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06月17日发布
一份留存至今的近代报刊和许多其他文物一样，某种程度上以其物质性成为一段历史跨越时空的见证。它最早便作为密集信息的载体诞生，汇集自天南海北、街头巷尾的新闻杂笔如同查探当时社会生活的索引，成为历史学家透过迷雾认识曾经人、事、物的提示。
近年来，近代报刊数字化工程进展殊大，许多“不解之谜”在学者对浩如烟海的近代报刊文章的不懈诠索下找到答案。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祝淳翔从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提及的袁世凯称帝前后“假《时报》事”着眼，以一篇500字杂记为关键线索，向同时代人笔下寻访该杂记作者“虎厂”的身份与经历。从传闻到报纸一角再到各类时人笔记，刊登于我馆馆刊2021年第2期的这篇文章用精彩手法揭晓了“虎厂”隐藏在二字斋名后的人生，在此分享此文，共同领略近现代报刊研究的魅力一角。
近代新闻史上有一则传闻，流传甚广，脍炙人口，大致是说袁世凯称帝前后，有人制造虚假新闻欺瞒袁氏，以售其奸，史称“只供一人阅读的报纸”。时至今日，这一传说已衍生出各色版本，其中学界较为认同的，源自192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戈公振新闻史名著《中国报学史》；也有人援引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戈氏长文《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实则同样节录自前述戈著。
戈公振在序言中提及此书缘起，称1925年夏国民大学成立，请他去讲“中国报学史”，他认为报学（journalism）在欧美都算是新颖学科，在中国更是“无成书可考”，没办法，只得“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
假报事件便是一则掌故，见于书中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之第一节“两度帝制之倏现”，提及改元洪宪后，上海各报如何应付，并引“近人虎厂杂记”言及假《时报》事，作者就此评论说：“可见当时除压制真正民意而外，尚有假造民意之活剧。”
“虎厂杂记”究竟为何种资料，令人倍感好奇，或许出自某张报纸某人的专栏，然而民初报纸浩如烟海，且旋起旋灭，能否留存至今都是个问题。即便近年来，近代报刊已被大量数字化，的确嘉惠学林，惜索引未能同步跟上，亦造成问题。这两大原因，便导致这一谜题历经多年，依然无解。
说来也巧，最近因为研究有着“东方卓别林”之称的徐卓呆，寓目一篇小报文章，即王寿富《东方笑匠徐卓呆》（刊《社会日报》1930年11月13日），谈及“从前小申报上，最多厂字派的同文，什么龙厂、虎厂、人厂，他（指徐卓呆）也瞎轧闹热，署了一个‘狗厂’”（这里的“厂”是旧时文人斋名，是庵、菴、盦的简笔异体字——引者注），令笔者茅塞顿开：《小申报》是席子佩创办的《新申报》副刊，遂利用抗战文献平台，逐日浏览，很快就在1922年12月14日该报找到了那篇《虎厂杂记》，内容与戈公振所引大体一致，唯个别字眼略有差异，今录文如下：
▲《虎厂杂记》（《新申报·小申报》1922年12月14日）
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惟《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亦不重视之。惟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亚细亚日报》——引者注）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及民四冬月，项城有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曩时部中即通令各省一律遵用。上海各报以格于禁令，勉强奉行，乃以近于滑稽之手段，改民国几年为西历纪元几年，更于西历下，别刊“洪宪元年”四小字，字绝纤细，读者苟不察，几不能见，其用心良苦矣。盖若不刊“洪宪元年”，销场只及上海一隅之地，不能普及全国，而邮局亦未能为之代递也。项城在京中所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入，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竟大震怒，立传乃宽至，严词诘之；乃宽竟瞠目结舌，觳觫而不能对。
