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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1896.7.4—1981.3.27），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中国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子夜》《林家铺子》《夜读偶记》等，曾主编《小说月报》《文艺阵地》《人民文学》等刊物。
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茅盾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孔海珠曾辑录有关这一时期的访谈资料，以《商务印书馆同人谈茅盾——近半个世纪前的访谈》为题刊登于我馆馆刊2009年第1期。在茅盾先生诞辰之日，谨此分享此文。
▲（左）1916年入馆时的茅盾
（右）1926年离馆时的茅盾（图源商务印书馆）
这份近半个世纪前（1961—1962年）的访谈记录，是从《茅盾访问通信录》中辑录而来。原始的访问通信录中，被访者有七十多名，笔者将他们的谈话分为六大类。本文以“商务同人谈茅盾”归类，摘编其中的九名，均为早年与茅盾一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同人，他们是：丁英桂、曹冰岩、周越然、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丁晓先、徐梅坤、胡愈之。我以为，这份资料极有参考价值和史料意义，特成专辑，以供研究参考。
1961年，对于文化人来说无疑是思想宽松而充满希望的一年，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原本紧绷的弦稍稍地松弛了一下，文化单位想做一些文化积累工作。在上海，由上海作家协会资料室牵头，会同大专院校图书馆，选择了一些著名作家为研究课题，从基础工作着手，首先做有关他们的资料索引，在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旧报刊，同时走访了相关知情人，期望得到更多的线索和内容。这些材料再给作家本人过目，请他订正。这样的操作顺序，所花费的时间和人力很多，整理出来的材料基础扎实，资料价值高，真实性强。但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宽松局面很快变得难以维持了。
尽管如此，在1961年至1962年间，这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笔者还不太清楚当时组织了多少人参加，课题规模有多大，涉及研究对象的面有多广。然而，有关茅盾研究，据我所知，由华东师范大学的翟同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魏绍昌和上海师范学院的徐恭时等同志，组织了一个“茅盾资料编辑小组”，他们查阅了一些报刊和有关资料，同时也访问了茅盾的一些亲友和知情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这份访问通信录曾请茅盾亲自审阅，留下了他的亲笔阅注意见。
经过十年动乱，他们编纂的原稿居然保存了下来，其中有这份六万多字的访问录。1982年，当我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同志合作编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茅盾专集》时，翟同泰在征得其他先生同意后，将这份访问录供我使用，希望对我提高业务水平有帮助；我也希望将它编入专集的第三卷中。但是，事与愿违，专集出版了二卷之后，没有再出版第三卷，使这份史料失去了面世的机会。
今天，当我重新打开封存多年的这份资料，读着已经淡化的墨迹，仍然感动他们当年所做的这些有益工作，它给研究者提供了真实而宝贵的史料。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亲历者早已离我们而去，做访问工作的这三位先生也先后离开人世，然而他们做的工作，不仅为茅盾本人撰写回忆录提供了参考，还为茅盾研究打下了基础，作出了贡献。今天披露这些访谈记录，是为了不使当年他们的努力在我手中被消逝、淡忘，对记录者和被记录者都是纪念。
需要说明的是，访谈所及围绕茅盾展开，被访者的经历和回忆也有所谈及，这些宝贵记录，均全文抄录。
丁英桂
1961年12月15日 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我比茅盾同志早进商务印书馆，他在编译所，我在印刷出版部门，由于不在一处工作，所知道的情况不多。
商务印书馆有一本《编译所同人录》，自张菊生进商务起，至“一·二八”止，凡进商务的人均为登记。同人录中记有姓名、年龄、介绍人、进商务年月，进来在何部门工作，薪水若干等项。此册我曾访到，后来寄给北京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
老商务的地址在闸北宝山路、宝通路、宝源路、宝兴路之间。宝山路东为商务旧址，以西为新建的商务同人俱乐部及东方图书馆。现在此处原建筑已无存留，为新建的第三师范学校校址。
