949年
很快，上海解放了。彭慧和季洪一起为《新民主妇女》杂志办理登记，领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的“报纸杂志通讯社期字第十三号临时登记证”。6月20日，上海解放还不到一个月，《新民主妇女》正式创刊问世，编辑部六名成员为了写稿编刊，不但不领取任何报酬，写稿也没有稿费，还要自己贴上车钱、饭钱和宝贵的时间。大家干得十分有劲。彭慧作为实际上的主编，花费的心血更多，就连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也抽空写稿子寄回上海，如《记全国文代会几位出色的女性》，写了丁玲、陈学昭等。那种忘我的工作热情，亲密的同志友情，至今使我怀念不已。
▲《新民主妇女》创刊号
《新民主妇女》到8月份出至第三期后，彭慧突然向我们传达组织上的意见：为了加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好妇女杂志，已有的妇女刊物一律并入由上海市妇联筹办的妇女杂志，《新民主妇女》第三期出刊后不再继续出版。就这样，由彭慧主持创办的第一家妇女专业出版社和《新民主妇女》杂志，以它短暂的生命，为新上海的妇女读者作出了一份贡献。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0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