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2021年09月24日发布
《咬文嚼字》创刊伊始“一无刊号、二无编辑、三无发行”，郝铭鉴戏称其为“‘三无’刊物”。这本“‘三无’刊物”1999年正式拿到刊号，2000年开始交给邮局发行，依托强大专业的编校队伍和“以人为本、以质为魂、以用为上、以学为根”的十六字办刊方针，逐渐发展成为一本充满生命力的，在读者当中有信誉的优秀期刊。
郝铭鉴先生曾接受我馆采访，留下一段关于创刊、办刊的珍贵口述历史。今年4月，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分享了这段口述历史的上半部分。
郝铭鉴先生与他创办的《咬文嚼字》，影响了无数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学习与应用，在此选登《郝铭鉴谈〈咬文嚼字〉（下）》（郝铭鉴口述 林丽成采访整理）一文以续前次分享，在文字中感受先生曾经题写的赠读者寄语："风雨阴晴君莫问，有书便是艳阳天。"
刊号 队伍 发行
正式亮相虽然成功，但这个刊物还是“三无”刊物。为什么叫“三无”刊物？一无刊号；二无编辑，一个编辑都没有，是我自己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编的；三无发行，社里面没有专职的发行帮我发这个刊物，要持久的话难度很大。这些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一开始，我是向北京反映的，能不能给我刊号？许嘉璐非常热心，他多次跟总署联系，说这样的刊物是我抓的重点刊物，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刊号？但刊号管制很严。中国语文报刊协会会长李行健，一有机会也帮我呼吁要刊号。我们局里面也一直帮我跟北京要刊号。因为没有刊号，我们一开始都是称第几辑，不是第几期。有一次，总署的副署长梁衡找到我，因为他负责刊物整顿，他说刊物还是要继续办，等到有机会我们会考虑刊号问题。就这样，这个刊号的机会等了5年，从1995年到1999年。1999年突然通知我到北京新闻出版总署开一个会，上海去了两家。这次会议是解决刊号问题的。
注：经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档案，1998年7月16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行文：关于《咬文嚼字》申请刊号的请示［沪新出（98）期字第034号］；1999年3月11日，新闻出版署行文批复：关于同意创办《咬文嚼字》的批复［新出报刊(1999)226号］。由档案还知，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向新闻出版署申请的是16开本刊物，新闻出版署批复的也是16开本刊物，但《咬文嚼字》始终保持标准32开本，这也体现了郝铭鉴坚持的办刊宗旨：有内容、有格调、有气场的小刊物。
在总署的那次刊号会上，李岚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专门找到我，他问我，你的刊物到底办给谁看？我的刊物读者对象非常明确，编辑、记者、校对、广播制作人、节目主持人，我告诉他是这五大类人。他说岚清副总理做了一个调查，全国的语文刊物量是不少的，特别是针对学生的，已经过量了。为什么给你们这个刊物一个刊号呢？因为你们不是针对学生的，你们是针对社会的，岚清副总理建议你们增加两类读者，第一类是中学教师，第二类是机关里面从事文秘工作的人员。一个学生读了刊物，他的水平提高了，只是一个学生；如果是针对教师的，一个教师的水平提高了，就是一个班级的水平提高了、一个学校的水平提高了，它的作用、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希望你们一定要把教师作为你们刊物的读者对象。还有一类是文秘工作人员，现在的文件中出了大量差错，包括办公厅、国务院都有差错，提高文秘工作人员的语言文字驾驭能力，不仅关系到机关的工作质量问题，还会给全社会树立一个榜样。后来我们就调整了，由五类读者变为七类读者，而且把中学教师作为我们的首位读者。李岚清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岚清副总理非常关心这个刊物，让署里面专门考虑。我们是1999年拿到刊号的，2000年开始正式交给邮局发行，这是刊物发展的转折点。
▲《咬文嚼字》2000年合订本
还有编辑队伍问题。没有编辑部，一个刊物要长期办下去，靠我一个人利用晚上休息时间肯定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候也没有稿件，人家也不知道，所以我只能自己写稿，缺什么稿子就自己写一篇，刊物的一二三期好多稿子都是我自己写的。这样不行，一个刊物要正常运作，就要建立一个编辑部。