老商务房屋计三层，底屋为印刷所，二楼为编译所，三层为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前身）。记得编译所分为：国文部、英文部、理化部、法制经济部、东文部、杂筹部、图画部、出版部、总编译部等。
▲20世纪20年代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全景
茅盾从英文部调到国文部参加《四部丛刊》校勘工作时，我曾和他在一起工作了一个时期。1919年起，商务开始编印《四部丛刊》，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孙毓修（号星如）是一位版本专家，主持《四部丛刊》具体工作（总负责人为张菊生）。茅盾当时负责勘对《四部丛刊》摄影的照片修改工作，前后约有两年时间。
茅盾初进商务时在英文部，后调国文部，为孙毓修助理，参加编辑少年丛书和童话。当时常见《时事新报·学灯》编者张东荪来所与茅盾联系稿件事，茅盾常有稿件发表。（茅盾旁注：此有误。“五四”后，我与张东荪相识，但张未来商务找我）
茅盾业余曾担任过神州女子学校的课程，这是一所进步的学校，谢六逸任教务长，地点在北四川路武进路附近越界筑路处。
《小说月报》开始由恽树珏（号铁樵）、王蕴章（号西神）先后主持，茅盾接手编辑后，是一个人负责，在郑振铎接编后，徐调孚担任助理编辑。
沈志坚、萧雨青、周予同、吴文祺等都在商务工作过，但都在茅盾进商务以后。曹冰岩和我同时进商务，时在1915年。
1925年商务发生经济罢工，一处（总务）三所（编译、印刷、发行）先后参加。茅盾当时参加政治运动与工人运动。大约在1926年，茅盾因受到政治压迫而离开了商务。
曹冰岩
1962年1月4日 于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
茅盾进商务印书馆名义上是编译生，在英文部工作（周越然也在该部），时间不长，后转国文部，帮助孙毓修编《童话》，校勘《四部丛刊》。
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想找几个新文学家来负责《小说月报》的编辑工作，他看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问编者张东荪，可否介绍（作者）到商务来工作？张回答说，写文章的人就是商务的沈德鸿。以后，就决定由茅盾来主编《小说月报》。
▲《小说月报》封面（图源商务印书馆）
中国共产党发起人57人，可能茅盾也是。中共“二大”在上海开会，茅盾也参加了。1924年以后，茅盾与恽代英一起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工作。1925年年底，他去广州以前，把闸北第一区分部主任委员工作交给了我。茅盾还担任过上海地委书记。国民党改组后，他代表共产党参加国民党。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主办《公理日报》，茅盾也参加编辑工作。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茅盾担任游行总指挥，队伍在一乐天、同羽春一带集合。
注：
一乐天：一乐天茶楼，位于南京东路。
同羽春：当时南京东路福建路口的同羽春茶馆。
1925年夏季商务印书馆发生的工潮，是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茅盾是领导人之一。当时发布的一些宣传文件，都经过茅盾修改。商务一处（总管理处）、三所（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的罢工，先由发行部门开始，继而印刷所、编译所、总管理处。当时曾组织一个“统一条件委员会”，茅盾是负责研究统一条件的一人。编译所代表为茅盾、郑振铎等四五人。这部分罢工运动的材料，已寄给北京出版总局。这么来说，茅盾在“五卅”运动时起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陈云在“五卅”运动时，还只是20岁，在商务虹口分店当练习生。章郁庵（章乃器堂弟）在虹口分店当职员，陈云受他影响而参加工潮。陈云于1928年离开商务。
商务印书馆的工潮情况，解放后有位参加过罢工的女工同志写过一篇回忆录，登在《文艺报》上，时间约在1960年。
周越然
1962年3月15日 于其上海寓所
我进商务印书馆在1915年（当时31岁，今年78岁），在英文部工作，部长邝富灼，广东人。当时商务需要英文翻译新文学的人员，各方面介绍来的很多，经过考试，取了三名，雁冰是其中一人，另一人姓麦，还有一人记不起来了。考题是就英文报上材料选取一段请应试者翻译。我的哥哥周由廑（比我大三岁），也在英文部工作，与雁冰比较熟悉。
雁冰进商务后，分派在英文部工作，职位上没有名义。他做事很认真，平时不多讲话，国文、英文都好。当时在英文部的工作先是翻译一些新文学作品（茅盾旁注：改函授卷子），后来自己写作。
商务出版的《英文杂志》（创刊于1913年或1914年，1917年或1918年停刊）及《英语周刊》（1915年创刊，至“一·二八”停刊），当时这两种刊物上都有雁冰的文章。（茅盾旁注：没有）
关于上海大学的情况：校址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北京路北靠东面的一幢楼房，现为住宅，“五卅”后被封，迁到闸北青云路一条里弄。校长于右任来沪时到校，平时不来，代理校长邵力子在《民国日报》馆工作，也不常来，校中事务实际由韩觉民主持。陈独秀也在上大，有事情大家去问他。当时组有校务会议，9个人参加，记得有陈望道、侯绍裘、韩觉民、沈雁冰和我。后来上大迁至江湾火车站附近，以后成为劳动大学的校址。
