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2年06月26日发布
▲吉少甫在群益出版社旧址
吉少甫（1919.6.26—2008.10.10）是1939年考入生活书店的“老三联”人，先后曾在生活书店、桂林文化供应社、新知书店、南洋图书公司工作，1945年5月奉命到重庆群益岀版社主持业务工作，抗战胜利后东归负责组建上海群益岀版社。1949年，他在上海参加接管国民党文化出版单位的工作，于上海解放当天“在枪声中骑车穿过四川北路桥”去邮政总局取回寄存纸型，用于赶印发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经理部、出版部主任，上海教育图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朵云轩经理，上海市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副局长、顾问，上海三联书店名誉总经理和顾问等。
吉老一直热心于出版史整理和出版文化建设，他是建立新闻出版博物馆的倡导者之一，曾写作多篇关于三联书店、群益出版社等的史料文章，主编《中国出版简史》《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等，著有《书林初探》等。
今天是吉老的103岁诞辰，在即将迎来生活书店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从其子女为我馆馆刊撰写的纪念文章《爸爸在人生谢幕前》中摘编“难以割舍的三联情”“病榻上写完的两篇史料”两节分享，纪念出版人吉少甫，纪念一片赤心的“老三联”人。
难以割舍的三联情
爸爸住院期间，三联的老友们给予他许多关怀慰藉。三联联谊会有三批在沪和来沪的中老年同志探望过他，其中有几位青年时代就和爸在书店共过事。他们带来了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地三联友人的衷心问候和热情鼓励。他们说：“看看老吉，气色还不错嘛，一起合几张影吧！”爸很开心，微笑着任大家安排位置。在他积存的照片中，与三联友人的合影占了好大一部分，每次走访、聚会、开会都喜欢拍照。这些照片，被他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只是照片中的友人，头发白的一年比一年多，露面的一年比一年少了。但他们谈起书业时的神态，依旧热切而关注。这就是老三联人不变的情怀。
▲1939年秋吉少甫（后排右二）与贵阳生活书店同仁合影
爸19岁考入贵阳生活书店当练习生，与书整整相伴了一生。在他70年的书业生涯中，韬奋精神一直是他和他的同辈友人的精神支柱。在医院中，北京的曹健飞叔叔每隔三五天就打来一次电话，范用叔叔亲自写封套寄来《生活周刊》，上海的岳中俊叔叔坐着轮椅来床边叙旧……爸在透析中常回忆他们青年时代共同度过的那些日子，想起一些有趣的事。爸说，我与你们妈妈结婚后，还要感谢你曹叔叔、范叔叔和丁阿姨帮忙，缓和了我和你们外公的关系呢。原来，爸在铜仁三中组织进步读书会宣传抗日时，被国民党特务盯上，列入逮捕名单。他和妈妈在毕业考试前被迫弃学，逃离学校。我外公虽然是黄埔军校毕业、参加过北伐的军人，却一直主张“教育救国”，要求六个子女都必须接受高等教育。所以，对妈跟着爸弃学非常气愤，甚至要登报断绝父女关系。自然，他老人家是不赞同妈嫁给爸的！爸与妈结婚后，我外公在贵阳鸭江寨的家，成了书业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往来的一个秘密地点。读书出版社桂林店的黄洛峰、范用、丁仙宝，读新书店的曹健飞等，从重庆途经贵阳去桂林时，都曾到过鸭江寨，认识了我外公，并通过外公的关系借了军用车，以做生意为名，运送书刊和纸型到重庆。外公还经常派人为他们代买车票。他见他们都是很有礼貌、很正派的青年文化人，又是妈和爸的同事和朋友，也就以礼相待。他从不打听这些朋友的政治态度和身份，有时兴致来了，就与他们聊买书、读书和卖书的认识和心得。他和曹叔叔聊得很投机，外公详细询问邮购新书的办法后，当即交钱报名，成了曹叔叔常年联系的邮购客户；外婆原本就喜欢文化人，又热情好客，忙着做饭烧菜，用香喷喷的腊肉、熏鱼和豆豉、辣椒招待他们。外公和爸爸的关系，因这些书店朋友的到来得到了改善，外公也因此了解了爸爸的工作及同事，开始对他有了好感。1942年3月，外公曾在鸭江寨帮助爸爸化妆成国民党军官，派副官开车护送到重庆，使爸爸从特务盯梢中脱了险。这一举动可以说明，三联友人坚守文化战线、协力抗日救国的执著和热忱，赢得了外公的理解和支持。每次忆起这段经历，爸爸总是说：“那时我们这群‘三联人’多年轻啊！”
▲1937年吉少甫从上海中学弃学，参加抗日
在病床上，爸爸不止一次谈起他的好友范用，说“他是我们这帮老出版中的小弟弟，年青时候很活跃，会唱歌，能演戏，还写诗呢。”他的儿子范里与吉重安是同年同月同地生的，出生不久，就赶上书店从桂林撤退，中转到贵阳。两家人抱着这对难兄难弟，历尽了千辛万苦。当时书店经济上极端困难，为了维持书店同事的基本生活，大家只好在街上摆小摊，变卖自己的衣服和杂物。开始，爸爸和范叔叔都不好意思开口叫卖，后来饿得什么都顾不上了。爸爸卖掉一条质地较好的裤子，大家才吃上一顿鸭腿面。爸说：“别看你范叔叔现在称得上是位‘美食家’，但一谈起那顿鸭腿面，至今还觉得香得不得了呢！”在透析治疗的沉闷单调之中，往事点点滴滴滋润着爸爸孤寂的心……
