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清明节，谢泉铭先生逝世十周年，多位作家到上海福寿园凭吊老谢。前排左起：修晓林、姚忠礼、谢咏、陆萍、宗廷沼。后排左起：张重光、王安忆、王小鹰、叶辛、江曾培、郏宗培、季振邦、刘绪源、鲍正衷、魏心宏、田永昌

这些感恩的话，使我感动。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和老谢同事，先是在《新民晚报》，后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我说，40多年的相处，我觉得，老谢是位出色的“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家。他自己不是不能创作，而是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为作者“作嫁衣”了。他完全没有那种“苦恨年年压金线”的艾怨情绪，而是以看到别人能穿上新“嫁衣”为乐、为荣。他无私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融注到作者的心血之中，促使一个个“丑小鸭”蜕变为“白天鹅”。当今文学天空中的一些“白天鹅”的璀璨，内中也闪耀着老谢这位编辑家的光彩，老谢是在“丛中笑”呵。

1974年初，在批林批孔声中，上海人民出版社为了让知识分子进一步接受再教育，组织了四个下基层小组，分别到工厂、农场深入生活。我参加的6人小组到上海“小三线”所在地皖南，由美术编辑室负责人、画家钱大昕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另有3位编辑，还有一名工宣队员督战。上海“小三线”，又称上海后方基地，是为了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于60年代建立的，计有50多家工厂，主要生产军工产品，除浙江临安有一家工厂外，其余都在皖南地区。后方基地指挥部设在屯溪，我们由基地工会管理，先后在一些工厂参加劳动与学习。为了防止外来敌人的轰炸破坏，这些厂都建造在深山里，而且分散在歙县、绩溪、休宁、黟县、贵池、东至、祁门等地，互相距离很远，周围居民也很少，职工每天碰见的都是厂里的百来张熟面孔，生活极度单调寂寞。“文革”开始后进来的上海知识青年，更有着强烈的文化娱乐要求，见到出版社编辑来了，希望能帮助他们学习写作，我们也想在培养工人作者上做点工作，基地指挥部也想能有作品反映“小三线”建设的新风貌，这样，三方一拍即合，决定组织一个短篇小说“三结合”创作组，工会负责从各厂选调业余作者，我们负责业务指导。不久，共推荐来20多名业余作者，他们大都热爱文学，也有写作经历，不过，写过的都是公文报道一类，没有人写过小说。怎么帮他们呢？采用了开学习班的办法。第一次学习班，是在绩溪雄路办的，由我讲了文学的基本知识，并按照当时的要求，强调写作要反映现实斗争特别是路线斗争，要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 ，要着重塑造正面英雄人物，要“三突出”。当时，这些业余作者并没有写成的初稿，就请他们各自讲生活故事和生活感受，互相交流切磋，从中确定写作的内容，然后由他们回厂去写。一个月后，在岩寺举行第二次学习班。岩寺在抗战期间曾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大家带着初稿在这里相互阅读，相互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我们确定修改方案。再过一个月，大家带着修改稿相聚于屯溪后方基地机关，在第三次学习班上定稿。这些业余作者不像叶辛、张抗抗他们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最后的稿件虽然把故事编圆了，但文字上的破绽还不少，我特意请编辑室内文字功底好的编辑朱建平到屯溪来帮助作文字的加工润色。最后，从20多篇稿件中选了13篇，编了一本集子，于1975年5月出版，书名原拟“映山红”，因为皖南山区春夏时节遍开着绚丽多彩的映山红，以此比喻“小三线”的红红火火，后经斟酌，觉得不足以显示经过“文革”洗礼后的山区之新，遂改为“忻山红”。此书内容谈不上有什么大的价值，只是年轻作者从写作中得到一定的锻炼，促进了他们亲近文学和文化，徐梦梅、张一鸣、陶象卿、吴仲翔等知青后来在文化研究、创作或编辑方面，都取得不俗的成就。期间还发生一个插曲：尽管我们向作者灌注的创作理念，都是“文革”时的“左”的一套，但基地工会打听到我们还讲了文学创作要注意写情，不能总是干巴巴的政治口号，在向市总工会的一份报告中，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思想回潮”。这一信息，是组内的工宣队员悄悄透露给我们的，吓得我们当时不知如何是好，生怕再次受到批判，只得立即向出版社党委书记贺汝仪汇报说明，贺叫我们不要过于当心。此事后来再未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