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住在闸北宝通路三省里，茅盾住在严家阁附近的里弄。
章锡琛
1962年10月6日 于其北京寓所
我于1912年进商务印书馆，和雁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认识的。他是介绍进来的，不是考取的。他初进馆时是练习生的名义。后来他常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新潮》杂志大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种杂志，商务的负责人为了营利，不但不进行改革，于是要雁冰接编《小说月报》，要我接编《妇女杂志》。因为雁冰在《小说月报》上批评了“礼拜六派”后，“礼拜六派”写信给商务印书馆，说要向《小说月报》开火。商务的负责人害怕了，于是就换了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
雁冰曾当过朱天民的助手，编辑过《学生杂志》。朱天民是张菊生的同乡，原来编辑《少年杂志》，也代编过《教育杂志》。《教育杂志》原来是陆费逵编的，后来蒋维乔、庄俞二人想编，双方争执不下，商务负责人不得已让朱天民代编。朱天民编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把自己的名字擅自写了上去，成为主编。商务责任人看到木已成舟，只好让他来编。朱天民原名朱赤民，他约了一些人写文章，把作者的名字都写成朱天民，后来他就改名朱天民，这些文章便都成了他的。实际上《教育杂志》是由他出面，具体工作都是青年干部做的，文章也是别人代作的。杨贤江约于1923或1924年进商务，就代朱天民编辑《学生杂志》。还有顾均正也曾代朱天民编过《学生杂志》，可是他对他们（特别是对顾均正）非常瞧不起。
除了《小说月报》以外，雁冰可能还参加过《文学周报》《学灯》的编辑工作。
五卅运动时的情况，胡愈之、叶圣陶比较了解，因为他们共同编辑过《公理日报》。
抗战后武汉出版的《新少年》（茅盾旁注：《少年先锋》）杂志是接上海原刊续出的。该刊原为一个托派分子所编，此人叫什么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
王伯祥
1962年10月7日 于其北京寓所
我大约在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辑新学制教科书。当时雁冰与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杨贤江等过从很密，张太雷就住在他家里（茅盾旁注：这里王伯祥记错了。瞿秋白那时和我是邻居，张住到瞿处，张太雷常到我家），那时杨贤江已在编辑《学生杂志》。
五卅运动中雁冰出力很多。以后他曾参加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运动，但不出面。出面与资方签约的是郑振铎。
五卅运动时杨之华、胡墨林、孔德沚等都到杨树浦工厂中作宣传工作。五卅运动发生时，大家冒雨游行，冒弹冲击，外国巡捕也没有办法，印度阿三说：“我们都打烊了。”
我们最初在商务印书馆每天只办公6个小时，下班以后比较空，就常到郑振铎家闲谈，因为他住的房子比较大，每周大约有两次在他那里聚餐。五卅运动后，创办的《公理日报》也就是在郑振铎家（在嘉兴里）里搞的，参加的有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和我。我就在他家门口搞发行工作。报纸出版后销路很好，每天一早报贩们就拥在门口争着要报纸，弄得秩序都无法维持。《公理日报》四个字是叶圣陶写的。
▲《公理日报》发表的萧伯纳、英国工会等声援五卅运动的电文
上海大学我也教过，同时还有沈雁冰、叶圣陶、俞平伯、胡愈之、周予同等都在那里教书。与上海大学同时，我们很多人都还在立达学园、神州女校、松江景贤女中上海分校教过书。
《文学周报》出版时，中间插入过几期《鉴赏》（《学灯》后身）。《学灯》是文学研究编辑的。
徐调孚
1962年10月11日 于北京中华书局
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有的意见已注在上面，其余能够回忆起来的事情很少了。
注：
“材料”指“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所编的《茅盾年表》。
我是1921年进商务印书馆的，当时茅盾正在编《小说月报》。后来他离开《小说月报》后到国文部，编辑《学生国学丛书》，如《庄子》《淮南子》《楚辞》等，标点《侠隐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他准备根据英文字典中的材料编一本《中国文学字典》，没有编成。
1925年参加《公理日报》编辑工作的有郑振铎、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茅盾主要是写文章在上面发表。这些文章究竟用什么署名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茅盾写作《三部曲》时住在司高塔路，（茅盾旁注：是景云里）我给他转信，他用的名字是沈明甫。他的这个名字和地址只有我和一个工友知道。他从日本回来住在景云里，与鲁迅对门，与圣陶隔壁。
丁晓先
1962年10月11、16日于 北京中华书局
