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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8月1日，开明书店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60号正式开办。
“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原在商务印书馆任《妇女杂志》主编，书店成立后，以原商务、立达同人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开明，夏丏尊、叶圣陶、吕叔湘、王伯祥、周予同、顾均正、傅彬然、宋云彬、徐调孚、贾祖璋等成为开明书店的骨干力量。
开明书店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有《新女性》《文学周刊》《中学生》等刊物。1928年与林语堂合作推出《开明英文读本》大获成功后，开明书店开始大力发展教科书及课外读物业务，其“活页”系列单篇出售，可供教师自行选编成册，在当时广受欢迎。依靠成功的教科书经营，开明书店成为民国书业的后起之秀，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并称。新文学亦是开明书店的出版亮点之一，出版有叶圣陶《稻草人》《倪焕之》、徐调孚译《木偶奇遇记》、夏丏尊译《爱的教育》、朱自清《背影》、茅盾《蚀》《虹》《子夜》、巴金《家》《春》《秋》等。
2018年，长期关注开明书店的西南大学教授邱雪松有《开明书店版权表释读》一文曾在我馆馆刊登载，在此分享该文，从一份珍贵的版权表史料解读开明书店在风云变幻时代中的经营策略。
近年来，笔者一直从事开明书店研究，非常幸运，蒙前开明书店职员王久安先生信任，得允复印他保管近七十年的“开明书店版税版权表”。《新文学史料》于2018年第2期曾刊发了我整理的“版税表”以及《略谈开明书店版税版权表》一文，笔者现续发“版权表”，并结合开明书店社史，针对版权表略加申说，释读“启蒙”“生意”“政治”三者的缠绕关系。
版权表记录时间自1938年5月12日至1952年11月21日。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6日，开明书店设在梧州路的经理室、编译所、货栈以及美成印刷厂均被日军炮弹击中，从而引发大火，1926至1937年的档案材料尽毁于此，所以在表首有“新”字以示区别。在本表中，版权计酬单位依时序分别有“$”“CRB”“CNC”“G.Y”“人民币”“上海折实单位”“北京折实单位”等。这是地域区隔、币值改革、政权更迭等外界变化使然。“版权额”既是出版社经营状况的晴雨表，又折射出不同时代语境下不同作家、不同类型著作在开明书店主政人心中的分量。大致而言，可依据编号将本表分为三个阶段，即编号1—45；编号46—117；编号118—332。
▲ 开明书店版权表（1—15）
第一阶段为抗战阶段，本时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教材占据了相当分量。抗战爆发后，旧的教材已不合时宜，出版发行新教材迫在眉睫。单从版权表就明显可见，教材占了此时期开明书店版权书数量的近三分之一。对出版社而言，在遭遇“八一三”后，到1940年4月盈利就能弥补此前的损失，①新教材功不可没。赵景深曾经回忆：“因为有一个时期开明书店在桂林的生意很好，可以能够尽量维持一般文人的生活。”②赵景深此处的生意就是指教科书发售，它为出版社出版文学书提供了经济保障。这可从翻译家耿济之身上得到佐证。耿济之此时在租界，隐姓埋名，重操旧业，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③由于家庭负担重，他自然更愿意选择一次性付酬的版权出售，而出版社也有实力满足他的愿望，先后购买了《白痴》《浪游俄罗斯散记》《少年》《死屋手记》等四书版权。另一位沪上文人柯灵谈过郑振铎曾经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④张爱玲婉拒了该提议，并在1944年《传奇》再版时写下了“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⑤的名言。不过出版社先买稿，待时机成熟后再予出版，开明书店的确这么做过。版权表中的第39号范泉所译的《鲁迅传》，此书签约于1944年2月4日，正式出版在1946年9月，即是例证。⑥
注：
①王伯祥：《王伯祥日记》第1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431页。
②赵景深：《抗战八年间的上海文坛》，《文坛忆旧》，北新书局1948年版，第134—135页。
③郑振铎：《耿济之先生传》，《郑振铎全集》第2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577页。
④柯灵：《遥寄张爱玲》，《读书》第4期，1985年。
⑤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⑥范泉多年后在《丏翁与叶老》（收中国出版者工作协会编：《我与开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一文中对此事有详细回忆。
▲ 开明书店版权表（33—51）
第二阶段从1945年11月17日签订的第46号《英语读诵法》到1949年4月6日签约的第117号《诗论骈枝》，即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在此时期，通货膨胀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版权报酬数字也因之大增。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治理上的失败，除了版权外，还直接影响到书籍的成本与发行，叶圣陶的日记对此有痛心记录：“（1946年6月21日——引者注）上午写一信，致已订约之著作人，告以出版界现况，成本奇昂，销路奇窄，书稿暂时无法出版云云。迩来印一五万言之书稿一千本，直接成本即近百万，而每印一书，往往仅销三百本，此不可维持之局也。”⑦