我先把在上海的、我自己知道的、有影响的语文界的人物请来做我的编委：一个是华师大的李玲璞教授，他是搞古文字研究的，我觉得他是不能少的；我的同班同学金文明编过《辞海》，又编过《汉语大词典》，我知道他的能耐，也请来做编委；第三位是我的老师、上海师范大学的何伟渔老师，他是专门研究语法的，而且他很擅长写普及类的文章，也请他做编委；还请了陈必祥，他是上海《中文自修》的原主编，非常熟悉中学教育，我们的刊物宗旨是要面向教育的，所以请他来做编委。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姚以恩，他是上海翻译家协会的，我们尽管是一个中文刊物，万一遇到外文类的东西，请他来帮忙解决。所以请了这五个编委。我们还请了顾问，罗竹风是语文协会的会长，又请了上海师范大学的张斌教授，他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又是我大学里的汉语老师。张斌和复旦的胡裕树是几十年的学术搭档，所以再请胡裕树，又请了一位濮之珍，蒋孔阳的夫人，她是专门研究语言学史的。四位顾问、五位编委。后来扩大到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这是后面的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李玲璞教授（左），上海师范大学张斌教授（右）
顾问和编委都不做刊物编辑工作的。最初半年，我请我分管的理论室的林爱莲帮忙，我做刊物编辑工作，她作为责任编辑，把具体事务性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两个人搭档，先把这个刊物撑起来。编辑人选，我首先想到当时的汉语大词典出版社，那里有很多精兵强将。我就通过金文明帮我到那里物色一下。半年以后，我从汉大把唐让之调来，唐让之的强项是音韵学，搞汉字音韵的，每个字读什么音，最后是他在那儿把关，这样的专业人才，不能不把他找来。还需要一些年轻的新鲜血液，所以就去复旦、华师大、上海师大，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拜访。复旦给我推荐了一个人，就是现在《咬文嚼字》的总经理王敏，我发觉这个人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华师大古文字研究中心的黄安靖，现在是刊物的主编；还有一个人转了一圈，开始在郊区工作，后来又到《检察风云》，叫杨林成，这个人对文字也有兴趣。这么一来，《咬文嚼字》有三条汉子，都是科班出身，都是很强的。我再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找了一位韩秀凤，四个人搭成一个班子。现在看来，这真的是很强很强的一个班子，你看他们现在年纪不大，全部编审通过了，一个编辑部里所有人都是编审，三个人都是骨干。黄安靖现在是刊物主编，王敏当总经理了，杨林成被教育出版社挖走，现在是《语言文字周报》的执行主编。
▲《咬文嚼字》初创团队，前排左起：韩秀凤、郝铭鉴、唐让之；后排左起：王敏、黄安靖、杨林成（2001年）
即使有了他们，我还是强调这个刊物的校对工作比一般图书要加强，要找校对，而且这个校对任务是我们社里面一般的校对承担不了的。到哪里去找合适的校对？真的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次在上海书展上，听到一个人在我身后不停地叨叨，说这本书的质量不高、那本书差错很多，我回头一看，是一个中年汉子。我问，你说差错很多，你看过没有？他说我怎么没看过？我看过才说它差错很多的。我说你还记得这些差错吗？他随手抽了一本词典，是古代人物词典，词典是很难发现差错的，他翻了两页，告诉我这里有一个什么错，我一看果然错了，又翻了一处什么错，我一看果然又错了。我想这个人才难得，我就问他，你是哪里的？他说我是铁路学校的教师，是铁路中学还是铁路党校我记不清楚了。我问他平时干什么，他说爱好看书，看各种各样的书，看到书的差错就把它勾出来。我告诉他，我现在办了一个刊物，就是要找差错的，你能不能做。他说这个事情最适合我，舍我其谁！这个人叫王瑞祥，我在上海书展上觅到的宝。我没想到，他对文字的敏感，真的是我们一般编校人员比不上的。他家里有三套《汉语大词典》，书房放一套，客厅放一套，厕所还放一套，随时在那翻；他家里把大百科全书全部配齐，真是入迷的。成了，我当时就约他做我们的特约审读。王瑞祥从《咬文嚼字》的特约审读开始做起，他的名气在上海一下子传开了，后来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重点图书都找他审读，《大辞海》也找他，北京的《大百科全书》也来找他，都知道上海的王瑞祥可以把关的。有些刊物就固定地交给他来把最后一关，《新民周刊》等都是他做最后审读，成了审读专业户了。他不但速度快，而且眼光准，一眼扫下去就知道哪里可能出错，真的是一个人才。王瑞祥退休以后，更加有时间了，就专职做审读，辛苦是辛苦的，但他有兴趣。