1922年我进商务印书馆，1926年离开。沈雁冰1923年到国文部，编国学小丛书，给林（纾）译小说加新式标点。他是1926年离开商务。在商务期间，他与瞿秋白住贴邻。
毛主席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相当于现在的华东区）搞宣传工作时就与沈雁冰相识。我加入国民党时，沈雁冰在谈话中常说：“润之怎么说，润之怎么说。”那时他可能在上海地委工作。上海地委除上海市外，还管江苏、浙江的工作。我和他因工作一同到苏州去过。
他和瞿秋白关系密切的原因，一是同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二是在与彭述之（当时彭述之在编《向导》）斗争中两人意见相同。当时和他接近的人还有恽代英、张太雷、侯绍裘、萧朴生、宣中华（在浙江工作）、韩觉民（在上海大学做教务长），刘少奇主席搞总工会工作，和他也来往。此外，沈志远（当时叫沈观澜，在上大附中工作）和他也有来住。他在谈话中称陈独秀为“老头子”。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党支部会议常在他家里开，他可能兼任过商务党支部的书记。
五卅运动时，张琴秋等都去工厂讲演。
我记得叶圣陶未入党，因为他不愿宣誓。叶圣陶后来搞过“济难会”的工作。“济难会”有两个刊物：《济难》和《光明》。《光明》是叶编的。
在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的人捐款最多，沈雁冰的影响很大。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的人员中，左中右三种力量一开始就存在，站在右派方面的王云五、陶希圣都有活动。运动一开始就为了单独对英还是单独对日，究竟是政治罢工还是经济罢工有争论，说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歧。在商务编译所中参加罢工的有沈雁冰、郑振铎和我三人，这与罢工能够得到好的结果有很大的关系。
商务印书馆第一次罢工在1925年8月，是由沈雁冰直接领导的。五卅以后，商务工人运动高涨，8月22日上午发行所（主要由陈云负责，陈云当时还是团员）最先发动，他们给印刷所一信，当天下午印刷所（主要由徐梅坤负责）接着发动，编译所两天后才参加。因为在这之前商务即有工潮，资方已经注意，收买个别的人从中破坏这次罢工。在罢工中，原来三所（发行所、印刷所、编译所）一处（总管理处）各有罢工委员会，编译所参加后，党和沈雁冰感到有必要统一领导，所以成立了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罢工后印刷所工会的威信有很大提高。
1927年4月初，我从上海到武汉。去时是《中央日报》特派员胡耐安要我到武汉去见杨帛仲，我先到《汉口民国日报》。那时共产党没有机关报，这个报纸完全是党领导的。总工会的很多消息都是通过它发出的。董老（必武）是湖北省农工厅长。《中央日报》倒有国民党的口气，它与以后上海的《中央日报》是一个系统。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是顾孟余。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是孙科，（茅盾旁注：恐怕是汪精卫）中央秘书长是吴玉章，汪精卫是中央常务委员，高语罕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苏兆征是劳工部长，谭平山是农政部长。苏兆征和谭平山是武汉政府中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后来我到农政部去做代理秘书长（秘书长原为罗绮园），孔德沚和我同时去做监印。“七一五”事变后，我与谭平山于7月20日先走，后来沈雁冰与宋云彬一起走。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教官是恽代英，陶希圣、樊仲云、吴文祺等都是教官。我到武汉以后曾代表上海市政府去讲过一次话。
徐梅坤
1962年10月11日、11月6日 于其北京寓所
看了你们的材料后，我所能补充的东西很少。
注：
“材料”指“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所编的《茅盾年表》。
我大约于1921年冬天和沈雁冰相识。在这以前，我知道他参加过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上海党的地委书记最早是陈望道，在陈望道担任这一工作的后期，他可能代理过一个短时期。以后是张太雷，张太雷接手后不久，就因为要去广州，把工作交给了我，时间约在1922年下半年。
1922年的“五一”节，在北四川路上贤堂对面的空地上召开上海工人第一次群众大会，我和雁冰还有一位姓董的都去参加并共同主持，这次会是我做主席，开了一半就遭到租界的干涉，没有开完。
1923年五六月间，党内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秋冬之交加入。雁冰在党内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1925年可能做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左派）宣传部长。
平民女校是一个党的机关，约存在于1922到1923年之间，学生很少，湖南有5人，其它地方也有几个，王剑虹、王一知、丁冰之（丁玲）都在那里学习。雁冰在平民女校教过课，也在神州女校教过课。