爸爸对出版前辈胡愈之、徐伯昕、黄洛峰、徐雪寒、华应申等人非常敬重，念念不忘他们在思想观念、出版业务上给予他的关心和指导。特别是徐雪寒带他面见邹韬奋并受到鼓励，更是铭刻在心。有天，爸意外发现对面病室的病友是卜三老先生，一下子兴奋起来。上海解放后卜三在财经工作中与徐雪寒共过事。1985年，他们与同是新知书店创办人的薛暮桥、骆耕漠等共同创办了《中国合作经济报》，卜三任总编辑。当时，由爸爸牵头，正和几位在沪“老三联”筹办上海三联书店。徐雪寒十分关心，对卜三说：“你回上海一定要找到吉少甫，问问他选址定了没有？遇到什么难处吗？”卜三回沪后把徐伯伯的话亲自带给了爸爸。在医院的重逢，使两位病友立即成了挚友。两位老人都有一批共同的三联挚友，都爱读书，都爱动笔。他俩互赠自己写作和编印的作品，回顾他们共同经历过的时代。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直到护工和护士劝阻才肯休息。卜三伯伯拿来一本《陆军监狱》说：“其中有徐雪寒在大革命失败后关入杭州陆军监狱的有关内容。”爸仔细读完全书后，将涉及徐雪寒的每一页都夹上白纸条，让我们摘录打印出来，特别叮嘱不要忘记录下当时囚徒们最爱看的图书书目。那份书目分为“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文学艺术”三大类，在当时环境下确属庞大。为了写作回忆文章，卜三伯伯向爸爸讨要一本《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爸说他的那本旧了，已画了许多圈圈杠杠，要我们向其他三联友人求援。岳中俊伯伯立即让女儿送来一本崭新的。爸郑重地写上赠言，叫护工找来干净的报纸和塑料绳，有棱有角、方方正正地将书包扎好——那是他70年前在生活书店当练习生时练的“基本功”，至今也没有生疏。卜三伯伯在出院前收到的这本书，是爸为友人包扎的最后一本赠书。
▲与三联友人的最后一张合影（2007年12月）
病榻上写完两篇史料
爸爸自2007年10月住院治疗之后，整理出版史料的使命感、责任感一如既往，甚至较前更为专一。一旦他想起一段史实就说：“再不记下来就带走了，没有明白人了……”每次收到史料研究单位寄来的询问史实、索要资料的信件，他都要反复阅读，开出清单，吩咐我们查找有关资料，然后俯在病床旁的小桌上抄抄写写好多天。待他认为自己想好了，就用捏不住笔的手颤抖地列好提纲，向女儿口述内容。父女俩一边工作，一边讨论，有时还因选择史料的确切性、甚至一个词的用法，争论几句。如果女儿说的有道理，他就不再坚持，但不搞完绝不休息。每次做下来，爸爸总要疲惫地闭上眼睛，他的固执常使儿女又生气，又无奈。
▲在病榻上仍读书不倦的吉少甫（2007年10月）
有一篇史料，是爸爸作为在世的最后一个见证人留下的。1945年5月，爸爸奉党组织之命，去群益出版社主持业务工作，协助郭沫若出版其著作。当时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很看重郭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手”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自1942年创建“群益”时，就特派阳翰笙和冯乃超关照此事，包括为“群益”集资。1938年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文化出版中心，书店和出版社猛增了近百家，其中大多数是独立的以出版新书为主的民营中小出版企业。他们大都无所凭借，自筹资金，常常因借不到低息贷款，买不到平价纸，付不起印刷费，寄不出印刷品而陷入经济困境。群益出版社就是这类被称作“新出版业”中的一家。为了解决“群益”的资金困难，1945年7月，由阳翰笙、冯乃超出面，促成了群益股份公司，郭沫若任董事长，阳翰笙为招股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先后三次招股，其中有一部分是以阳翰笙、冯乃超个人名义加入，另将“党资”（党的经费）用几个化名投了进去，体现了中共对出版郭沫若著作的支持。
▲群益出版社社标（梁琛设计）
1953年，“群益”并入新文艺出版社时，当时群益的社务和财务负责人吉少甫、屈楚、宋心屏等提交了一份“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清单”，其中分别详列了两页股东投资的情况，但没有注明哪几笔属于“党资”，也就无法知道所占的比例。关于这件事，爸爸在他主编的《郭沫若与群益出版社》（上海百家出版社2005年8月版，“出版博物馆文库”系列）一书中只是一笔带过。2007年10月22日，晓蓉遵嘱专程去京，将11件文物捐赠给郭沫若纪念馆，其中就有那份由宋心屏保存下来的“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清单”的复写件（注：用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打出的多张清单，除第一张为原件外，其它为复写件）。郭沫若纪念馆的馆长、郭老的女儿郭平英当场表示，他们的馆藏中从来没有这类藏品，研究会也从未对这类课题进行过研究。2007年11月29日，郭平英发来“群益出版社股东清单分析”的邮件，请爸爸核对修正，并提出一些盼解的疑问。可是，具体经办此事的宋心屏和屈楚均已去世多年，时隔半个世纪以上，爸爸只能根据自己的记忆和有关资料，对那份清单上的人员情况略加分析和说明。