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右）与杨义（2012年）

我审读后对这部书稿极口称赞，又转给毛承志做复审，他阅后也非常兴奋，说没想到杨义这样一鸣惊人，要对他刮目相看了。于是我们下决心出版这套书。

其实我们的决定不算数，拍板的权力在社领导那里。我们把意见送上去，等于是把一个难题交给社里，将了领导一军。

领导当然要算经济账。我们要出版第一卷，等于对作者承诺三卷本都要出。当时出版社已经到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时代，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赔钱是必定无疑的，而且亏损数额预计较大，可能比我们每年出版四本《新文学论丛》季刊亏得还多。虽然，“人文社”从来都不会完全拒绝赔钱书，那个时期理论组出版的学术著作，经济上有亏损的也不在少数，但那些亏本的，都是老一代名家学者的代表作，出版社赔钱赔得甘心情愿。而杨义这样的毛头小子，要出版社承担数倍于其他著作的亏损，从社领导的角度来看不能接受，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的主管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面谈，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负责人了。李曙光是革命老干部出身，但是他懂业务，曾经长期担任国家文艺界领导人的秘书，自己也是文学评论家，笔名叫黎之，写过不少理论性著作。他当然了解这部书稿的价值，至少对理论组三个编辑一致叫好的书稿，他不会轻易否定。但是他对拍板出版有些犹豫。他对我说：“这套书你想出版是可以的，但有个条件，你得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我一听，头都几乎要炸了。这是多大的难题啊，简直就是无法做到的事情。我揣摩他的心理，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也看好这本书，现在反过来将我一军，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争取一个理想结果；另一种可能，就是他要我知难而退，干脆放弃算了。我的直觉是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因为领导讲话，总是讲艺术的，退稿意见不一定要明说。尽管李曙光对我一直是提拔重用、非常赏识的，但他很务实，不会支持我随意上马亏损较大的出版项目。

领导的决定几乎让我们都灰心了。大家分析，一个三十几岁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巨著，我们拿去申请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是不是异想天开？在此之前，有谁听说过，一个只有助理研究员职称的青年学者，可以独立写作高校教材的？肯定没有先例。但是事到如今，无论如何都需要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

按照程序，我知道首先需要出版社向原国家教委推荐。我就以自己的审稿意见为基础，改了改格式和语气，使它变成一封推荐信，打印出来，盖上“人文社”的公章，然后骑上自行车直接找到位于西单的原国家教委。

我在那里见到的原国家教委教材办的工作人员，一女一男，女的50来岁，是处长，男的是科员，年岁比我略小，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也是学中文的。他俩并没有打官腔，而是让我感到很亲切。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杨义是何许人也，不过他们不存偏见，态度非常和善，看了我写的材料，似乎还有些兴奋，相信我上报的是一本很有水平的著作。他们告诉我，教委欢迎推荐这样的新人新作，但是我的手续不全。因为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专家推荐才更重要。只要手续全了，他们自然会开会研究，一年两次。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他们说当然是越权威的专家越好。

说实话，他们的态度使我意外地看到一丝希望。回来后，我跟杨义一商量，两人说干就干，立刻分头找到了唐弢、王士菁、严家炎、樊骏等四位专家，请他们看书稿、写鉴定。这四位专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界都是顶尖的学者，恰好他们对于杨义也都是熟悉和了解的，于是他们都以奖掖后进、鼓励新人的姿态，对杨义的学术创新给予了积极肯定和高度评价。没过多久，推荐意见都寄来了。我带齐了所有材料，再一次到原国家教委教材办接洽。接待我的还是那一女一男两位，他们笑盈盈地收下我的材料，什么也没说，只让我回去等消息。此时我内心里仍然没敢抱什么希望，只是觉得照章办事，我已经尽到责任，心到佛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过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忽然一天我收到一个邮件，是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有“国家教委”字样。慌忙拆开，发现内有一份公函，盖了大红印章，批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要知道，这是150万字的书，我们只给教委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他们就把150万字的三卷本全批准作教材了。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喜事，喜出望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