商务印书馆罢工在五卅运动以后，因为五卅运动过后，工人运动曾一度被压了下去，我们为了推动工人运动从低潮再到高潮，所以发动了这次罢工。商务印书馆工会中有党的基础组织，由雁冰和杨贤江负责。在罢工斗争中，雁冰主要抓编译所工作，我抓工人的工作，他把商务的内部情况告诉我，我领着工人搞。他曾在编译所中发展党员，我也在工人中发展了几个。商务印书馆工会参加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是当时有名的四大工会之一。
商务印书馆的这次罢工是上海工人运动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在它以后，接着是邮政工人的罢工。
在这次罢工中，《申报》《新闻报》等上海各大报报道这次罢工的消息，都是雁冰写的，写好以后分送各报刊登，商务印书馆工会在1927年三次武装起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死了五六个人。
胡愈之
1962年11月9日 于文化部
我和雁冰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在图书馆借书认识的。那时商务编译所有一百多人。因为我们两人都喜欢莫泊桑、佛罗贝尔、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经常在图书馆里找书。商务图书馆很好，管理也不严，你要借多少尽可以挑了带回去家里去看。这样时间久了，便逐渐熟悉起来。但我的志趣不在文学。那时他在用文言翻译《希腊神话》（茅盾旁注：《衣·食·住》），我在编辑《东方杂志》约有半年。
1920年高梦旦去北京是因为那时王西坤（南社社员）在编辑《小说月报》，虽然他已比恽铁樵进步一些，但《小说月报》主要是发表林（纾）译小说，仍然销路不好。他到北京找到郑振铎、瞿秋白等，要他们介绍人来编辑《小说月报》，把《小说月报》改为发表新文学的刊物。他们有人回答说：“在你们编译所里就有我们的会员沈雁冰。”高梦旦一查原来就是沈德鸿。于是后来就要他编《小说月报》。
他在编《小说月报》以前，原在国文部（国文部多浙西人，理化部多绍兴人），主要是做翻译工作。他常向《学生杂志》投稿，是否编过这个杂志不记得。五四运动后，我和雁冰都喜欢看《新青年》，受过它的影响。1920年《东方杂志》还是半新半旧，文艺作品用白话，其它文章用文言，读者对它意见很多。他在这上面发表文章不多。他发表文章较多的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1年以后这两个刊物的政治分野逐渐清楚，《觉悟》（陈望道）编过，五卅之后，《觉悟》变成党内刊物，泽民可能编过一个短时期，向左，《学灯》（张东荪编）向右，这时他在《学灯》投稿就少了。他在北京《晨报》也可能投过稿。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上海有马克思主义小组、无政府主义小组等许多小组，他可能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文学研究会”一成立，就邀他参加了。
五卅运动时，他领导工会活动，常在外面活动。“五卅”以后，商务印书馆工会扩大，搞经济罢工，工人力量很大，老板无法对付，把王云五抬出来做经理，用了很多狡猾的办法来对付工人。
1927到1931年我在法国，回来时他正在写《子夜》。当时有一《文学周刊》，大约出了三十一到三十二期，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都用的假名字，他可能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过文章。
《文学》原由傅东华编。创刊时，我与生活书店作联络工作，接洽成功以后，我就不管了。《文学》的具体编辑工作是由黄源做的，与鲁迅联系也是他做的。这个刊物的销路很好，编辑费给傅东华和黄源两人。后来办《译文》，雁冰和我都参加发起，而由鲁迅主编，黄源做助理编辑。为了这个刊物，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搞得不大好。
注：
“茅盾资料编辑小组”为此事曾征询茅盾，茅盾说：“从这封信的笔调看，是胡愈之同志写的，他可能因时间久忘记了。”
“一·二八”后，我帮助邹韬奋搞生活书店，主要是搞杂志。为了稿费事，书店与作家之间常有争论。茅盾在《中学生》复刊号89期（1945年9月出版）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出版家与著作家吵架，主要是指生活书店的刊物。有一次，可能是为了生活书店出版的书的问题，我去找他，他在谈话中对生活书店与黄炎培等资产阶级发生关系表示不满。
1941年初，我由桂林到香港转赴南洋，我走后两个月他到了香港。他在香港期间可能与邹韬奋、张友渔等参加过《华商报》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新加坡的《风下》杂志是我编的，他有不少文章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萨空了、沈兹九和他熟识，但所知多为生活上的事情。田汉、朱谦之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与泽民可能熟识。
内容来源：《出版博物馆》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