文中民国“几”年被手民误植为民国“元”年，诚不可恕，因洪宪元年相当于民国五年，报上的纪元不必回溯至民国元年。
然则虎厂又是何许人呢？亦值得探究。今查及杭州已故集邮家钟韵玉（1907—1996）的短文《〈新申报〉副刊别署热闹》（收于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初编》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卷三），中略云：“上海永安公司天韵楼游艺场日刊主编王瀛洲于1926年邀余作助编，其时江红蕉在《新申报》编副刊，文友毕倚虹、赵苕狂、张四维、徐卓呆、姚苏凤、徐虎侯、庞京周、张士杰等时在天韵楼日刊编辑室茶叙，庞、徐两人兴之所至，随意写作小品投《新申报》，庞署名龙厂，徐称虎厂。”按天韵楼日刊即《天韵报》，创刊于1922年4月15日，报名多变。看来年深日久，钟氏关于时间的记忆略有偏差。又及，钟韵玉还在《杭州历史丛编·文化艺术卷》之《杭州早期文艺报刊》中提及“徐虎侯”：“‘卢齐战争’后，在上海汉口路145号出版《绿痕》旬刊，由张士杰助编，4开一张，内容为散文、杂作、掌故、漫谈，由胡同光插画。执笔者有张四维、钱化佛、王瀛洲、丁福保、胡悲天、郑正秋、庞京周、徐虎侯、魏墨怜等，共出版12期。”然而当调阅《绿痕》逐页翻找，未能找到“虎厂”署名，类似的只有“伏虎将军”，也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在20世纪20年代《申报》外埠新闻上，多次见到宁波警察厅长徐虎侯，此名字却从未出现在文人聚会的场合中。不禁令我怀疑钟先生的记忆也许又一次发生了淆乱。有趣的是，1925年第4卷第12期刊有范烟桥的一篇长文《徐卓呆的滑稽史》，回忆徐氏在《小申报》上署名的滑稽史时，他写道：“当庞京周闹着龙厂，徐☐☐闹着虎厂的时候，卓呆就夹蚌炒螺蛳似地闹着狗厂……”看来虎厂确实姓徐，唯名字未必是虎侯。
▲《新申报·小申报》于1922年11月1日刊载的《虎盦杂记》
▲《新申报·小申报》于1922年12月15日刊载的《虎厂杂记》
只得继续翻报，发现1922年10月28日《虎盦杂记》在报上首度面世时，编者“小记者”（即严谔声）撰有推荐语：“今天所刊的虎盦杂记，是记的梁鸿志和杨度的轶事，我们从没听见过，请读者注意。”因事涉狎亵，不值一提。几天后的10月31日，“小记者”再度预告：“虎盦杂记，又寄来两则，都是讲的洪宪故事，很为确实，明天可以登出。”果然，次日的《虎盦杂记》谈及袁世凯与德皇威廉交谊甚笃，欧战剧烈时，恰逢“项城称帝时代，各省联翩独立，遣将发兵，举国鼎沸”，威廉修书一封寄给袁氏，说“西欧战事，旦夕得手，贵国亦在多事之秋，道阻且长，爱莫能助。东亚事幸公好自为之。欧事一平，必为公尽力。此时东亚各事，公尽可放胆做去，不必迟疑审慎也”。文末并透露了消息来源，“予亲闻阮忠枢姻长所言，阮时为内史监内史长。项城机密文电，皆其襄赞云”。
11月6日的《虎厂杂记》写袁世凯喜爱的子女中，三姑娘“名叔祯，性豪爽，无闺阁气，府中遇有外宾茶会聚餐，项城尝携之出，周旋于尊俎之间，行举中礼，后归皖人杨毓珣，实予作伐也”。吐露了关键的身份信息。
更早之前《新申报》刊有两张袁寒云客串出演的京剧剧照，分别为《黄鹤楼》与《群英会》，合作者中反复出现一个名字“徐南虎”，令我眼前一亮：此人既姓徐，名字中又带个虎字，八成就是虎厂吧。遂获睹杨吉孚（杨云史之子）《南虎轶事》（《上海画报》1926年129期），中谓：
徐君世翔，字慕邢，别署南虎，余表兄也。翩翩年少，倜傥风流，甫冠即喜冶游，北里中南北名花，鲜有不知南虎者，南虎亦尽识之，盖徜徉于花国者廿年于兹矣。君面如冠玉，态度文雅，有“特别照会”之称，观其玉手纤纤，朱唇皓齿，大类女郎也。
南虎与寒云、倚虹交至笃，北居则与寒云时相过从，南居则与倚虹朝夕聚晤，去岁倚虹组织《上海画报》，南虎亦赞助之一人，其后倚虹约君编纂，久之欲月以二百金为寿，南虎不可，曰：得酬不能自由，顾当尽力分劳也。其磊落如此。