在他列好提纲向晓蓉口述时，记忆的闸门一点一点地打开了，以致后来竟想起了不少细节和情节，如在香港面见主要投资人之一、南洋华侨李君侠的情景，“群益”某大股东的经办人谢思洁的相貌、身世等。最后爸说明，“群益”的股份中确有部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郭沫若特别投入的“党资”，但还有另外五部分，即（1）爱国民族资本家的投资；（2）郭沫若家庭及其亲属们的投资；（3）郭沫若及部分作者、译者的应付、未付版税；（4）“群益”几个主要骨干的干股；（5）文化、金融等社会各界人士的投资。爸对每一种都尽其所能地举例作了较具体的说明。这份资料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提供了例证，为抗战文化史和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2月13日，郭平英将电话打到医院，三次向爸爸致谢，她对晓蓉说，这份资料非常珍贵，非常难得……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把清单讲得这么明白了。事后爸朝我们笑笑说：“我这‘半残废’还有点用呢。”
▲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清单（局部）
2008年5月初，首都师大的闻立树教授寄给爸爸一封信，为他主持的一项全国社科基金科研课题《毛泽东著作版本与传播研究》询问相关史料。爸爸在以往发表的文章中，曾提及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赶印毛泽东著作7种单行本的情况，并向我们详述过他与唐泽霖叔叔装扮成商人，携带一套纸型，乘香港“霸王号”秘密飞回上海，逃过海关检查的情景；以及他和范用叔叔于上海解放当天，在枪声中骑车穿过四川北路桥，去邮政总局取回另一套寄存纸型的情况。那是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经历，我们听时屏气凝神，惊心动魄。
闻先生这次来信询问的，正是这7种单行本的有关版本情况。爸爸说，闻先生研究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应当全力支持。只是自己没有参与印刷，又没保留当年的样本，所以只能凭记忆作些口述，并请范用修正补充。这次爸在叙述时，显得有些吃力，神态带着物是人非的苍凉，翻阅资料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了。他特别叮嘱我们，不要忘记说明以下事实：在上海解放时，这批单行本上市虽然热销、盛况空前，但不久，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的胡绳同志就打来电话，说这批香港带来的纸型错字太多，应停止发行。后来据了解，香港新民主出版社（注：从1946年初到1949年夏，新民主出版社总编辑廖沫沙策划了一系列毛泽东著作的出版，有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19篇重要著作，用统一的开本格式，形成一套用单行本组成的《毛泽东选集》）的这几种纸型，与延安的正式出版物有不少差别，它们来自夏衍主编的香港《华商报》，文章大多依据毛泽东最初的电报记录稿，之后毛泽东又有多次修改。这次出版太仓促，校对又有疏忽之处。虽然上海再版时补印了详细的“勘误表”，但遗憾已难以弥补。爸爸让我们去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一卷，说要给闻先生的课题提供一份参考，那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防止伪造文件致华东局、中原局的信（1949年5月15日）》（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这份文件下发后，毛泽东著作就一律由新华书店统一印刷出版了。爸说，不能误导人家，7种单行本也许只能视作上海解放时第一批政治宣传品。所以，在《上海出版志》和《中国出版史》上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份资料在6月10日定稿寄出前，爸又叮嘱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范用和他儿子的电话，以便闻先生进一步核查。由此可见爸爸做事的严谨。
爸爸一直为他没有完成的一个选题感到不甘和遗憾，那就是他辛劳整理了两年的《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演变和出版》（资料汇编）。题目很大，涉及的内容太广，时间跨度又很宽，实在不是我们父女俩能完成的。虽然，他在教育图片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批老同事给予了他许多支持，还撰写了部分初稿，但爸只来得及编辑出一套四百五十多页的参考资料。他自知力不从心，忍痛于2007年6月将资料全部捐赠给了筹建中的出版博物馆，希望对今后的研究者有所帮助。与此同时，在头脑清醒时，他也没有忘记叮嘱儿女，要给帮他校对过资料的一位退休同志付清校对费，虽然只有区区几十元钱。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