▲郝铭鉴（左一）参加国际书展（1988年）
还有发行的问题。一开始《咬文嚼字》的发行是非常苦的，我反复找我们社的发行科，他们说这是用书号出的期刊，发行难度很大。我又开始找代理，代理的最大问题就是收不到款，书卖掉了，但款不给你结。最后只好自己做发行。当时我在上海找了10所学校，都是有我的同学在那儿工作的学校，让他们帮忙发行。譬如徐汇中学的校长是我的同学，他说每期可以发一千本；大同中学的语文老师答应帮我发，交换条件就是我得到大同中学去给学生上课。我一个人这么发，每期可以发掉一万本，比起有些刊物的起印数只有几千本，我相信《咬文嚼字》还是有市场的。但是我们只好控制印数，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发行力量。
后来发现我们的合订本市场很大，只要我一出合订本，马上有盗版，盗版的速度之快，你根本想不到。重庆有一家发行公司，说要包我的合订本发行，跟我说发行量20万；我一调查，实际印了40万，一个星期就全部发光了。合订本的量远远超出单行本的量，盗版还不计在里面。有一次我接到北京市工商局的电话，抓到一个盗版商，盗印了《咬文嚼字》，让我赶快派人过去一起处理。我问盗了多少，他们说，一房间全是《咬文嚼字》，已经把它封掉了，你赶快来处理，这次要狠狠地罚一下。我问怎么罚法，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罚他3000元。我当时一听就笑了，3000块，工商要留1500作为他们的执法成本，给我1500，到北京跑一次，机票都不够。我就找了天津的一个朋友来处理，《天津日报》有一个人是帮我们发《咬文嚼字》的，我就请他帮我处理这个事情。当时打击盗版的力度是很小的，所以盗版很猖狂。一开始的刊物发行，主要是靠合订本。1999年，有了刊号以后，发行就交给邮局了；但是合订本的影响还是大于单行本，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用合订本，觉得一年一本方便保存。
我们的刊物就是这样，从“三无”产品发展成一个知名品牌。
十六字办刊方针
一个刊物打得响还是容易的，站得住是更困难的。打得响，靠你想一个点子，比如“向我开炮”，一下子知名度就很高了；但是真正站得住，要靠你的办刊质量。怎么让刊物持续生存下去、发展下去？我总结为办《咬文嚼字》的十六字方针：以人为本，以质为魂，以用为上，以学为根。这十六个字是贯穿我们办刊始终的。
首先是“以人为本”，对你的读者要非常了解，而且要非常忠诚。不是让读者忠诚于你的刊物，而是你的刊物忠诚于读者，你要以你的服务让读者信任你、期待你、追随你。我们的读者，一开始是五类，后来变成七类，我们对自己的读者定位是很窄的。我们不像有些刊物，面对广大读者。这个广大读者，往往你心里的读者对象是不明确的，因为你不知道给谁看，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给这七类人看的。这批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工作是非常紧张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但大部分人又是没有经过系统的语言文字训练的。他们的阅读，不可能是定定心心、正襟危坐、泡一杯茶坐在那儿的，而是见缝插针的。所以我们刊物的文章一定要短，我们强行规定48面的篇幅至少要发50篇文章，要让读者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完一篇文章。其次，这批人是搞语言文字工作的，他碰到的问题都是工作当中的问题，刊物一定要实在，不讲空的道理，针对性要非常强，看了你的刊物，就能解决他碰到的问题。还有，他没有经过系统训练，所以不能搞名词术语，讲了半天他看不懂。我们要提倡无障碍阅读，让他看得懂。譬如碰到一个很冷僻的字，就要注音，让他可以顺利地读下去，这就是为读者服务。我们非常明确，要尽可能地营造与读者的亲近感，不能跟读者拉开距离。从创刊开始，就用“我”“你”这样的称呼跟读者交流，用第二人称，让读者感到这是一种促膝谈心。要创造各种条件，让读者走进你的刊物。我们提出，来信必复，你只要来信我就给你回信，一开始我们是做得到的，到后来，来信量实在太大了。我不是吹牛，每年我自己写出去的信是几百封、上千封。在全国的刊物主编中，有几个主编能够跟读者保持这么一种联系？我觉得是很难的。而且我们后来又办了读者俱乐部，开设了热线电话，都是为了跟读者建立联系。这就是我说的一定要以人为本，你要时时想到你的读者们需要什么，就是要听读者想说的，说读者想听的。这样才能让读者感到你做的正是他想要的。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办刊方针。