南虎与杨毓珣为异姓昆季，去岁杨来苏，曾一度为杨之秘书长。
直奉既和，君辗转入吴孚威将军幕，是影故服戎装，为最近在汉所摄，此后特别照会，当改为戎马书生矣。
此处再次提及徐氏与“杨毓珣”有旧，正与虎盦自述合榫。本文发表时，附有徐氏戎装照片一张，似又与伏虎将军署名发生了联系。
▲徐慕邢肖像（《律和声》1924年1月1日）
在《新申报·小申报》上，《龙厂谈荟》曾有“吾友虎厂好作打油诗”的话，今确能找到庞京周与徐慕邢的交游记录，如荀慧生《小留香馆日记》：辛未年（1931）三月廿七日星期四记道：“昨前两日庞京周、徐慕邢两次令于莲仙持柬来约吃花酒，均辞谢未往。”
徐慕邢家世煊赫，据称是杨云史内侄，杜月笙便是通过徐氏的牵线搭桥结识了杨云史。今知杨云史有妻徐氏，名檀，字霞客，安徽南陵人，为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徐文达之长女，1903年与杨云史成婚。那么徐慕邢便是徐文达的孙辈。也正是拜这些人脉关系之赐，他不仅能在早年间担任徐世昌总统府秘书（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关于杜月笙》），还在以后与北洋军政要员来往频密。而杨云史的女儿曾嫁与毕倚虹，因此毕徐之间亦是姻亲，南虎便经常无偿替毕氏主持的《上海画报》《晶报》供稿。
徐氏与袁寒云年龄相仿，情同手足，一起吃饭看戏之余，兼有诗词唱酬。后者的《辛丙秘苑·豹龛诗余》里有一首《贺新郎·调慕邢》，即写赠徐氏续弦事：“炎海清凉处。点酥娘、歌传皓齿，诵听灵赋。琢玉人间都羡取,休怨东风似妒。憔悴甚、空量缣素。一瞥惊心舒怨黛，尽无言有梦翻如故。弦可续，意难住。 芳时几逐春来去。看匆匆、明珠乍晦，金丝重度。玉马应随鸳枕系，省识青绳易误。人月静、无尘初步。却愿披云轻拂袖，纵连城不易倾城顾。君莫负，桃花渡。”
徐南虎非但是京剧票友，而且在1923年10月25日与张啸林、杜月笙共同组织律和票房，徐任副社长。此票房成员最多时达千余人，是旧上海票房规模最大的一家。
▲律和票房正副会长合影。左起：徐慕邢、张啸林、杜月笙（《律和声》1924年1月1日）
此外，徐氏还是著名集邮家。1922年11月初的《小申报》上有他征求邮票的启事：“如有前清及袁世凯、孙文、徐世昌像纪念邮票及去年发行之飞艇邮票见让者，当以新出各种书籍为酬，或现金亦可，函寄上海葛罗路十二号交徐慕邢收。”在《余之集邮谭》里，徐慕邢忆及早年集邮史：
余集邮开始远在民国三四年间，时方宦游北平。东安市场鲁人杨瑞年者，以买卖邮花为业，偶过其处，驻足而观，不觉好奇心油然而动。乃选购色泽鲜艳之西邮怀之而归。久之以不谙西文，更不辨国籍，似了无兴趣，遂幡然改变作风，大量购置前清各项分、角、元数等票，不论新旧，广事搜罗，先后购入者约有十余万枚。归而分类编排，盛到匣中，五彩缤纷，朝夕把玩，引为乐事。然所费亦不过数百元而已。朋侪皆讥余以有用之钱掷诸虚地，余亦一笑置之。时国内集邮者如凤毛麟角，寥若星辰，既无研求切磋之友，更少参考指导之书，故进步綦难，彷徨不知所措。有时遽尔灰心，即束诸高阁，不知所购之票，其中搀杂变体等票甚多，若各种中华民国倒印或无边漏齿及一分之壬字头者。嗣后略窥门径，始仔细逐一检点，皆成现时不可多得之品，而红印花各项加盖票，亦复应有尽有。……迨民国九十年间，袁寒云兄南下来沪，闲居无俚，喜集各项金银货币，久而生厌，继复开始集邮，异军突起，风气一开，更不吝巨资，搜求各票。余勉随骥尾，起而附和。一时市上较为名贵之票，价格骤涨，回溯寒云提倡之功，殊不可没。
又见陈志川在其主办的邮刊《国粹邮刊》之《海上邮人小志》专栏如此介绍他：“徐君慕邢，安徽南陵人，年五十有三，昔年曾宦居故都，与已故名邮家袁寒云君为莫逆交，与周今觉君亦为戚谊。集邮开始远在民国三、四年间，中途停滞者凡数次。迨八一三后，从新振刷，罗致珍罕之品无数。所藏大致完全外，更有副集新票一部。而红印花之收藏尤为君所深爱收集，方连、全格，复品甚丰。君秉性豪爽，有当其意者，皆不惜高价收买。”并且因收集红印花小一元新票，“不愧为战后国内唯一进步之大邮家”。（刊《国粹邮刊》第六期，1942年8月15日出版）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2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