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宣传部有位副部长曾在文汇报社说：《文汇报》创办时的18位记者个个都是名记者，今天的文汇报已经有了一二百位记者，但有几个是名记者？

张煦棠是当年18位记者之一。名记者是怎样炼成的呢？

他刚入职时，文汇报社还是私营企业，记者外出采访低人一等。最早的工资单上，写着“见习编辑”拿“135个折实单位打九折”（最低工资）。他记得，总编辑徐铸成先生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办报理念，要求文汇报人一定要有这样积极进取的独创精神。“我们采访部的18个记者，每时每刻都以此策励自己的行动，面对新闻界同行，丝毫不敢懈怠，思想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时时要为抓不到独家新闻而犯愁，抓到新闻了，又要为写不出好新闻而苦苦煎熬，我就常常为一个新闻标题、一则新闻导语写得不满意，撕了一张又一张稿纸。有一天，部主任唐海大着嗓门喝道：‘怎么啦，我们采访部18个记者竟然写不出一则像样的新闻来？’我们一个个脸红耳赤。”

1957年4月，伏罗西洛夫访问上海，刘少奇主席来迎送。送别了伏老，少奇同志临上汽车前，一眼看到旁边的新华社女记者余辉音，便主动伸手，说：“再见，再见。”余辉音一下愣在那里，旁边的同行见此情景一哄而上，争相与少奇同志握手，少奇同志一边握手一边说：“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第二天，《解放日报》记者为此专发了一则新闻，《文汇报》却没有。深深自责之余，参与采访的副主任全一毛提出，能不能设法补救？大家立刻议论纷纷，议出了一篇日记形式的“采访笔记”《刘少奇同志印象片段》，刊登在次日《文汇报》第一版。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邵嘉陵专门就此事，给北京《新闻实践》写了一篇反映上海新闻界友好竞争的文章，称赞《文汇报》“扳回一局”。

后来，上海市文化局长陈虞孙调到《文汇报》主持笔政。陈虞孙学识修养很深，要求报纸编辑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要求报纸办得议论风生。为帮助编辑记者学文史，他办起学习班，请朱光潜先生讲美学，夏承焘先生讲词，荀慧生先生讲京剧，赵景深先生讲戏曲史……文教界名流的专题或无题座谈会更是一个接一个。编辑部里名家进进出出，报纸上则是各类问题讨论层出不穷，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大活跃了学术空气，一扫“反右”带来的压抑沉闷局面，报纸在知识分子中显示了魅力。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文件表扬，当时的《解放日报》总编辑说《文汇报》“又考了一个状元”。

在文汇报社，张煦棠的第一个老师、领导是人称“社会大学校长”的郑心永。“社会大学”当时堪称最有影响的副刊之一，吸引了一批中青年学者、教师。常常在傍晚时分，他跟郑心永赴大学宿舍区，在路边买只烘山芋吃了，跨进教授家门，等主人用完餐就约稿。也常常邀请作者来报社座谈，会后一起吃北京东路青年饭店订的盖浇饭。《文汇报》老报人与作者，就是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中国作家协会曾经提倡作家与青年同志合作，写重大事件。断肢再植成功这桩具有国际影响的新闻，振奋了上海的作家。上海作协派出巴金、魏金枝、茹志鹃、施燕平来写这件大事。作家们比较了上海两大报有关此事的通讯报道，选择与《文汇报》合作。张煦棠应邀到作协，向作家们详尽介绍情况，又带他们去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分头采访，然后分头写作，他写了4500字，最后由巴金修改、定稿。这就是刊载于1963年9月号《上海文学》上的报告文学《手》。这篇报告文学以后多次入选报告文学选集，日本还翻译出版了单行本。

1980年，全国科协开全会，张煦棠奉命进京采访。一天，大会发言，他听钱学森大谈科学家要进入文艺殿堂，觉得很有意思，就想深入采访。按规定，会议记者不能贸然采访与会者。可他不管，从大会秘书处查到房间号，就去等在那里，一看到钱学森，马上跟进自报家门。正好《文汇报》刚发表过钱学森谈系统工程的文章，采访顺利进行，独家新闻见报后反响特别好。

卸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后，张煦棠被派去当《新闻报》总编辑，他提出要把《新闻报》办成“中国的《读卖新闻》”的豪言。

《新闻报》曾是与《申报》齐名的上海最老的报纸。1990年7月3日出版的第一期新的《新闻报》就“告读者”，这是上海独有的经济报纸，也是华东地区、中国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报纸，完全面向市场。报纸推出了全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版面，挂出股票排价，引起了国际轰动，外电报道说，在中国大陆消失40年的证券又回来了。当时的美国驻沪代总领事要访问新闻报社，在乍浦路租的办公室太破落了，只好借文汇报社新大楼的外宾接待室迎接美国客人。报社很快又办起“证券学习班”，这个班被昵称为“黄埔一期”，还真培养出了不少股评家呢！后来，又推出第一个“房地产市场”“文化经济市场”“期货市场”。小小一张报纸，拥有了四个大市场！还连续推出三大典型人物报道，整版发表市经委关于国营、集体经济何去何从的调查报告，总编辑都配发“编者按”。那一阵，邮局里连一张破损的《新闻报》也被抢走了！

“那时候，的确有一种雄心壮志。”张煦棠回忆，“在《新闻报》的三年半，我‘为所欲为’，干得最开心了！报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赢得了相当大的无形资产。”终于有一天，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主要报纸总编辑季度座谈会上，朱镕基市长问：“为什么《新闻报》总编没来？”《新闻报》从此进入市领导的视野。

1993年，美国交响乐团来沪，在体育馆临时搭的台上演出。读者投书《新闻报》说，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连个像样的音乐厅都没有。报社马上在浦东新区组织了一场座谈会，邀请黄贻钧、谭抒真、周小燕等音乐家出席，住在医院里的贺绿汀先生也写来条子表示关心。大热天，会议室里冷气开足，但会还是开得热气腾腾。在一张浦东地图上，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划了个范围，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造一座音乐厅。报纸整版报道了座谈会，总编辑又配发“编者按”。1995年，东方艺术中心就立项了。这成了新闻报社最有成就感的事。