▲郝铭鉴（左二）在“月亮神”报刊编校质量有奖竞查结果发布会上（1995年）
第二是“以质为魂”。质量是刊物的灵魂，绝对不能马马虎虎，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刊物。所以每审一篇稿件，至少要核对三种工具书。一般出版社是做三个校次，三校一读；我们是十个校次，我们有很多外聘的编审做刊物审读，通过增加校次来使刊物减少差错。即使这样的话，还有差错怎么办？开设专栏“向我开炮”，把创刊搞的活动做成一个栏目，专门纠正自己的差错。我举一个小例子，我们曾经搞过一个活动，叫“为城市洗把脸”，这样的活动，看起来好像只要看到一个差错，拍一个照片、写一段文字就可以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所有读者提供的差错，我们的编辑都要去实地考察，要去核实，不要因为读者的理解产生问题。比如有读者反映，故宫里面有一个具服台，皇帝祭天时要到这里换衣服，换上蓝色的衣服，这里有一个说明牌，把蓝色的蓝写成兰花的兰，这当然是一个差错，读者把牌子拍来了。我们想想故宫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差错，专门派编辑去核对，果然那个牌子还在，蓝色的蓝写成兰花的兰，错了。照理说，我们指出它的差错就可以了，可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简单差错，对读者来说受益不大，缺乏知识含量。所以我就对这个编辑说，为什么皇帝祭天要到这里换衣服，为什么要换蓝色的衣服，你能不能找到根据。他就到网上查，说在《大清全典》里面有，其实根本没有《大清全典》，网上乱写的，是《大清会典》。我们的编辑又到上海图书馆去查《大清会典》，《大清会典》是分上下册的，我们要找的内容在下册，而上海图书馆只有上册、没有下册。怎么办？再找，最后找到《清史稿》，总算查清楚了。历来祭祀都是一个大事情，清朝的时候，不同的祭祀要穿不同的衣服：祭老祖宗穿黄衣服，黄色代表我们民族；祭天穿蓝衣服，天空是蓝的；祭日穿红衣服；祭月穿白衣服。这篇文章原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用字差错，现在把清代祭祀的内容加进去，文章的知识含量就丰富了，通过内容饱满度来提高刊物的质量。
“桃李满天下”的意思，大家都是知道的；词典上面也有“桃李”的解释，但这是源自一个很生动的典故，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我们曾经收到一篇来稿，专门谈为什么称学生为“桃李”。来稿开篇就讲有一个人叫子贡，他培养了很多人，提拔了很多人，但当他受到魏国的魏文侯的迫害时，没有一个学生出来为他讲话，所以他非常伤心地逃出魏国了。这篇文章就是这么开头的，审稿编辑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疑问，子贡不是孔夫子的学生吗？怎么会到魏文侯那里去呢？他做官的话，也不应该在魏国，应该在鲁国啊。马上把稿子送我们的编委金文明把关。一查，不是子贡，是子质。子贡是春秋时代的，子质是战国时代的，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子质才是魏国的大臣，培养了很多人，最后受到迫害，人家都不帮他，逃到赵国去了。他向赵国的国君诉苦，你看我培养了那么多学生，最后都不帮我。赵国的国君就给他打了一个比喻，培养学生就好像栽培树木，要看你栽培的是什么树木，栽一棵果树，夏天可以乘凉，秋天可以吃果子，如果你栽一棵荆棘，就会长出刺来刺你。后来就把培养学生称为“十年树木”，把好的学生比作“桃李”，“桃李满天下”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们通过编委把关，质量就有了保证。“以质为魂”，是我们的一项传统。
▲《咬文嚼字》获2017年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
“以用为上”，就是强调实用。办刊物当然要讲可读性，但我们说可用性比可读性更重要。人家看你的刊物不是看着好玩的，是想看了要有用的，所以要以用为上。每一篇文章的取舍，要把实用性作为判断稿件的一个标准，想想有多少人会碰到这个问题，要抓那种用途最大的话题来做文章。我们提出按照话题的热度来选取稿件，什么是最好的稿件呢？就是有聚焦点的稿件，这个话题可以聚焦，全社会都在关注的，大家都用得到的。没有聚焦点的话，就抓兴奋点，只要你提出来读者就会感兴趣的。兴奋点也没找到的话，最低的底线叫共同点，是我们的七类读者在工作中都会碰到的，这就是共同点，这是一个底线。有一年我们出去讲课，到处有人在问，“唯一”的“唯”，你说是“口字旁”还是“竖心旁”。你要查词典的话，各说各的，《现代汉语词典》“竖心旁”，《汉语大词典》则以“口字旁”为主。