注：
⑦叶圣陶：《沪上三年》，《叶圣陶集》第21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 开明书店版权表（128—165）
第三阶段从118号《好医生》到332号《我们要飞行》，即上海解放后一直到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时为止。彼时开明书店遭遇稿荒：“当时上海离解放后还不久，新解放区作家鉴于自身思想上的缺点，不敢轻易写作，老解放区作家与我店联络极少，因此无法开辟稿源。”⑧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出版社发动社内员工写作，因此版权表中大量出现了诸如吕叔湘、顾均正、徐调孚、周振甫、叶至善、欧阳文彬、唐锡光、王亚南等“开明人”的名字。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写作，欧阳文彬就说过《斯大林》是她从事文学写作的开始。⑨“开明人”撰写的这批书以“我们的书”为丛书名，初衷是满足读者对新社会新事物的求知欲。最初设想颇大，计划两年内出版两百册。⑩不过实际出版低于该数，再版更经历了较大改动。丛书负责人叶至善的说明值得略作征引：
注：
⑧《第一届出版会议开明书店报告》，1950年9月。
⑨笔者2011年11月27日对欧阳文彬的访谈录音。
⑩《目前开明书店工作任务及发展前途》，《开明通讯》第2期，1950年9月15日。
《中国字》改排了最后那一面。那一面上原来只有一段新文字的文章。由于读者的要求，现在改用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形式。其余改动很少。
《少年先锋》最后一面也有改动。这本书是去年写的，那时少儿队还没有成立。现在，我们在介绍苏联少先队的活动之后，自应鼓励中国的少年儿童加入少儿队。因此加了这样的几句。
《劳动创造了人》改名为《从猿到人》，这是接受外边的批评。很多人以为，这本书主要说明了古猿变成人的过程，不如老老实实的叫做《从猿到人》好。原来的书名可以另写一本，注重在古猿变成人的时候身体因劳动而发生的变化。本书内容也修正了好一些。
《黄金的悲喜剧》修改的不多。
《人和蚂蚁》改名为《人的社会》也是接受外边的批评。大家以为原来的书名不能表示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的开头原来和《劳动创造了人》的材料是类同的。现在把开头的一段截了下来，给了《从猿到人》，把各段补充了一点中国材料，又把《共产主义社会》说详细一点。各章章名也改了，索性让它成为一册简易的社会发展史课本。
《斯大林》和《列宁》也经读者的指出，改正了好几处地方。
《白毛女的故事》原来最后是把黄世仁枪毙了。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大家也看到是这样的。后来大概是为了纠正“乱打乱杀”的偏错，剧本改了，到准备公审为止。为了这样，曾有一位读者来信向我们郑重指出。同时又接到了另一些意见，因此决定把原书全部改排了。
《报纸的故事》也是在去年写的。那时候，各地报纸都着重在给读者医治在解放前受到的反动报纸的毒。因此这本书原来有很大的两段都是打击反动报纸的。现在，这个任务已经成了过去了，报纸上已经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书上原来却不曾提起这些。为了使这本书仍旧能帮助读者，不得不改写了两段。
《两个世界》经外边人指出，里面有好些譬喻都不恰当，容易造成坏的影响。本来想改，但是无从改起。因为人民的力量和帝国主义的力量是不容易在地图上划分出界线来的，只有把它剔除了。
叶至善最后坦言：
书籍再版之前，经过这样大的修改，甚至全部改排的，在开明是第一次，别家在过去大概也不多。希望大家能注意这件事，等再版的出来之后，跟初版的对一下，改的是那（哪）些处，就能体会出为什么要改。这样就可以一方面向读者说明，一方面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作为将来再修改的依据。⑪
注：
⑪叶至善：《〈我们的书〉二十种》，《开明通讯》第4期，1950年11月30日。
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被视为第一位，而读者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为重要的监督力量，《我们的书》的删改再版过程见证了这一嬗变。
▲ 开明书店版权表（316—332）
版权表的最后一本书是仇建阳的《我们要飞行》，本表中所有划横线的版权书均注销，此书例外。早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期间，因与团中央直辖的青年出版社业务重叠，胡愈之、傅彬然在会议期间就建议开明书店与之进行合并。在随后的数年时间内，两社在上级的安排下筹划进行相关事宜，1953年4月11日，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正式合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们要飞行》签约于1952年11月21日，已近两社正式合并，故最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3年6月正式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此书可视作开明书店在出版史留下的一个未尽的句号。
新书预告
内容来源：《新闻出版博物馆》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