读者急需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我们想不管花多少力量也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这是一个实用性的话题。我们组织了三个专家组，分头在那研究。三个专家组的意见一汇总，非常统一。唯一的“唯”，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使用中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是三个字，“口字旁”“竖心”“绞丝旁”，都可以用于“唯一”，先秦的古籍当中，这三个字都在用；到了汉代变成两个，绞丝旁没有了；到了宋代以后，一会儿是“竖心旁”占上风，一会儿是“口字旁”占上风，在拉锯；到了“五四”以后，口字旁占绝对的优势；新中国建立以后，“口字旁”一统天下，“竖心旁”是不用的。现在怎么会提出“竖心旁”呢？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撰者考虑到历史上有一千多年的时间用过“竖心旁”，为了跟历史接轨又恢复了“竖心旁”的用法。所以接受过语文教育的人都习惯用“口字旁”，不习惯“竖心旁”。我们把三个专家组的意见公布出去，得到了全国新闻出版同仁的一致赞成。《现代汉语词典》应该是从善如流吧，从第五版起改成了“口字旁”，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觉得这就是“以用为上”的办刊方针，我们的刊物有这一种精神，在社会上面可以产生它的影响。
第四条办刊方针叫“以学为根”。语言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学科，我们刊发的文章，表面看上去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但一定是以语言学作为它的基础，不是随便哪一个人凭自己个人的用字习惯在说话，那样你是办不好刊物的。我们整个刊物的基础是语言学、文字学、修辞学、音韵学。编辑部的人，看上去搞的是非常实用的东西，但你的根基都是一门科学，任何语言现象，最后都要在这门科学上面找到根据，否则你的刊物对读者是不负责任的。所以现在他们经常在研究一些课题，让自己能够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比如“七月流火”的原意是天气转凉，但在我们当代生活中，“七月流火”是指天气炎热，这就是语义转移。这是一种语言现象，到底转移得对还是错，你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问鼎冠军”，这个“问鼎”到底是拿到冠军还是没拿到冠军？古人是指没有拿到冠军，但是有机会去拿这个鼎，“问鼎”，但是现在我们把它用作获得冠军，跟过去的意思不一样了。你说“固步自封”，过去我们是用“故事”的“故”，现在写成“巩固”的“固”；莫名其妙，过去是“姓名”的“名”，现在很多人写成“光明”的“明”。这样的语言现象很多，这种现象在语言学当中称之为变异。有的是读音变，比如过去我们讲“叶（shè）公好龙”，现在是“叶（yè）公好龙”。语言学的这种变异分两类，一类叫积极变异，一类叫消极变异。积极变异是语言的发展，消极变异是语言的失范，是偏离规范的。对于积极变异，语文刊物要推动，要引导读者学会正确运用；对于消极变异，你要批评，要告诉社会什么是正确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判断什么是积极变异、什么是消极变异，心中要有底，心里没有学问的基础，判断稿子时，你的底气是不足的，所以我说要“以学为根”。
▲郝铭鉴（前排坐者中）与上海文化出版社员工合影（2005年）
对于语言变异现象，我们讨论下来归纳为三大要素：首先要有必要性，如果现实表达有需要，就是说明它有内驱力推动着变化；第二个是合理性，变了以后是不是符合汉语的结构规律，不要变出一个“四不像”，汉语根本不能接受，那也不行；第三个是稳定性，就是今天这样变了，明天还可以用，后天还可以，最后成为一种大家接受的新的语言材料。符合这三条，我们认为就是积极变异；即使跟过去不一样，也是可以接受的。“艾滋病”，过去我们用“爱情”的“爱”，现在用“草头艾”，这个都是变异现象。类似这种情况，都是要求编辑部的成员有语言学科的学术背景，所以要“以学为根”。
我们的十六字方针：“以人为本，以质为魂，以用为上，以学为根。”掌握这十六个字，贯彻这十六个字，刊物才有生命力，在读者当中才有信誉。没有一个读者对刊物是忠诚的，因为他都是根据自己的切身需要来选择的，只要不符合需要，就会随时离开。但是《咬文嚼字》的读者忠诚度是很高的，就和这十六字办刊方针有关，因为读者从这本刊物当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